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铁蹄踏向卢沟桥，全民族抗日战争随即爆发。这时，身处日本的郭沫若心系祖国，于是“抛妻弃子”，排除万难，从海上回国，参加抗战。回到上海后，上海学生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邀请郭沫若演讲。会上，郭沫若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孟琇焘前去参会，听完郭沫若的发言后他热血沸腾，会后请求郭沫若为他题词。在郭沫若的鼓舞下，孟琇焘决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青年孟琇焘

郭沫若一回国，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8月2日，在出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为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外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为之动容，孟琇焘更是激动万分。

孟琇焘素来爱好文学，他深知，郭沫若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1年就发表新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后来投笔从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北伐军中有很大的影响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郭沫若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好，但他本人却因此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孟琇焘想到，如今，郭沫若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开个人恩怨，回国参加抗战，自己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难道不应该像其那样，以国家利益为重，将个人利益抛在一边，与同胞们同仇敌忾，共同拯救这个苦难的国家和民族吗? 他决心像郭沫若先生一样，站上讲台，走上街头，以充满激情的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正像孟琇焘看到的郭沫若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抗战时期，郭沫若从海外归来投身抗日救亡，期间做了百余次精彩的演讲，他的演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让广大同胞感同身受，再加其个人很高的社会声望，因此演讲赢得广泛的响应，为抗战宣传动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郭沫若欢迎会回来，孟琇焘就对林浩藩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欢迎群众1万多人! 郭老讲话非常有力，他紧握着拳头，高喊：抗战! 抗战! 抗战! 非常鼓舞人心。”

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孟琇焘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会的工作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即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到庐山，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孟琇焘得知这一消息后，长长地舒了口气。在孟琇焘看来，国共长达十年的恩怨暂时化解了，开始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侵略者，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中国有救了!

然而不久后，战局的发展又让孟琇焘忧心忡忡。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后，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战局对中国方面极为不利，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随即向南京进发。

孟琇焘满心苦楚。上海沦陷了，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解散了，看来他又得另寻他处去谋生，为宣传抗战而努力了。只是，哪里才是他可以去宣传革命的地方呢? 他想到了家乡福州。

也是在上海战事紧张之时，孟琇焘就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搜集有关家乡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家乡革命形势的信息。他了解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1937年8月25日，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此时，位于福州的红军游击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改编中。福州的文化界也都行动起来，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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