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张而充实的忙碌中，不懂政治的梅兰芳经受了一次政治考验。1949年10月，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赴天津演出。期间，梅兰芳接受《天津日报》记者张颂甲的采访，在谈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的问题时，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的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与技术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他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人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得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把这概括为“移步而不换形”，这正是他在京剧改革创新上的成功经验之谈，在保持京剧传统的基础上，再在形式上慢慢地做一点一滴的修改，改得好的，适应舞台的，就保留下来，不太合适的，就再退回去，徐城北曾以“进三步退一步”的“扭秧歌”这一舞蹈形式形象地比喻了梅兰芳在京剧艺术上的变革。这么多年来，他就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改过来，才成就他国际艺术大师之名。11月3日，张颂甲根据谈话整理发表了《“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一文。

没料到，在那个政治气候敏感的时代，这篇谈话在北京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田汉在内的一些文艺名家认为，梅兰芳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的观点，阻碍了京剧的彻底改革。就在他们撰写的批判文章即将见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知道了此事，制止了批判文章的见报，他指示说：“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评一定要慎重。”然后，将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妥善处理。梅兰芳一下就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压力，他得知情况后，紧张得几夜都没睡好觉，弄不明白自己只不过就京剧改革谈了一些纯技术性的经验，何以就成了改良主义的宣传;更弄不明白，自己这番可以说是与政治无关的谈话，何以性质这么严重，触犯了那么多的首都文化界的名人，甚至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也写了批判文章……

记者张颂甲非常气愤，他认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自己的文章捅出了娄子，也让他很忐忑不安，他准备自己承担责任。许姬传也表示由他来背黑锅，试图帮梅兰芳解脱。但梅兰芳全部拒绝了，明确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梅兰芳原本准备在天津演出7场，11月10日即离津返沪，因为一直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他被困天津达半个月之余，颇是经历了一番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的洗礼。事情的最终解决是：11月27日，由天津剧协会出面，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会上，梅兰芳做重点发言，“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剧本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使我认识到，我原来的那种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梅兰芳的“修正”观点肯定不是他对京剧艺术的真正认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此后，人们再也没听到过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

建国伊始，党就把戏曲改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专门成立了戏曲改革领导机构，这就是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简称戏改委，后来改称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即戏改局)，其工作方针和任务是：进行戏曲剧目和演出情况的调查研究;制订戏曲工作政策;拟订全国上演戏曲剧目审定标准;组织力量整理、改编、创作戏曲剧目;团结、改造、关心戏曲艺人，培养新生力量;改革戏曲班社制度，辅导演出团体排演新戏等。戏改委于1950年5月举行了旧剧编审会议，商定旧剧的审改工作。11月27日至12月10日，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2000多名戏曲工作者出席会议。梅兰芳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的重视。这不止我一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制定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就是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著名的“五五指示”，这一指示的具体内容，简单说来，就是“改戏、改人、改制”。“改人”，即改造戏曲艺人的世界观。“改制”，即剧团体制的改革。“改戏”，是对于戏曲剧目的修改，涉及以下内容者应加以修改，对其中少数严重者应予以停演：(一)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者;(二)宣传淫毒奸杀者;(三)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者。经戏曲改进委员会研究决定，自1949年7月至1952年3月先后共有26出戏被停演或作重大修改后演出。

梅兰芳积极响应戏曲改革。他主动禁演了他颇费心力、为他在美国和苏联演出获得颇多赞誉的《刺虎》一剧，因为这个剧本涉及“污蔑”农民起义的问题。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带头以《贵妃醉酒》为试点，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了修改。在修改之前，梅兰芳提出了他的四点具体要求：一、过去一些含有暗示性的黄色部分，要变为宫廷妇女的抑郁苦闷;二、改词不改腔;三、改身段表情而不改词;四、要让观众看了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但主题却变了。在艺术实践上，梅兰芳走的其实仍是他“移步不换形”的路子。《贵妃醉酒》的修改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梨园内外的好评纷至沓来：“梅院长抓大方向抓得对，第一炮打响了。”从此以后，中国戏曲研究院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很多京剧传统剧目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修改和革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改革京剧的高潮。

在《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京剧剧目的整理、改编、创作及上演计划》所公布的194出上演剧目中，很多剧目都因思想内容的关系而被搁置。和程砚秋相比，梅兰芳很幸运。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这4出能演，其他的包括程派最著名的《锁麟囊》都被搁置了，而梅派能够上演的戏很多，《宇宙锋》、《霸王别姬》、《汾河湾》、《樊江关》、《贵妃醉酒》、《生死恨》、《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玉堂春》、《凤还巢》、《春秋配》、《奇双会》、《嫦娥奔月》、《天女散花》、《洛神》、《木兰从军》等都在上演范围内。

被政治“蜇”过一次，梅兰芳从此极度谨慎起来，也“成熟”了很多。此后，他顺利、平安地度过了“三反”、“五反”，又经由整风而走过了反右。作为戏曲界的一面旗帜，梅兰芳身上的光荣和头衔一直没有少过：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1年)、中国京剧院院长(1955年)、中国戏曲学院院长(1961年);并被推选为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53年)、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1960年)等等。

在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虽然，梅兰芳在政治上显得成熟、稳重，站稳了立场，但他并非一味明哲保身，而是很善于举重若轻、大事化小地尽可能保护戏曲界的艺人。1955年剧目开禁之后，一些老艺人曾一度竞演禁戏，其中少数人很快就受到批评，梅兰芳在《谈谈不演坏戏和反右派斗争》一文中说：“《马思远》是于连泉(筱翠花)先生的拿手戏之一。最近于先生已经写文章表示态度，坚决不再上演这出戏了，这是老艺人勇于改过的表现……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招兵买马，企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戏曲界也是他们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这里，措辞非常巧妙，戏曲界是“我们”，右派则是“他们”，“我们”已经改过，无需再用此事来攻击“我们”。1957年，叶盛兰因为站在维护传统艺术的角度上，对当时的戏曲改革提了很多意见，被定义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在批判叶盛兰的大会上，梅兰芳的发言是：“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表态、批判都是无奈的，言语中的回护、保护却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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