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东京因关东大地震引发火灾，东京市内中心部分全部化为灰烬，据说死伤和失踪者达13万余人，帝国剧场也被焚毁。梅兰芳听说后，在北京联合京剧界举行义演，把全部收益1万余元捐献给日本的慈善机构，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给梅兰芳写了诚挚的感谢信。帝国剧场于1924年10月重新修复，大仓喜八郎特意邀请梅兰芳再次访问日本，以庆祝帝国剧场的隆重开幕，并同时庆祝自己88岁寿诞。梅兰芳带去的主要是自己的一些老戏，他自组承华社后新排的戏只带了《廉锦枫》，《洛神》因为必须要布景而被舍弃了。这次在帝国剧场的演出，从10月20日至23日共4天，是作为庆祝大仓喜八郎米寿的内部演出，相当于堂会戏，4天的演出剧目分别是：《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传》、《贵妃醉酒》。自10月25日至11月4日共11天，则作为纪念帝国剧场改建的公开演出。11天的剧目分别是：《麻姑献寿》、《奇双会》、《审头刺汤》、《贵妃醉酒》、头本《虹霓关》、《红线传》、《廉锦枫》、《审头刺汤》、《御碑亭》、头本《虹霓关》、《黛玉葬花》。演出方式与上次一样，仍然是帝国剧场方面的演出节目之后演京剧。在东京的演出结束后，梅剧团于11月5日赴大阪，在宝冢大歌剧院演出，从11月7日至11日共演出5天，每天4出，共演了20出京剧，梅兰芳每天演其中的一出，5天的戏码分别为：《红线传》、《贵妃醉酒》、《洛神》、头本《虹霓关》、《廉锦枫》。和梅兰芳其他的演出比较起来，在宝冢大歌剧院演出的票价显得相当低廉，一等3元，二等2元，三等1元。11月13日，又赴京都，在冈崎公会礼堂演出。

在京都的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应日本一家电影公司之约拍摄电影。电影整整拍了一天，待到拍摄结束，大家都已是饥肠辘辘，在进餐时，梅兰芳不免稍微吃多了些。过度疲劳，再加饱餐，使得梅兰芳突发急性肠胃炎，进入昏迷状态，日本名医今井泰藏昼夜守护，精心为其医治调理，一个多月才渐渐复元。梅兰芳因此和今井泰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病愈后，梅兰芳与夫人等4人于11月22日自日本神户乘“长沙丸”号回国，梅剧团大部分成员已于两周前先行回国。

梅兰芳此行赴日，有日方向导、《北京新闻报》主任波多野乾一同行。如果说第一次赴日，还只能推测是由于福地信世于中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那么，第二次赴日，福地信世就起到了具体的作用。据波多野乾一的文章，关于聘请梅剧团的事，在北京是他，在东京则是福地。特别是演出剧目的确定，都是由波多野乾一提出方案，再由福地从中加以选择取舍。在梅兰芳即赴日之时，福地因为工作出差到了中国，还特地与波多野乾一见面，细致嘱托他各项工作该如何进行。这次演出，与上次相比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不管是在帝国剧场，还是在宝冢大歌剧院，舞台都是按照中国的样式仿制的，在一座四方形带台柱的舞台上演出，而且，不用布景。这样做，主要是由于福地的主张，他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戏曲象征性、写意性的特质，认为用写实的布景反而妨碍人们对戏剧情境的想象，在这一问题上，福地的见解很深刻，他说：

支那戏曲不用布景，所以后边有一张绘有很美的刺绣图案的幕。在这张幕前，什么剧目都可以演……最近它受外来的日本新派的影响，传统支那戏曲也开始用写实的布景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最近演《长坂坡》时，台上使用了画着战场野地的幕，这样一来，舞台上的椅子，怎么看也是一把椅子，再也不能想象它是一口井了。赵云把孩子掖在怀里，骑着马跟敌人一面战斗一面突围逃走。原来在台上并不用真马，演员只举着鞭子表示骑马的神气。如果没有布景，以象征手法演出，这样的动作是能表示他正在骑马，观众也会感觉到他是骑着马的。但在写实性的布景面前这样表演，观众会认为赵云的马大约是跑掉了，所以赵云一面走，一面挥着鞭子在折腾。因此对支那戏曲来说，布景完全是多余的。

福地信世为先期推广梅兰芳所做的工作还有：在10月号《新演艺》上介绍帝国剧场预告剧目的剧情梗概。在10月号《演艺画报》上发表以《梅兰芳演<虹霓关>的真实记录》为题的文章，介绍他在北京观看头本《虹霓关》的演出实况。在10月23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刊出总名为“舞台上的梅兰芳”的京剧素描，含《奇双会》、《虹霓关》、《贵妃醉酒》、《审头刺汤》、《麻姑献寿》和《黛玉葬花》等，都是这次要演出的剧目。在银座售票代理处，从10月16日起，举行了10天福地信世京剧素描展览会，展出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中国名伶的素描100多幅。

在梅兰芳上一次的演出中，有评论家对布景提出了诟病。梅兰芳在演出《天女散花》时，帝国剧场方面没有用他带去的带花的幕，而是原封不动地用了上一场日本歌舞伎表演中的海的布景，所以评论家们说：“未免太马虎了。在帝国剧场这样大的舞台上，演出支那剧一定需要特殊的设备……而这次没有这种设备，而且应用了日本歌舞伎用的道具，真不象话。我太同情梅了。”凡鸟说：“总之，用布景而演出这种艺术，对支那演员新手的梅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如果用黑色的或者天鹅绒的素色天幕，会使它趣味更深。十分遗憾!”仲木贞一在评《御碑亭》时说：“只用一张支那幕布，幕布上有十分好看的图案，演出就开始了。上次演《天女散花》时用了丑恶的布景。这回比上次舒服得多，而且充满了支那剧的情趣。”不过，梅兰芳倒是受到了日本剧使用布景的启发，他在第一次演出结束回国之前，发表讲话，谈到他访日的感想：“我国戏曲与其说是供观看，不如说是在听的方面更受重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次访日受到了各方面的刺激。首先我觉得以往的京剧不但跟时代没有联系，而且在布景、服装方面考虑得不够。应该从这些方面加以改良，否则京剧不能进步。”针对梅兰芳的观感，日本评剧家落叶庵说：“梅在谈话里说，支那剧缺少布景是不足之处。我看了梅剧，觉得用不用布景是无所谓的。像都踊那样的舞蹈，用布景比不用好。但要演出让各种人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使之都能活在舞台上的戏，不用布景却能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身上，有时候效果也挺好。”铃木虎雄也说：“梅临走时谈的舞台改良和服装要采取与时代相适应等几项意见，对支那剧来说，我看不是重要的问题。”不过，梅兰芳后来在承华社期间排演古装新戏时在布景、服装等方面花了很大心血，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他充分注意到并避免了布景使用所带来的弊端，只使用布景为歌舞场面生色。而且，梅兰芳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倒也越来越感觉到写实性质的布景在戏曲舞台上的不适用。

所以，相对于第一次而言，这次在日本的演出更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因为决定不用布景，所以，帝国剧场方面说：“非用布景不可的戏我们就不演了”;“这回我们想真按照支那的形式来演出，所以不用布景，不演新编的剧目而演传统戏。”第二次赴日，齐如山没有同去，照他的说法是：“但是那完全是演庆寿的堂会，与第一次之性质完全不同。兰芳自己也以为到日本去过两次，多数也如此说法，但论其精神价值，则差多了。”齐老此言差矣! 因为有了上一次文化界的碰撞交流，这第二次出演在相当程度上反而更落实了齐老让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宗旨。

头四天的祝寿堂会演出成为轰动全日本的新闻，因为警厅为此私人寿筵出动了80余名警察严加警戒，出席堂会的有1200名居住在东京和横滨一带的知名人士，献演的也都是日本知名演员。这一寿筵的规格之高可想而知，大仓特别邀请梅兰芳，也可见梅兰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帝国剧场第一天演出完毕，评论家纷纷撰文，认为在帝国剧场演出的所有节目中，最精彩的是梅兰芳表演的《麻姑献寿》，这出古装歌舞戏仍以其优美的舞蹈和动听的唱腔得到无数颂扬之词，而且，由于相形见绌，帝国剧场的演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作为纪念剧场改建的首场演出，大家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是最精彩的。对帝剧的专属演员来说，这是个很尖锐的讽刺。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这可以算做受了侮辱;在旁观者的眼中，则会说他们没有志气。

他们实在没有志气。时至今日，这确是一场本领的竞赛，是梅争取到观众还是我们争取到观众的问题。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发挥本领的时刻，我们要把支那戏曲压倒……现在他们应当有这种气概，可是他们在舞台上一点儿声势也没有。

评论家还敏感地捕捉到了梅兰芳对塑造人物性格所做出的努力，南部修太郎在评论《黛玉葬花》时说：

细长的眼睛流出娇媚的眼波，在表情上不断地增添了微妙的时隐时现的作用。这不是一般支那戏曲常用的那种夸张的线条和形态表现出的神情，而是十分细腻，属于写实的并且是心理的或精神的技艺。我想，这是梅在尽量努力地表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和心情。这就是梅对原有的支那戏曲的技艺感到不满足，而在这种所谓‘古装歌舞剧’的新作里开拓出来的新的艺术境界……我对于欣赏唱工，完全是外行;但我觉得梅的唱，除了按照规定的唱法来唱以外，他还把自己所扮演的人物即林黛玉的性格和感情也尽量地通过唱腔体现出来。这是一种新意图的努力，在这一点上面，我在支那所听过的所有演员的唱工都不如他。

日本的剧评家也准确地抓住了《贵妃醉酒》中梅兰芳所饰演的杨贵妃的特点：

总的说来，梅本人的风格是端丽的，以演‘青衣’擅长，所以他演的都是贞淑的妇女。像杨贵妃这样，是所谓荡妇型的，原是‘花旦’应工的代表人物，照理说对梅的一贯风格也许不太合适……然而梅扮演的杨贵妃虽然很艳丽却并不妖媚，其醉态的确可爱却丝毫不含邪念。演这种花旦戏而风度居然如此高雅，这是梅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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