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孟琇焘返回福州，在林浩藩的帮助下，考入“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教育班”(一说义务教员班)。这个训练所由福建省主席陈仪①在三元县举办，并亲自任所长，目的是推广福建省的义务教育。
抗战前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
林浩藩回福州比孟琇焘要早一些。他1937年7月回到福建，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担任福州大庙山中学校长。11月，他见到返回福州的孟琇焘时，孟琇焘讲到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岗位，以掩护地下革命活动，请求林浩藩想办法帮帮忙。这时，恰逢福建省教育厅在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要训练各县义务教育科员，林浩藩便推荐孟琇焘参加。林浩藩帮他开了个证明，证明孟琇焘是大庙山中学教员，以此身份，孟琇焘报考了教育班。经过为期几个月的短期训练，孟琇焘结业后，被分配至南平县政府教育科任督学科员，主编《教育月刊》。
南平，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闽北”，东北与浙江省相邻，西北与江西省接壤，东南与现福建宁德市交界，西南与三明市毗连，面积约占福建省的五分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福建省委曾几度驻在此地，这里被誉为“红旗不倒”的红土地。
据林浩藩回忆孟琇焘是主动要求到南平去的因为南平地处交通要冲，是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他希望在南平县政府任职。于是，林浩藩又通过熟人找关系，帮他找南平的工作。当时，南平县政府教育科的科长何孝铭(后福州第十三中学退休)是林勋贻(林浩藩的同学，也是孟琇焘的好友)师范时的同班好友。有了这层关系，孟琇焘的愿望得以实现，顺利进入南平县政府教育科工作。孟琇焘去南平当科员时，林勋贻又将他介绍给何孝铭，并托何孝铭多加关照。就这样，孟琇焘随即与同事何孝铭也交上朋友。这是孟琇焘在南平开展革命活动的开端。
孟琇焘在南平期间，爱好进步文学，对鲁迅的作品尤其欣赏，他常吟诵“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以明志。这期间，孟琇焘与表兄卢懋榘相处得很好。在卢懋榘的教育启发下，孟琇焘进一步学习了抗日救亡理论，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等，找到了革命道路。
卢懋榘也是福州市人，他是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后担任中共福州工委所属的青年工委宣传部长、中共闽江工委组织部长、南屿区委书记等职。1940年初到福建临时省委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撰写了大量抗战救亡文章。4月，调任省委马列主义训练班教育长。1941年3月，卢懋榘在掩护战友突围中被捕。在狱中，他宁死不屈，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于1941年8月病逝于三元梅列集中营。
孟琇焘积极投入卢懋榘、陈学英等领导的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卢懋榘很器重他，在1938年冬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让孟琇焘满怀激情投身于其中的福建抗日救亡文化，是在“左联”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进步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其旗帜人物就是鲁迅。1935年，周扬、夏衍等为团结文化界人士，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鲁迅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这两个口号的影响下，孟琇焘的表兄卢懋榘与福州的陈学英、孙克骥、张立等人一起筹划，在《福建民报》上创办了《回声》副刊，向福州文化界发出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广泛联络、加强团结的口号，并发表文章批判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组织)所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观点，大力提倡“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936年，著名的文化人士郁达夫来到福建，他也大力提倡救亡文化，指出“文学是社会上部机构中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一块基石，社会的共通目标，既倾向了完成国防的一点，文学者自然也应该负起他固有的使命”。此后，上海、广州、浙江等地大批文化人士，如许钦文、董秋芳等都先后来到福州，他们会合榕城文化界人士，在福建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发起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10月17日，正式定名“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召开成立大会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协会理事长、原上海“左联”成员郁达夫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提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福州的文化界人士已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笔为武器，英勇地投身于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抗争的革命洪流中去了。
卢懋榘
当时，除福州外，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厦门也开始迅速涌现大量的文艺界抗日救亡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既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又推动了福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因此，孟琇焘回到福州，在卢懋榘的带领下参加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时，福建的文化出版事业兴 旺 繁 荣，盛 况 空 前。那 时，抗日救亡报刊是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 要 的 舆 论 工 具 和 号 角。在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指导下，在福州的卢懋榘、何思贤、王一平等人成立战友社，创 办《战 友》周 刊，把 广大进步人士和知 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 的 周 围。《战 友》始 终 坚持强烈的战斗风格，一直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前后共出了23期，直到新四军驻福州 办事处内迁南平前夕才停刊。
1937年7月25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郁达夫(中)为理事长。不久，改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旨在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福州各界人民抗日游行
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发展，以永安为代表的福建抗战文化活动更应运而起、蓬勃开展。1938年5月，鉴于闽海战事骤紧，沿海岛屿相继沦陷，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决定内迁永安。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的沦陷，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及文化团体也陆续从沿海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内地疏散，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相继云集永安，使永安逐渐成为东南进步文化的中心，涌现了一支庞大的抗日文化新军。在这支抗日文化新军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卢懋榘、邵荃麟、骆何民(即后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骆何民烈士)、羊枣(杨潮)
①等，有蜚声文坛的作家、学者黎烈文、董秋芳、王亚南等，有著名木刻家、翻译家、记者萨一佛、林天兰、郑庭椿等，还有大批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支持抗日文化活动的国民党文化官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抗战时福建省会永安
孟琇焘入党时在南平教育局任科员，这时，南平地区党的主要联系人就是任闽江工委干部的王一平。
王一平(1919—1985)，男，福建省闽侯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闽江工委统战部部长、闽东特派员、基本地区
②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织和领导闽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闽赣边地委书记，闽赣边游击纵队政委，中共闽浙赣省委(区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组织和领导闽北地区游击队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队，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福建作出积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福州市副市长，中共福州市委代书记、书记，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教办主任等职。
孟琇焘于1937年回到福州时，王一平受中共福建省委委派前往南平与陈公生、蔡翔云、庄征取得联系，以加强党对城市工作领导。当时，闽海形势已开始紧张，福建省政治、文化中心逐步内移闽北。于是，孟琇焘到了南平后，就利用政府教育科人员的合法身份和职业方便，广泛联系青年学生，积极宣传抗日，特别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1938年之后，福建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步入了新的阶段。以南平山城为中心的闽北抗日救亡运动，也从城区逐渐向周围县、乡村扩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通过叶挺军长当年的挚友、福建省第二行政督察公署(南平)专员夏明钢的关系，先后介绍共产党员陈公生、王一平到专署机关任职。他们利用这一统战关系和工作之便，逐步把南平城乡的党组织发展起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由于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党的工作不能公开，各方面公开和秘密的联系多在王一平处交接碰头。1938年11月，中共南平特别支部改为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平工委”)。
翌年6月，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迁到南平梅山后师岭以后，工作范围扩展到顺昌、沙县、大田及闽江沿岸，南平工委又改称闽江工委。工委书记仍由陈公生担任。孟琇焘在南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参加了中共南平工委(即闽江工委，后又改为中共闽江特委)的工作，和庄征任书记的中共剑津中学支部密切联系，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庄征，即老赵、赵枫、钱康，1918年生，1936年就读于南平剑津高中，1938年入党，并任剑津中学党支部书记，同年夏任中共南平工委青年部长;次年6月担任中共闽江工委宣传部长，1940年3月任中共闽江特别支部宣传部长兼剑津中学特派员，是年夏曾在省委武夷干校受训。
在闽江工委工作期间，孟琇焘等人利用专署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建立了“精神总动员宣导队”，深入顺昌、沙县、将乐、屏南、尤溪口等地，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面巡视各地党的工作，做出不少成绩，在党内获得好评。
孟琇焘不但自己追求进步，还不遗余力地影响自己身边的人。1939年底，林萱治从福州转学至南平县，经孟琇焘介绍入剑津中学
①学习。在这前后，孟琇焘陆续介绍他阅读进步书籍，多与政治有关，如胡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等。林萱治因受孟琇焘影响，也参加了革命，入党介绍人就是王一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萱治曾任福州市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人。
抗战时期的《保卫福建》词曲
也就是这年冬，卢懋榘接手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现代青年》月刊，之后使该刊办刊宗旨更加明确，紧紧围绕抗日这一中心，宣传青年肩负的历史 使命，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该刊的“青年园地”，先后刊登80多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并举办征文竞赛，对培养文艺新军起过一定作用。卢懋榘还以此为阵地，经常同从福州、南平、闽清等地来到永安的共产党员保持单线联系，了解国内政治形势与党的方针，使《现代青年》能够及时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战场消息，充分揭露汉奸的卖国求荣卑劣行径，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分裂的行径。
进入1940年，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为时机对他们有利，因而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两面政策。继1939年冬到1940年春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0年7月，又召开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反共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就这样，正当国家灾难更趋深重，日汪的政治分化阴谋日益激进的时候，福建持续了三年的国共团结合作局面，不仅不见巩固与进展，反而因少数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顽固派从中兴风作浪，有计划地、越来越凶狠地从事反共灭共活动，而“陷于空前紧张与严重的险境”。
这时，一直利用《教育月刊》积极开展地下工作的孟琇焘，引起了南平县政府当局的注意。当时，任南平县长的是福州人高卓煊。有一次，孟琇焘手持一包宣传品，在南平公共体育场与高卓煊不期而遇，高卓煊注视着他手上的一包东西，问道：“这是何物?”孟琇焘故作从容地回答：“是一些教科书”，其实他的内心十分忐忑，便匆匆地走了。
由于引起当局的注意，一时在南平无法立足的孟琇焘，便于1940年夏离开了南平。他去的地方是沙县，经李威介绍，孟琇焘进入该县医学院任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