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急电密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对闽省共党组织及其武装“即希分别负责彻底清剿”，并在建阳设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派陈式正充任中将指挥官。陈式正一上任就在建阳召开三省边区绥靖会议，制订第一期“清剿”计划，将闽浙赣三省边区划分为五个绥靖分区，福建的崇安、浦城、建阳、邵武、松溪、政和、建瓯、屏南、水吉、古田等十县划为第一绥靖区，确定以福建崇安和浙江瑞平为第一期“清剿”重点。

1941年4月20日，日军侵占国民党福建省政府

中共福建省委沉着冷静，坚决按照中央及东南局的指示精神，“避免武装冲突”，在国民党军队发动大举军事围攻前，将省委机关人员和武装分五路分散，进行隐蔽活动：省委特务队参谋长周觉华带领一部分武装转移到邵(武)顺(昌)建(阳)边区活动;省委委员俞雅鹿带领省委马列主义研究班和通讯队撤到崇安浆溪大山中隐蔽;省委民运部长汪林兴带领机关部分人员及武装在崇安岭头一带隐蔽;省委青年部长王文波率工作团到崇安洋庄、桐木关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隐蔽基地;省委书记曾镜冰和宣传部长王助带领少数警卫人员坚持在崇安村头、长涧源一带活动，指导各地反“清剿”斗争。同时，省委派军事部长左丰美带两个武装班到闽东，充实加强闽东自卫武装力量，并实行武装隐蔽。

1941年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下，中共福建地方组织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图为平和县山内碧野堡建立垦荒公司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新四军北上后，福建党组织就曾在辖区各地设立过秘密交通网和联络站。1939年春，福建沿海战事吃紧，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入侵，将沿海一线公路破坏殆尽，汽车工人大部分撤到山区内地。于是，省委就在原有的交通网的基础上，建立以汽车工人为主的地下交通线，由中共闽江工委职工部长粘文华和省委委员苏华负责。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闽北、闽中交通线上，在汽车工人中秘密宣传党的主张，广交朋友，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先后在南平、建阳、邵武、三元、永安等公路线设立了数十个秘密联络、交通站点。有数十位汽车工人都成为党的可靠交通员。

省委在撤退城市红干部的同时，以及在之后的隐蔽斗争中，又进一步加强秘密交通线的建设。负责同志利用行车之便，采取各种灵活、巧妙的方法，为省委及各级党组织传递许多重要情报与指示，及时沟通了城乡组织联系，并安全地护送了省委领导和城市党的干部的往来，同时为省委机关购买并运送了一批又一批粮食、日常生活学习用品及武器，为隐蔽组织、开展反顽自卫斗争作出了较大贡献。

当时，皖南事变后的国统区陷入白色恐怖中，特务到处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反共气焰达到顶峰。闽浙赣省委在邵武设立交通站，目的是为往来于省委的同志提供生活上的方便、掩护他们的活动。1940年秋，闽浙赣省委派张熒负责邵武交通站的工作。

这年冬天里的一天，站里来了一位政府官员模样的陌生人，自称老孟。由于能对上联络暗号，张熒知晓他是自己人，于是亲热地招呼他和随行人员。后来在山上几次见面后，张熒方知道他叫孟起，即孟琇焘。在张熒的印象中，孟琇焘中等身材，约莫30岁左右的年纪，微黑的方脸，浓眉厚唇，说话时眯起一双会笑的眼睛，慢条斯理地，带着很重的福州腔，给人以诚恳朴实的印象。他们以福州话交流当时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时，孟琇焘说：“我们党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活动，我们就坚决斗争，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孟琇焘与张熒第一次见面，就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诚恳待人的态度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初，当顽军发动大举进攻时，福建省委机关已撤离崇安岭头，经温林关、五府岗、坪溪仔转移到上饶县禹溪乡金竹排村，避免遭受破坏。而掩蔽在崇安浆溪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和通讯队，由于领队人麻痹大意，缺乏警惕性，结果遭到顽军袭击，研究班教育长卢懋榘、赣东工委委员简秋容等六人被捕，英勇就义。

国民党顽固派在重点围攻崇安的同时，调福建保安第六团围攻建(瓯)松(溪)政(和)地区，并以江西保安第一团设防于崇安左翼之铅山县陈坊。1941年2月8日，国民党福建省第一区保安司令部在福安召开“福宁属五县清剿会议”，确定即日起至3月31日对福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5个县和周墩、柘洋2个特区发动“全面清剿”，闽东地区也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许多党组织领导人惨遭杀害，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变节分子，党领导的游击队处境十分艰难。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根据省委的指示，中共闽东特委决定避其锋芒，由左丰美、王一平率领特委机关教导队50余人和闽东部分干部撤离闽东，向寿宁、政和边界转移，配合建松政地区游击武装，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并实行武装隐蔽。

5月起，为期三个月的第二期“清剿”开始。闽浙赣边区的党组织和自卫武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了“躲击战术”，以躲为主，以击为辅，使“进剿”的顽军捉摸不到，既打击了极反动的少数武装，又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1941年6月底，孟琇焘跟随福建省委机关与自卫武装转移到邵武县二都乡大山村。

但紧接着，从1941年8月起，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又开始为期六个月的第三期“清剿”。这一次，他们改变策略，采取据点合围式，在要冲地带及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经常活动的区域扼要配置兵力，还组织化装便衣队，对各“清剿点”封锁物资，纵横搜索，各个堵击，“清剿”重心放在“整个破坏”中共地方组织与“全部消灭其潜伏溃散之党羽”，对中共福建地方各级组织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在紧要关头，中共福建省委收到了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7月7日的重要指示，指示中要求福建省委“要坚决执行中央历次指示的精简短小与积蓄力量及隐蔽政策的指示”，“应坚决而且迅速的撤退红干部，撤退的方向是沦陷区、军队民团土匪中、基本地区、新四军活动区域，还应着重地派遣到沦陷区军队中与基本地区去工作”。华中局也指示福建省委“要武装实行隐蔽精干，如隐蔽不了就转移，转移不了就打，如打不了或转移不了还是隐蔽”，并指示：只要不被顽军消灭就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于是，孟琇焘继续跟随福建省委机关辗转转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顽军反动派作斗争。在转移过程中，每到一处，孟琇焘就立即在驻地开展工作，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方针。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播撒着革命的火种。

1941年10月，为总结一年斗争经验教训，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重要指示，中共福建省委在建阳县界首乡牛栏前村召开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成功地把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同福建斗争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及时摸索到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武装退却”的策略思想，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更大规模的“清剿”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史称“牛栏前会议”。

后来，国民党顽固派又对闽浙赣边区发动了第四、第五期“清剿”，直至1943年2月至7月的第六次“清剿”，都没有能够消灭福建党组织领导的自卫武装，更没能破坏中共福建省委组织，“清剿”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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