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225 评论：0

1946年四五月间，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孟琇焘亲自领导和发动福州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省福中等几个主要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成立了全市性的读书会组织，吸收具有爱国民主倾向的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通过阅读当时在上海、香港等地尚能公开发行的《文萃》《周报》《群众》等刊物，分析时局，宣传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开展对时事的研究和讨论。这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时局很快发生了巨变。1946年6月，国民党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国民党军队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万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解放战争开始，国共矛盾更加激烈。
 这种情况下，1946年7月24日，中共闽江工委在闽侯县螺洲镇沙洲村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了三个月以来的工作，进一步部署巩固福州、发展外县的方针。会议历时三昼夜，孟琇焘与庄征、李铁、林白、何友于、曾焕乾、林立、张聪敏、孙道华、吴东烈、陈清官、黄猷、陈学仕、陈秋藩等17人参加。庄征在会上作了题为《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巩固党、提高党》和《关于英雄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干部党员“毁家纾党”，争做“据点英雄”“经济英雄”“武装英雄”“培英英雄”，提出“人人争英雄，个个成英雄”的口号。会后，闽江工委各骨干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由于从延安南下的蔡坚请求曾镜冰帮助他派一些党员到台湾开展工作，于是，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孟琇焘被派往台湾发展组织。
 孟琇焘前往台湾时，张聪敏住在福州市郊太平山。张聪敏与孟琇焘二人既是夫妻，也是革命同志。张聪敏在党内的工作就是保管文件、抄写文件。孟琇焘那一段时间经常出去，但去何地并不告诉她。张聪敏主内，经常在家。据她自己回忆，由于福州很多人都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因此她很少抛头露面。
 其时，胡允恭已应国民党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邀请前去台湾。早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收回台湾，陈仪出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多次向故交胡允恭发出赴台任职的邀请。胡允恭向孟琇焘汇报思想时谈及此事，孟琇焘表示同意，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共福建省委。1946年初，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恢复了胡允恭的党籍，4月，他便奉命来到了台湾。到台湾之后，陈仪委任他为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发给特别通行证。而中共闽江工委则任命胡允恭为驻台“掩权特派员”，让其隐蔽在陈仪身边工作。
 孟琇焘前去台湾后，就住在胡允恭的家里。这期间，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初，孟琇焘在台湾秘密发展了个别党员，并做了许多争取、团结陈仪的工作，为后来策反陈仪打下了基础。
 原先台湾并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孟琇焘去后，在台湾好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但因为刚刚建立，人不多，又没有武装，所以不敢过于公开活动。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孟琇焘在台湾发展的关系，大都积极地参加了反对蒋介石暴政的斗争。
 当年，陈仪到了台湾后，虽然知道吏治不规，用人不当，但为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终于逼至人民起义。
 那是在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警员在台北误伤烟贩，引起群情激愤。第二天，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因而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见势不妙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二十一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于是，这场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遂告失败。
 事变后，台北市民众曾于3月2日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然而，蒋介石派来的军队对此全然不顾，在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取缔。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之后，于1947年4月24日，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新的台湾省政府主席。
 这场事件中，除台北市民、台湾各地民众、原住民参加外，部分地区共产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发动示威群众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召集400余名青年、学生，正式编成“二七部队”，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坚持斗争十余天。嘉义地区还有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1946年下半年，闽江工委还曾派陆集圣到台湾，通过各种关系，在一家杂志社任总编辑，兼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陆集圣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出入一些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工厂学校，接触了许多上层人物和学生，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在这之前，徐兴祖等也曾经到台湾去开展工作、发展组织。
 就这样，在孟琇焘等人的努力下，台湾各地的共产党员队伍逐渐扩大，地下党组织带领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展开了不懈的斗争。直至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派去的人员均撤回内地，台湾的共产党组织这才停止了活动。
 在那段时间里，孟琇焘经常往来于福州和台湾。如今，我们从张熒的回忆中，也仍然可以窥见孟琇焘对革命工作的那份激情。
 据张熒回忆，1946年1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他正在台湾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位于台北市)门诊部候诊，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对方眯着一双笑眼，向他伸出手来。他定睛一看，正是孟琇焘。张熒高兴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他，问道：“什么时候来的?”
 孟琇焘答：“昨天从福州来。”
 “到我家去。”张熒说着，便拉着他往外走。
 出了大门，张熒才看见孟琇焘穿着一套咖啡色的毛料西服，手提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活像一个公务员。
 回到家里，张熒向孟琇焘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对东北长春、四平等地我军部队的撤退表示关切和忧心。孟琇焘一向站得高，看得远，胸有成竹地告诉他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为了积蓄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一举而歼灭之，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随后，孟琇焘与张熒又聊起台湾的情况。张熒告诉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接管台湾以后，承袭了日本统治者的衣钵，对台湾人民采取了高压政策，引起台湾人民的普遍愤恨和反抗。最近，又听说国民党准备把驻守台湾两个军的兵力全部调去打内战。孟琇焘听后，笑了笑，说：“蒋介石打内战是自掘坟墓。”
 中午，张熒留孟琇焘在家吃饭，得知他还没有找到安全的住处，便介绍他到北投(位于台北北部)儿童保育院张士英处住下。当时，张熒听孟琇焘说，他是为筹集党的经费来台湾的，过年之后还会来。但过完年后，张熒并没再见到孟琇焘。
 在张熒看来，他和孟琇焘相处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们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所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是深厚的。张熒说：“孟起(即孟琇焘)是党的好儿子，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熒也许并不知晓，1946年秋，孟琇焘从台湾回到福州，写了一份调查材料，提出调查在台湾敌人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荩民等人的政治情况。回福州后，孟琇焘认识到发展敌后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随即便派家在农村的福州第二市委委员林元照回乡，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那是在1946年2月，中共福州第二市委在福建学院大力发展党员后，建立了中共福建学院特别支部，杨良言任书记，组织委员是陆集圣，而林元照任宣传委员。林元照回到位于闽侯长乐边界的黄石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相继发展了长乐、黄石、东屿、枕峰等几个乡的党组织，并在这年年底成立了武工队，这是中共闽江工委系统最早成立的一支武装。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47年初，这支以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就已经发展到了百余人，并进入闽侯的七里、蓝圃一带活动。
 而在1946年秋冬，当时林文学在私营企业农林公司任记账员，孟琇焘就选定农林公司作为他的交通点，并建立直属支部。
 张熒与孟琇焘在台湾相处的日子尽管短暂，但孟琇焘在张熒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孟琇焘平日穿黄卡其中山装，戴一顶半新礼帽，外表朴素，平易近人，深受支部其他同志的爱戴。他以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向这些同志讲哲学问题，当他讲“矛盾”^①时，他说：“我们又要为党工作，又不能暴露我们是共产党，这就叫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呢? 把蒋介石打倒了，矛盾就解决了。”他进一步说：“蒋介石是个暴君，不要看他有那么多‘中央军’‘宪兵队’‘警察局’，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他怕我们怕得要死，这就叫本质。”当他解释“真理”时，他说：“为什么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因为我们心中只有党、党的事业，再没有什么别的了，一般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本事，特殊就在这里，这也叫做真理。”
 孟琇焘根据基层党员的理解能力，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这一个个的哲学问题，使新党员们坚定了与国民党斗争的决心。后来，“米变”事件发生后，地下党员吴若华被捕，又是被灌辣椒水，又是坐老虎凳，始终没有出卖同志，这与孟琇焘平时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也是在1946年秋^②，领导福建党组织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抗战斗争的曾镜冰，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福建地区党的工作。在枣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先后亲切接见了他，并听取了他对福建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对福建党组织和福建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曾镜冰在延安汇报工作并接受了新的任务之后，回到福州。1946年11月，他由庄征陪同，来到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南平巨口乡黄连村(坡)，参加中共福建省代表会议。^③ 在会上，曾镜冰传达了中共七大精神和中央领导的指示。会议也总结了福建党组织九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开展东南各省的工作，恢复浙江、江西党组织的指示，会议决定改中共福建省委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会议还进一步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城市为农村服务的方针，并高度评价城市工作取得的成绩。
 省委书记曾镜冰在会上高度评价中共闽江工委，他说：“闽江工委成立不到一年半时间，不仅发展了城市工作，而且发展了农村工作、武装工作，不仅发展了本省工作，而且发展了台湾等省工作。”由于中共闽江工委工作发展得很快，会议认为其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要加强城市工作和建立城市工作部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闽江工委，成立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庄征为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琇焘、林白、杨申生为委员，孟琇焘还和李铁一起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庄征为省委委员。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并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市工作部。其中，闽浙赣边党组织及城市工作归中央上海局领导

 这些关于孟琇焘活动的文字记载，主要是根据林萱治的记忆、访谈整理形成的。从1944年春季至1946年秋天，孟琇焘的学生林萱治在永泰、福州活动时，其老师孟琇焘又恰巧成为直接领导他的上级。当年，林萱治是由王一平介绍，于1940年3月入党的，当时的支部书记为庄征。其后的日子里，孟琇焘未离开沙县前，林萱治与孟琇焘都保持着联系。在林萱治生活困难时，孟琇焘曾给林萱治寄款接济。孟琇焘到福安后，林萱治也曾到福安活动过一段时间。由于他们之间原本就保持着良好的师生情谊，再经过这一时期的朝夕相处，更加深了林萱治对孟琇焘的思想、性格与言行的了解。通过老师的引见，林萱治认识了孟琇焘在永泰和福州两地党内外的主要关系人。因此，许多有关孟琇焘的情况和事实，他都是亲见亲闻。后来，在解放初期和“文革”后，林萱治曾数次访问孟琇焘生前的好友林浩藩、林勋贻、高大雪等人，并听取孟琇焘在武夷山干校学习班时的同学张新民，以及张聪敏、林元照、庄劲等同志的口头讲述，或参照文字记载，写下了一些有关孟琇焘的珍贵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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