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213 评论：0

接受省委指示后，孟琇焘便携爱人张聪敏前往福安。当时，孟琇焘的同学林勋贻为福安税务局负责人，于是张聪敏即被安排在税务局工作，孟琇焘则通过林勋贻的介绍在福安《南方日报》(闵东版)任编辑。孟琇焘与县长胡邦宪(即胡允恭)、田粮处副处长骆何民(即骆何民)等一起潜伏在福安，暗中开展恢复组织和革命抗日的活动。
 胡邦宪，原名胡允恭，1937年左右曾接受陈仪建议改名“胡邦宪”。又名胡克波、胡萍舟，是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学生，是瞿秋白任班主任的班上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地下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2年4月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而失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金陵丛谈》《明末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史稿(第一册)》《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两次被“左”倾错误排挤出党，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忍辱负重，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策反陈仪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83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胡允恭恢复党籍，党龄自1923年算起。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胡允恭初到福建是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事变，任兴泉省(兴泉省是1933年至1934年福建事变时期中华共和国的四个省份之一，管辖12县，其辖境在今天的福建省东南部。1934年，随着中华共和国被南京国民政府消灭，兴泉省被取消建置)保卫部长兼公安局局长。翌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他先是去了香港，后来又前往日本留学。1936年初回到上海后，不幸被捕，关押十个月出狱。1937年5月，他第二次到福建，出任泰宁县长。1938年9月回安徽任怀宁县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联络桂系高级将领配合新四军行动。1940年春第三次到福建后，任明溪县县长，后又担任同安县长，福建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兼设计组长。1943年10月，胡允恭又被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派到福安任县长。
 孟琇焘与胡允恭的相识还得从1937年孟琇焘回到福建那年说起。
 1936年底，胡允恭从南京出狱，后来到了福建，经沈仲九的引荐，开始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有了接触，陈仪经常与胡允恭一起谈论日本问题，不久，胡允恭便取得了陈仪的信任。陈仪先委任胡允恭到省干部训练团科长班担任教员，并建议他改名叫胡邦宪。胡允恭在干训团期间，结识地下党员吴季朴，以及思想进步的孟起(即孟琇焘，那时他应还未入党)，他们经常一起探讨问题。共同的革命志向让孟琇焘和胡允恭二人互相袒露心扉，结成挚友。
 1937年底，陈仪委任胡允恭为泰宁县长，即受到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他在出任泰宁县长后，首先释放“政治犯”，如地下党一位中心县委书记周玉春就在此时获释^①;出任怀宁县长时，与地下党密切配合，打击反动势力，支持新四军抗日斗争;出任明溪县长时，用和平方式平息了大刀会暴动;出任同安县长时，又同贪官、特务进行过斗争。
 胡允恭为革命所做的这些，孟琇焘作为朋友自然是十分了解的。在日后的革命岁月里，胡允恭也了解到孟琇焘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人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胡允恭在同安时，陈仪由福建调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刘建绪继任主闽。1943年10月，闽东七县发生大刀会^②暴乱后，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委任胡允恭到福安任县长。孟琇焘受福建省委委派来到福安开展工作时，表面上，孟琇焘是在熟人刘宗璜(及林勋贻)的介绍下，才与在福安任县长的胡允恭联系上的。但实际上，胡允恭是得到孟琇焘的支持后才前往福安的。正是基于对胡允恭的信任，孟琇焘尽管明知胡允恭过去被排挤出党，现在背负着脱离党籍的名声，但他并没有放弃胡允恭。实践也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胡允恭在福安时很同情和支持革命，为孟琇焘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孟琇焘也是极力主张他去当福安县长。他对胡允恭说：“福安是革命老根据地，叶飞同志率领游击队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后，地方留下的干部、战士很多，党组织很强;另一方面，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联芳、陈鸣銮和王家(指福安王仰丹、王晋魁兄弟，前者是县参议会的参议长，后者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等这些地头蛇勾结在一起，无恶不作，如果再加上一个反动县长，那么对我党的活动就更加不利。你去当县长，可以掩护革命。”
 孟琇焘还对胡允恭去福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他要胡允恭到福安后做好以下四条：第一，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有力打击王家兄弟的势力;第二，在国民党县、乡(镇)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要尽量委派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充任;第三，反对组织所谓的“训练”;第四，狠狠打击中、军统势力。
 胡允恭接任县长的那天晚上，他的住处忽然来了个年轻人，这人便是刘宗璜。刘宗璜对他说，他在商会里当书记员，在报纸上曾看到过胡允恭在同安县打击贪官污吏的报道，对他很是佩服，并说程星龄在福安当县长时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想找他谈谈。胡允恭和刘宗璜很是投机，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胡允恭到福安后没几天，就去北部拜访了南昌英士大学教授郭虚中先生，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当众讲了话，并依照孟琇焘的指示，特别强调了几点：一是强调抗日;二是强调肃清土匪，平息大刀会;三是要求群众不要讲共产党是“土匪”，“因为蒋委员长也提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到福安后，一直忙于平息大刀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地按照孟琇焘的意思去部署安排。经胡允恭了解，原来福安县长高诚学是为戴笠手下一个叫张超的办事。他将情况报告给了刘建绪，刘建绪于是下决心要严办高诚学。一天，刘建绪忽然带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两个连长和一个排的队伍来到福安，胡允恭安排他们住在山上过去驻军的营房里，刘建绪接连审问了高诚学几天，最后把他定罪枪毙。
 当刘建绪到福安枪毙高诚学之际，孟琇焘也来到福安。当时他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便叫胡允恭想办法。这时专员已换了陈联芳，专员公署司令换为符国秩，而符国秩不是陈联芳的人，陈联芳很讨厌他。胡允恭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住符国秩。符国秩向胡允恭要房子，胡允恭就给他找好房子，还叫总务科帮他粉刷一新，因此符国秩对胡允恭十分感激。
 一次，符国秩找胡允恭商量事情。原来何震在那里办过报纸，现在他也很想办报，但是没有经费，问胡允恭能不能帮个忙，支持他一部分经费。胡允恭将此事与孟琇焘商量后，答应符国秩说，支持他办报，每月给他八百块钱。当时的报纸是油印的，费用不高。胡允恭就势提出有一位旧部要到报社做编辑，并告诉符国秩说，此人是大学文化程度，很会写文章。符国秩便满口答应。由于当时胡允恭考虑自己不好直接出面介绍，后来就转由刘宗璜介绍。就这样，孟琇焘就成了《南方日报》(闽东版)的编辑。
 又据林勋贻回忆，1944年春末夏初，他在福安税务局任局长。有一天，孟琇焘来到福安看望他时说：“望门投止”。林勋贻毫不迟疑地答道：“义不容辞”。此后，孟琇焘即住在林勋贻福安湖山家中，借此掩护。这年秋初，孟琇焘前往福州，带来妻子张聪敏，改名张燊(又一说化名张雅)，由林勋贻安置在税务局会计室。《南方日报》(闽东版)的办报经费就是由林勋贻所在的税务局提供的，这样一来，办起事来就更为方便了。
 《南方日报》是三青团福建支团的机关报，总社在南平，其闽东分社设在福安。《南方日报》(闽东版)是小型四开版报纸，经费见绌，时常停刊。孟琇焘主持一切编审工作，借此公开职务掩护活动。孟琇焘住在林家，与林勋贻朝夕相处。同时，孟琇焘还随身携带列昂节也夫的政治经济学等书，还常看羊枣(杨潮)写的文章以及油印的革命文件等。
 孟琇焘在福安期间到过宁德、福州，他利用林勋贻税务局的公条带出去了大量的书信和文件。通过《南方日报》(闽东版)，孟琇焘在福安控制了当地三青团力量，并有意制造当地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矛盾，加深二者的对立。他通过当地三青团负责人之一刘宗璜，团结青年，深入上层，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党的组织。
 

 

羊枣

 孟琇焘在报社期间，主编国内外电讯新闻，写了不少短评。尤其是1944年秋至1945年秋这段时间，孟琇焘担任《南方日报》(闽东版)的编辑，同时负责编辑《磁铁》副刊时，他大量采编苏联卫国战争将领如朱可夫元帅等英勇反击纳粹侵略军的胜利消息，报道国内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的情况。有时，他还亲自写短评、揭露抨击旧社会的阴暗面。孟琇焘写的短评，有一篇题目是《要得! 一百个要得!》，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和抨击当时福安社会的封建迷信和各乡镇迎神赛会。与此同时，他还在印刷工人里面发展共产党员，领导工人开展争发工资的斗争，为工人写传单、贴标语、做指示。在报社，孟琇焘深得报社工人和福安知识界人士的器重。印刷工人郭炳炎后来回忆说：“孟琇焘当时在报社，是我们工人的贴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的报社工人还到林勋贻处询问孟编辑的消息，当他们得知他牺牲时，都非常难过。
 孟琇焘在福安任《南方日报》编辑期间，从印刷厂工人中发展了12个党员，成立了一个支部。日本投降后，福州克复，总社分社两处报纸合并，他随《南方日报》一起回到福州。孟琇焘离开福安后，由刘捷生接替他在福安的县委工作。
 这样看来，1945年大约5月间，日本侵略军从福州向温州方向撤退，取道闽东时，福安县城各机关向社口镇疏散(社口镇是福安靠近寿宁县斜滩的乡镇)，孟琇焘同报社员工将报社搬到社口，十余日后，他回到县城。其后，因“羊枣事件”，胡允恭被撤职，并于1945年8月离开福安。而孟琇焘比胡允恭早一个月，应该大约是在7月离开的福安^①。
 离开福安后，孟琇焘曾署名“扬”字给林勋贻写过信，留的地址为“福州南台理发店19号转”。孟琇焘回福州时，临别前，特地告诉林勋贻，他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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