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建立以后，福州的工人运动有了崭新的面貌。1927年，设在大庙山的福州店员总工会成立，福州工人运动开始兴起。福州市典当业员工，为了向资方争取改善待遇，由同业店员高大雪、陈德铭、林维贤等人发起组织典当业店员工会，会址设在福州宫巷(全名红华路巷)，后来移至光禄坊敬节堂内，选出高大雪、陈德铭、林维贤等人为工会委员，孟琇焘以学徒身份，加入其中，成为会员。
1925年至1926年间，福州先后成立海员、运输、机工、角梳等工会，领导工人开展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五卅惨案后，福州共青团组织曾在仓前山巷下庙召开400多人的工人大会。图为仓前山巷下庙
作为工会委员的高大雪出生于1903年，比孟琇焘大10岁，与孟琇焘虽不在一个当铺工作，但同处一个行业，与孟琇焘关系密切。他为人仗义豪爽，好打抱不平，后来在孟琇焘的影响和帮助下，倾向革命。
典当业工会成立后，孟琇焘在高大雪等工会委员领导下，和其他职工们一道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资本家改善对职工们的待遇和增加薪水。他和其他工会会员一起，访问各家当铺，向店员了解生活困难和受资本家剥削的情况，有时还到宫巷典当业店员工会里做些会务工作。因孟琇焘积极参加工会活动，恒孚当铺老板对他很不满。
孟琇焘在典当业店员工会经常进出，这期间，林鼎藩是工会雇用的一名坐办，平日里与工会雇用另一名工友一起看管会址。为了解决劳资纠纷，工会经常开会，孟琇焘常常参加，因而与会员们、委员们结识，特别是和坐办林鼎藩成为好友。林鼎藩是林浩藩的胞弟，因此孟琇焘与林浩藩也建立了友谊。
林勋贻是林鼎藩的小学同学，1928年左右因在福州高级中学师范科念书，所以也经常来工会找他的螺洲同乡林鼎藩，因而结识了孟琇焘，两人相谈甚欢，由此开始交往，情谊逐渐加深。
就这样，林鼎藩、林浩藩、林勋贻几乎都在同一时期与孟琇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三人，对孟琇焘日后的革命工作都有过较大帮助。
孟琇焘的学徒生涯使他认识到福州金融典当业内的黑幕，他逐渐开始意识到剥削行为的阶级根源。由于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他开始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加入工会，又使他结识了诸多工人同志，收获了真诚的友谊，体会到同一阶层同志相互帮助的美好情感，他更加向往崭新的生活。
然而不久，1927年4月3日，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工会组织被解散，革命开始陷入低潮。尚未在工会有所作为却已经被资方恨得牙痒痒的孟琇焘，首先感受到了一股来自社会的血雨腥风。
上海《申报》和福建《民国日报》等报道福州陷入白色恐怖
当时，北伐在福建战场的军事胜利，虽然推翻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的反动统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福建城乡的反动社会基础。北伐军入闽后兴起的全省各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和推动下，虽然对旧势力予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并不彻底。军阀旧部、旧政权官僚、土豪劣绅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垮台。封建旧势力蜷伏于一时，仍然在窥视政局的变化，伺机而动。自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国民党蒋介石右派集团控制了福建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后，又先后派遣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入闽。这些右派分子与全省各地的封建势力及国民党各县党部的右派分子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从而逐渐集合成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
4月2日，福建国民党右派分子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在福州召开“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同时，还决定在全省各地召开“拥蒋护党”大会，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团体负责人，并拨出专款作为“清党”运动的经费。
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清晨，在福州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拥护蒋总司令”“反对蒋总司令就是反革命”“反对跨党压迫国民党党员之败类”等反动标语。上午10时许，由黄展云、林寿昌控制的福州总工会发起的“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在南校场召开。福建总工会所属的基层右派工会以及黄埔同学会福建分会等右派团体，新编第一、第二师，独立第四、第五师和宪兵营等部队参加了这一反革命大会。会上，中国共产党被肆意谩骂，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肆意歪曲，工农群众运动被肆意诬蔑。随部队参加大会的新编第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残忍枪杀。就这样，福建反革命势力举起了屠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
4月4日，福建全省戒严。
4月5日，福建省戒严司令谭曙卿等下令接管福建《民国日报》，控制舆论工具，并取缔福州店员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福建青年社、职工小学、福建评论社、福建涤社、福州市妇女解放协会筹备处以及闽侯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等革命群众团体，封闭福州书店，解散福州报界联合会，通缉未及逮捕的各革命群众团体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福州发生反革命事变后，厦门也发生了反动事变，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1300多人，被杀害的有500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工会积极活动的孟琇焘的日子自然并不好过。好在由于他以前并无什么过激的行动，并没有根本上同反动的资本家反目，因而在其后的血雨腥风中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可是，目睹反动势力的疯狂，他的心也在滴血。难道，革命的熊熊烈火就此熄灭了不成? 孟琇焘从此开始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
福建的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身上的血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孟琇焘看到，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进军福建，闽西农民举行暴动。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发展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这让孟琇焘欣喜万分，好比是长时间在荫翳遮蔽下生活的人突然间见到了灿烂的阳光一样，浑身顿时充满了力量。
孟琇焘非常关注时局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反蒋斗争兴起。一·二八事变后，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福建革命出现新形势。在这段时间里，孟琇焘的内心时而满是喜悦，时而又义愤填膺，恰如暴风雨中的闽江水一样，波澜起伏，奔腾不息。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图为“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留影
十九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这支军队因一·二八事变和福建事变而闻名全国。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对上海发动进攻。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抗击。但让孟琇焘痛恨的是，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予以支持，而且横加破坏，致使这支英勇抗敌的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不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后，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于是，形势的发展就更让孟琇焘内心纠结了。一个是他曾为之叫好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武之师，一个是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工农红军，他是真心不希望这两支军队相争相杀。初期，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中取得一些胜果，占据了部分红军根据地。但后来，在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中，十九路军不断失利。这种情况下，在孟琇焘无数次梦中出现的场景终于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富有爱国精神的十九路军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举起了反日反蒋的旗帜。1933年6月1日，也就是《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蒋、蔡二人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紧接着，十九路军和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并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此同时，陈铭枢则联络桂系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高举反蒋抗日义旗，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简称“闽变”)，于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等11人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由李济深担任主席。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当孟琇焘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时，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挥舞着手中报纸，加入到欢欣雀跃的人群中去了。
根据十九路军与苏区方面谈判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人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于1933年12月上旬先后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闽东的共产党员马立峰、范式人、杨采衡等获释。闽东党组织及时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成立闽东红带总会和赤卫队、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地方游击武装，举行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消灭闽东境内反动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风暴迅速袭来。
正是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一些开明措施开始实施，工会组织得以恢复。此时，孟琇焘已经20岁，他积极参加活动并被选为福州典当业店员工会执行委员。他竭力团结各店艺徒，同资本家开展了“缩短艺徒学艺时间”和增加工资的斗争。对此，当铺老板是又气又怕。
由于种种原因，孟琇焘参与领导的“缩短艺徒学艺时间”和增加工资的斗争并未达到预定目的，但对于广大工人来说，的确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孟琇焘也因此经历了革命斗争的初步实践与锻炼。
发动“劳资”斗争后，典当业的资方企图破坏与解散典当业工会组织，却被孟琇焘采取“集体对付个别”的策略逐个粉碎。资方的阴谋迭受挫折与失败后，对工会的敌视愈趋尖锐，孟琇焘成为典当业资方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资方欲除之而后快。
时局的发展瞬息万变。很快，孟琇焘又一次目睹了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
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随即就受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福建的延平、古田等地。
在1934年1月上旬和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占领。在军事打击之外，蒋介石还大撒金钱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使其内部自乱阵脚。在蒋介石的优势兵力攻击和政治分化瓦解下，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后蔡廷锴、蒋光鼐长期赋闲，留在大陆加入民主党派)，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七路军，缩编成四个师。部队改编后，团以上指挥官均由蒋介石的亲信充任，十九路军低级军官和士兵不愿当“中央军”的，纷纷离开部队，少量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这支享有抗日盛誉的劲旅终于解体，福建人民政府像昙花一现般消失了。这着实让孟琇焘痛心不已。
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强化了对福建的统治，派宪兵第四团进驻福州，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随着十九路军退出福州，福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取缔工会组织。
恒孚老板乘机以“危险分子”的罪名辞退孟琇焘。孟琇焘非常气愤地回到家里，并将此事告诉了好友林勋贻，他说：“资本家的心肝是铁一般的黑，我不愿向他们乞怜，吃他们的饭了。”
由于家贫，失业的孟琇焘只得在家里帮着妈妈一起做做女红，勉力维持家庭生活。据妻子张聪敏回忆，孟琇焘当时被迫离开典当业后，仍十分关心典当业工友们的生活与斗争情况，与同业工友经常联系。他一面在家制纸花糊口，一面自我学习，读了很多革命理论书籍。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孟琇焘毫不畏缩，也绝不颓唐，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学习知识。这期间，他还向光禄坊敬节堂前清秀才曾献唐先生学习过古典文学，并且学会了“注音字母”以熟悉普通话。
然而世事艰难，在刀光剑影的时局变幻中，眼见古老的福州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孟琇焘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谋生路。他虽然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但他毅然决然地独自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