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22岁的孟琇焘带着母亲辛苦筹借的一点盘缠，踏上了外出谋生之路。他先到闽北，后到南昌，均未能找到工作。正在山穷水尽之时，上海的族兄(一说堂兄)孟琇棠来信，请他到家中当家庭教师，真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孟琇焘历尽艰辛终于赶到上海时，身上仅剩下两元钱。他在孟琇棠家住下，开始教侄儿读书。

孟琇棠是清末举人，书法造诣很深，此时任职于海军江南造船所，为秘书课课长。经他介绍，孟琇焘到江南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员，教授自然、地理等课程。在这里，孟琇焘认识了共产党员、教员高今。高今是福州东门外人，因同乡关系，孟琇焘与其常有往来。

江南造船所，后称江南造船厂，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总局，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

1905年3月，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实行“局坞分家”，造船业务被正式划分出来。江南制造局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江南船坞专营造船。从1905年至1911年的六年间，江南船坞造船已达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而且所造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1918年，江南造船所曾为美国建造了4艘排水量达14750吨的远洋运输舰，为当时远东建造的最大吨位舰船，足见其造船能力在迅速成长。

也许正是得益于其造船能力的增长，江南造船所的企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扩大。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江南造船所开始重视对工人及其子女的教育。1928年江南造船所设立了工人子弟学校，1929年该校学生已达356人，位居上海24所工人子弟学校第二，第一为英美烟草工人子弟学校，学生人数560人。^①

孟琇焘在上海江南造船所附设的工人子弟小学当教员时，林萱治正好是该子弟学校的学生，他后来经孟琇焘介绍进入私立剑津中学学习。据后来在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林萱治回忆，当时出资帮助他读书的是叔父林惠平，时任中国海军练习舰队轮机长，被派到江南造船所担任海军新舰监造官。孟琇焘在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时，是林萱治的地理课教员，因他从小爱好新文学，孟老师便经常跟他一起谈论五四运动前后提倡的新诗歌。林萱治还曾见过孟琇焘的族兄孟琇棠先生。而此时，孟琇焘在福州典当业店员工会时认识的林浩藩也正好从上海大夏大学肄业。那时，他们便经常互相来往。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日益加深。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得寸进尺，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大批侵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6月，迫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和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内容包括：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在察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等等。自此，中国在冀察二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10月，日军策动河北香河县的汉奸、流氓举行暴动，发表“自治宣言”。11月，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的20多县随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不仅如此，日军还不断将侵略范围向内蒙、平津地区扩张，而南京国民政府却顽固地执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步步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对人民的镇压。孟琇焘与林浩藩在一起交流时，常常流露出对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断退让的无比愤慨。

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哪里? 谁才能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之中呢?孟琇焘与林浩藩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从山沟沟里勃发起来的红色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原来，早在林浩藩念师范学校时，他就同一个叫陈葆光的中共党员同一宿舍，朝夕相处，因此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在上海大夏大学念书时，林浩藩于上海证券业小学兼职教书工作，又曾介绍地下党员杜星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到该校任教，从此二人交往甚密，更使得林浩藩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如今，在和孟琇焘的频繁往来中，由于二人是福州时的老相识，互相信任，无话不说，因而在纵论时局时，彼此毫无顾忌，心扉大开。就这样，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林浩藩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同样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孟琇焘。

在孟琇焘和林浩藩对时局发展的殷切目光中，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于1935年11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也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和镇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游行很快扩散到其他城市，广州、天津、南京等无一例外。12月19日，上海数千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孟琇焘也走上街头，参加了上海人民支援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

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孟琇焘也正是在这股潮流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而远在上海，在江南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中，孟琇焘和福州籍教员、共产党员高今并肩作战，不断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努力提高学生的爱国觉悟。

①数据来源：《上海工人子弟学校一览表(十八年分)》;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50页，大北印书局，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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