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县，古名沙阳，简称虬，位于福建省中部偏北，闽江支流沙溪下游，武夷山脉与戴云山脉之间。境内山脉纵横，丘陵起伏，山间小盆地错落其间，地形复杂，自古为闽西北重要商品集散地，历史上中原南迁移民的著名客家历史文化之乡。
李威是林浩藩在福建教育厅的一个同事，李威当时在沙县福建省立医学院担任相当于中层领导的职务。李威也曾是孟琇焘在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教育班受训时的老师。孟琇焘到沙县福建省立医学院任职，也是因为他想要在大专学校开展工作，因而由李威介绍到医学院当干事，具体的职务是院长办公室书记。①
1930年代的沙县
孟琇焘在沙县时，开始初步显露出他掩护自己的本领。据张聪敏回忆，当时，沙县医学院的院长是侯宗濂，李威是他的办公室秘书，是个国民党特务。孟琇焘故意在房间里摆放黄色小说，表面佯装不关心政治，常与同事一起出去喝一点酒，很少直接与学生往来，他表现得机警、镇静，因此从未被李威怀疑。
在庄劲年为福州市卫生防疫站技师的记忆里孟琇焘外表平常，不大讲话，也是常常默默地在办公室里写文稿办公事。在庄子长(1970年代任福建省人民医院医师)、姚明珠、林建坤、庄劲、孟琇焘五个人的党小组里，孟琇焘最沉默寡言，他表现得温文尔雅，讲话轻声细语，很少出头露面，人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后来，党小组又发展了刘景业(1970年代任福建省卫生学校副主任)、陈学存、薛仁民、葛林宇等人。1940年，南平中心县委指示他们成立一个支部(即医专支部)，由孟琇焘担任支部书记。
据庄劲回忆约在夏季南平中心县委派交通员刘文辉同志来通知，要我们成立支部，由孟领导，叫我们与孟联系”，之后，“孟起(孟琇焘的化名)与我们多在涡江走二至三里路，在树林中的一个小白庙开会，开会不多。每次他传达上级指示及国内外革命形势，指导我们如何工作。”
支部成立前后，孟琇焘等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师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势力。
这期间，孟琇焘开始显示出不一般的领导才能，他主要领导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其一，组织工作上，发展了李光恒、张崑、顾毓珍(女)、曾亚卿(女)等同学入党，那时主要通过交通员刘文辉(即刘捷生)传达上级同意发展他们进组织的答复，并没有什么手续。还与省立福州中学(福中)的几个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在慎重发展组织的同时，还秘密学习党内文件，孟琇焘带领地下党员通过进步同学掩护，传阅党的文件、传单、小报等。
其二，组织由地下党控制的剧团，演出多场抗日独幕话剧，也演过少数多幕戏。当年，由谷剑尘、曾也鲁率领的十余人的第二抗敌戏剧巡回队，从重庆来到沙县。由孟琇焘等人组织的剧团就由他们导演、指导，在校内掀起了表演抗日话剧的高潮，剧团曾在街头、校内公演多场。演员有王淮、徐洗繁等，都与医专支部成员建立了密切友好的联系。每次演出后，都会有热血青年受到感染，走向抗日战场。
其三，揭露特务学生的密报活动及反对迫害进步学生。孟琇焘利用在办公室工作的便利，留心向李威汇报的人员与事件，为在群众中及时揭露他们的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一些经常跟踪进步同学的特务学生，如陈垂昌、林良啟、陈伯卢等被揭发，他们在群众中名声很臭，为群众唾弃。
其四掀起反对无良教官迫害打骂同学的运动伸张民主风气抑制教官的反动气焰。训导处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如陈心铨、翁贤诲、游毓俊等，后来又勒令这些进步学生转学，即变相开除了顾毓珍、曾亚卿、许世熙、陈学存等人，引起同学们对学校反动当局无比的愤怒。借此机会，孟琇焘领导的支部组织学生多次掀起向校方抗议的活动。
其五，利用李威在校外创办的“抗建室”宣传抗日救亡。这个“抗建室”由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骨干陈金德领导。“抗建室”地处街上一处房屋，里面摆上报纸、杂志，孟琇焘便派会写文章又会宣传的人员打入内部，表面上是做国民党的报纸通讯工作，实际上是利用他们的阵地出版一个小报，刊登抗日救亡的文章和为穷苦百姓发声的文章，也刊登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和知识等。小报散发到社会上和校内，起到一定的组织群众和扩大宣传的作用。后因太过张扬，被学校停刊。
孟琇焘还在校内主编了一个全校性的刊物，内容主要是宣传民主、抗日、救国等，庄劲曾经投过稿。据庄劲回忆，孟琇焘的宣传方法很隐蔽，表面上看，那种刊物不一定是宣传抗日的进步内容，但有几篇夹杂在里面，总能起到进步宣传的作用。为了不暴露，孟琇焘十分注意斗争策略，用词与语气比较温和。有一次，庄劲写了一篇言辞较为激烈的文章，孟琇焘就建议他回去稍加修改，并对他说，如果按原文刊登，这种文章一出来，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注意到，对组织和他自己都不利。庄劲接受了批评教育，认识和改正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左派”幼稚病。
孟琇焘给同志们做思想工作时，总是耐心细致、笑容可亲，逐步引导同志们认识真理。他从不发火，很少与别人争吵。他很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常常讲要联系群众，培养并团结进步同学。不久，医专支部扩大为“沙县工委”，范围扩大到省福中及其他小学(赤硃小学教员也包括在内)，孟琇焘仍为书记。至此，内迁沙县的医学院、省立福州中学等校的党的工作和学生进步活动有了统一领导。
就在这时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新情况使得孟琇焘开展工作更为艰难。如果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是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的话，那么到了国民党五届六中、七中全会之后，其对共方针则已逐步转变为军事进攻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
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向闽西革命支点、闽南各地及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北、闽东、闽中等地发动武装进攻。1940年10月3日，国民党福建第一行政区督察公署在宁德召开“清剿闽东散匪谈话会”，决定利用晚稻未收成、中共人员给养困难时期，“用政治军事力量双管齐下实施‘清剿’”，由省保安一团协同各县保安队，分五个区域，向宁德、福安、周墩、寿宁、福鼎、罗源、古田、闽侯边境及霞浦、柘洋内地发动全面“清剿”活动，同时在各县区张贴布告，重金悬赏通缉中共闽东地方组织领导人左丰美、罗富弟、江涛、丁进朝等人。10月9日，闽东特委书记罗富弟、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等四人即在宁德被捕杀害。从此，闽东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万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前，福建党组织在中央的指导下，已经对党的群众工作方针、活动方式和工作作风实行了逐步转变。孟琇焘他们遵照福建省委的指示，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期间那种轰轰烈烈的方式转为各单位内部的群众工作，以便主要利用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实行隐蔽发展、争取人心、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1940年5月，接到中央《关于坚决撤退红干部和坚决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后，中共福建省委加紧撤退城市红干部工作，先后将闽江工委书记陈公生、工委委员黄扆禹、王一平及主办《现代青年》的卢懋榘等人，从南平、永安调往崇安村头省委机关。
1940年秋天，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孟琇焘与辜仲钊、赵涌、蔡翔云、张羽等一大批城市干部，开始奉命从泉州、长乐、沙县、南平、永安等地撤退，加强省委机关和闽北农村基本地区工作，舒诚、何素清、蒋伯铭等一批党员干部调往新四军工作。同年底迁驻南平的新四军办事处撤销，办事处人员也全部撤往省委机关。
当上级指示城市基本党员骨干要撤退崇安(今武夷山市)根据地后，孟琇焘在小白庙向党员们传达了上级指示，并研究撤退的线路，最后决定利用1940年寒假，孟琇焘与庄子长、庄劲、姚明珠、林建坤等回家同学一起坐汽车走，以作掩护。校中地下工作交刘景业负责，工作暂时进入隐蔽阶段。
孟琇焘等人先到了南平，住在革命群众叶树源家。之后，第一批回家的庄子长、林建坤、姚明珠三人刚到崇安车站，即被特务王彬注意到，不幸在进四渡桥前被捕，囚入谍报股。
孟琇焘与庄劲第二批走，乘汽车经南平到建阳县，由庄征带路经山路到浦城。孟琇焘与庄劲一面躲避敌人的耳目，一面挨饿赶路，一路跋山涉水、风尘仆仆，步行了一个星期，到达崇安长坑原党员招待所。一路上，孟琇焘全然不怕劳累，不惧艰辛，他对革命总是充满必胜的信心，对困难险阻具有顽强的斗争意志。
孟琇焘与庄劲到达招待所时，正是那年的除夕前夜。那儿有一个烤香菇的棚，各地上山的青年男女党员，在燃烧的篝火前纵情歌唱抗日歌曲。孟琇焘与庄劲也投入到这欢乐的海洋之中，觉得自己更加年轻了。大家还做起了集体游戏。随后，省委王助同志向大家作了形势报告，省委汪林兴同志也与他们见面。第二天，孟琇焘和庄劲就按照省委的指示，化整为零，分手告别，各奔自己的目的地，准备迎战国民党的“大围剿”。
就在这时，孟琇焘家中发生了变故，他的老母亲去世了。原来，在孟琇焘起初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时，家中尚有弟弟照顾老母亲。但后来，弟弟在抗战前夕，被国民党抽去当了壮丁。没有弟弟陪伴、照顾母亲，又加之近来孟琇焘因工作而奔走四方，无法照顾患有胃病、不能食杂粮的母亲，导致母亲在1941年春，即日寇第一次侵占福州时，因没粮食吃而活活饿死。孟琇焘从小就挣扎在饥饿线上，不仅对贫苦人民富有强烈的同情心，而且养成了一种坚毅不屈的性格。家庭遭此巨变，非但没有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更坚强独立，坚韧不拔。林浩藩曾回忆说，孟琇焘因身份暴露，与几个学生逃离沙县后，先在闽北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闽东，通过林浩藩的胞弟林心熙的关系，在省银行宁德办事处住过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