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从苏联载誉归来，国内戏剧界对他寄予了厚望，认为他或有能力吸收西方戏曲之长来改革中国戏曲。9月，梅兰芳赴南京演出，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盛会欢迎，会上，梅兰芳向新闻界畅谈访苏观感，认为京剧“应当改良”，但应“保留原有音乐”。在梅兰芳本人，他对戏曲的变革，一直是像他在晚年所总结的那样，“移步不换形”。曹聚仁在梅兰芳访苏归来后曾撰写《迎梅》一文，深刻地指出，中国传统戏曲的衰亡乃是因为其内容，它以拥护农村宗法社会的道德为它的惟一使命，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改革内容，任何形式上的改良将都是徒然的。我们可以看到，梅兰芳在1936年排演的《生死恨》正是一部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的佳作，该剧对于抗日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正处在艺术巅峰期的梅兰芳，却由于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而被迫停下了他艺术探寻的脚步，这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继北平、天津陷落后，“八一三”事变发生，淞沪失守，上海也沦为日寇的天下。以梅兰芳的名气，对于日寇来说，在收拾民心、制造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舆论方面，自然极有利用价值。有一天，上海的特殊人物找到梅兰芳，间接地提出了“某方”的要求，说是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这“某方”及播音内容，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梅兰芳用不久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不能在上海电台播音为理由拒绝了他。梅兰芳知道，上海租界绝非安全的桃源，思谋跳出樊笼。可是，又能去哪儿呢? 1936年春天，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为过生日举办盛大的堂会戏，梅兰芳时在上海，北京的杨小楼成为他最大的目标，杨小楼坚决拒绝。梅兰芳后来和杨小楼聊起过这事：“您现在不上通州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可怎么办! 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小楼回答道：“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日寇侵占北京后，杨小楼果真就不唱戏了，到次年的正月(1938年2月15日)杨小楼就病逝了，也用不着装十年八年的病了，倒也落了个自在干净。

可梅兰芳呢，他还正当壮年啊，躲无可躲，如何在日寇的重重压迫下保持民族气节是个巨大的考验。正如丰子恺所言：“假定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预先通知梅先生：1945年8月10日日寇一定屈膝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国荣名……然而当时并无仙人通知，而中原寇焰冲天，回忆当日之城中，竟是倭家之天下，我黄帝子孙似乎永无重见天日之一日了。”在这看来“永无重见天日之日”的情况下，只能是躲一时算一时了。此时，冯耿光已赴香港，许源来正任职香港交通银行，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梅兰芳率剧团于1938年底赴香港利舞台演出。演出完毕，剧团北返，梅兰芳就留在了香港，寄居在半山区干德道8号的一所公寓，一住就是四年之多。前几年，福芝芳带着四个子女住在上海，只在每年暑假时前往香港和梅兰芳团聚两个月。1941年的暑假过后，梅兰芳把葆琛和葆珍(即绍武)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在岭南大学附中就学。福芝芳带着葆玥和葆玖返回上海。

香港也绝非避世桃源。梅剧团在利舞台演出期间，冯耿光遭人毒打，险些丧命。这是一个名叫芮庆荣(外号小阿荣)的流氓头子所干，在上海时，芮找过梅兰芳多次，想包办这次香港演出，没有达到目的，怀恨在心，他疑心是冯耿光从中作梗，所以下此毒手。这一事件让梅兰芳很是惊悚，演出结束后，他加倍警惕，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因为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梅兰芳在剧团走后，就再也没有用胡琴吊过嗓子。对人谈起，总说自己的嗓子已经退化，不可能再演出了。可是，他毕竟还是怀着光明的希望，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就不唱戏了，总有一天，日本人会被赶走的! 他深怕时间一久，嗓子真的会起变化，因此，每隔一两个月，就叫许源来带了笛子去给他偷偷地吊几段昆曲。为了不使歌声传出，梅兰芳事前总是要把门窗紧闭，窗帘拉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开始吊嗓子。碰到唱得痛快的一天，他就十分安慰。有时候，有的音唱得不够好，他很沮丧，说：“老话说‘曲不离口’，一点不错，老不唱怕嗓子就要回去了。”作为戏曲演员，嗓子就是本钱啊，需要时刻加以保护与维持，然而，迫于时势，不仅不能登台演出，连嗓子也要坏了，这是怎样的隐忧和煎熬!

戏不能唱了，行踪也不能引起人的注意，梅兰芳还能干什么呢?他继续在家补习英文，还学过世界语。他的英语已经好到能够听懂英国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学习之余，仍以绘画消遣。那时，还没有彩色冲印技术，照片是靠人工着色。一次，梅兰芳偶然帮一位朋友夫人的照片涂色，由于他对色彩的感觉非常敏锐，敷色淡雅，着笔细腻，因此效果非常之好，简直就是一幅仕女图，绝非照相馆的技师可比，一时朋友们纷纷拿了照片来请他着色。为了保持体型的匀称，梅兰芳开始向陈能方学习打羽毛球。在上海时，陈能方教过梅兰芳西洋音乐和舞蹈，现在，他又成了梅兰芳的体育老师。半年之后，梅兰芳的球艺大进，兴趣也越来越高，每星期要固定打上两三回。

梅兰芳在香港的朋友也还是不少，他们常常聚到一起，现在谈论的话题，已经不再像北京、上海的沙龙，重在谈文论艺，而是集中于讨论、分析世界局势。他是那么密切地关注着时势的变化，一架收音机成了他最亲密的伴侣，不管把指针拨到哪儿，他都能立即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电台的播音。在日寇占据香港后，为了解形势，他每天晚上都要偷听短波电台的消息。在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在他住的公寓，楼上楼下都住有日本军官，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危险。他把门窗关紧，拉好窗帘，熄灭电灯，用两条棉被包住收音机，只露出一小块，声音开到最低，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听。他这只笼中的鸟儿，是多么盼望凌空自由飞翔的那一天!

在香港过着“寓公”的生活，有大把的时间，梅兰芳就经常去观看电影，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保持已久的爱好。梅兰芳自己曾多次参与拍电影，并与多国的导演合作过。因此，他能够敏锐地把握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的区别，并常常从银幕上汲取有益于提高自己舞台艺术的东西。他每看一次电影，总要反复琢磨其艺术处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春天，由于梅兰芳的介绍，卓别林制作、主演的反法西斯巨片《大独裁者》在香港利舞台首映。当时，皇后、娱乐、利舞台三家影院都想争取这部片子的首映权。利舞台的经理找到梅兰芳，梅兰芳拍了个电报给卓别林，大意是：“《大独裁者》将到香港，此地利舞台希望首先上映这部巨作。我不久前曾在该院演出过，并以奉告。”很快便接到卓别林的复电，说他已电告他的影片代理人照办。梅兰芳实在是太喜爱这部影片了，居然一连看了七遍，反复体味其中思想的深度和卓别林精湛的表演。喜爱这部电影，艺术性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这部电影所表达的思想——大独裁者一定会自取灭亡，这正是梅兰芳的精神寄托所在啊，他时刻都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

1941年秋，重庆方面派杜月笙来邀请梅兰芳去演出，梅兰芳以剧团在北京，难以突破重重封锁线到达重庆为由予以拒绝。梅兰芳对此很是愤愤，他对冯耿光说：“这些掌权人物，国难当头，还是闹得这样乌烟瘴气，真让人看不下去，我不愿意再给他们去凑热闹。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梅兰芳贪图享受，赖在香港舍不得走。香港本来不是久居之地，我早就想离开，您看到哪里去好?”冯耿光有随中国银行总行迁往桂林的打算，劝梅兰芳同行，并托人预租了房子，计划过了年就走。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也在当天遭到了日军的轰炸，走不成了。日军开始围攻香港，每天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据说，梅兰芳寓居的公寓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日本驻港领事馆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日军不会朝这个方向扔炮弹，梅兰芳的朋友们都到他这儿来避难。传闻似乎也不确切，一天清晨，女仆阿蓉发现她面朝九龙的卧室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床上赫然躺着一颗大炮弹。梅兰芳镇定自若地指挥葆琛和葆珍把炮弹扔了出去。香港是个孤岛，料定是绝对守不住了，在这样的情势下，梅兰芳开始留起了胡子，这一撮小胡子成了他拒绝为敌人演出的最佳挡箭牌。人们习惯性地说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八年”，好像是他从全面抗战一开始，就留起了胡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完全息影，是在1938年底，蓄须则是这一时期，一直蓄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剃掉胡须重返舞台。

日军进占香港后的第三天，一个名叫黑木的日本人闯进了梅兰芳的住宅，说他奉命寻找梅兰芳，几经周折，终于被他找到了，酒井司令要见梅兰芳。梅兰芳上午10时左右出门，直到天黑还不见回来，把家人和朋友都急坏了，生怕他遭遇不测。还好，有惊无险。来到酒井在九龙的司令部，酒井立即就注意到了梅兰芳的胡子，很惊讶，梅兰芳淡淡地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了舞台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软钉子噎得酒井无言以对，他让黑木给梅兰芳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并礼貌地说，“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黑木，让他给您解决。”而之所以回来这么迟，是被黑木缠住了，请吃晚饭并谈论京剧。此后，梅兰芳遭到了多次纠缠。先是日军某部队开占领香港的“庆祝会”，来函请梅兰芳前去参加，梅兰芳请医生开具了一张牙疼的证明，说明自己不能前去。接着，日本军部派人来说，为了繁荣战后香港的市面，请梅兰芳出来演戏，梅兰芳说：“我的剧团不在此地，一个人无法演出。”由此搪塞了过去。然后，南京汪伪政府庆祝“还都”，日本的特务机构“梅机关”派专人来港，督请梅兰芳乘专机前去参加，梅兰芳坚持说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这才把来人打发走。

这一时期，香港有很多人都悄悄地从广州偷渡到内地。梅兰芳先把两个儿子葆琛、葆珍设法托朋友带去了内地。至于他自己，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回到上海。在香港继续呆下去显然已经没有意义，若去内地，自己太引人注目，只怕无法偷渡出去，还不如回到上海和家人同甘共苦。上海同是日寇的占据地，日本人没有必要加以阻拦和干涉，因此，1942年夏，梅兰芳取道广州飞回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福芝芳团聚。 “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在梦中。”福芝芳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上海，已经遍传梅兰芳的凶信，说他乘坐的由香港到上海的邮轮被日本人击沉。

敌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位蜚声中外的艺术家。梅兰芳表面沉稳、安静，骨子里却异常的坚定，在立身处世、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妥协的。“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在上海，仍然是闭门不出，敌人找上门来，演出也好，播音也好，以及任何形式、任何名目的社会活动，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他就是一个字，“不!”敌人却也拿这个软脾气硬骨头的艺术家没有办法。

1942年秋季，汪伪政府的要人褚民谊突然登门，要求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须，很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民谊阴险地笑着：“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笑声未落，梅兰芳平静的声音又响起了：“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民谊讨了个大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着，《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向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献媚说：“梅兰芳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再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总不能再有什么理由推却了吧。”于是，山家少佐全权委托朱复昌赴沪邀请梅兰芳出山。朱复昌找到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梅剧团经理姚玉芙，让他立即乘飞机再回上海去邀请梅兰芳，自己则坐火车随后就到。姚玉芙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闻讯赶来，他给出了一条虽然管用、人却要大吃苦头的妙计。姚玉芙到上海后，梅兰芳立即依计行事，请自己的私人医师吴中士给自己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梅兰芳自幼体质过敏，一打预防针便要发高烧。山家少佐派人来查探，梅兰芳高烧42度，昏昏沉沉地卧病在床。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政治上的压迫勉强算是躲过去了，可经济上的问题又来了。梅兰芳是唱戏的，一日不登台，一日便没有收入。况且，身边还有几十张嘴靠着他吃饭。梅兰芳一生自奉甚俭而待人甚厚，不管在多困难的情况下，对所有帮助自己工作的人，从来没有辞退过一个，就是在这样的时期，住在梅家的还有好几十口，除了家属以外，有剧团的工作者，有雇用的佣人，都是多年跟随他的人，还有一些衣食无着的穷亲戚。而且，梅兰芳颇有乃祖之风，对于张口向他告贷的，他向来是有求必应，不假推辞;发现别人有困难，他也会暗中相助，并不事声张。那么，如何维系这么庞大的开支呢?积蓄用尽之后，自然只能是变卖历年收集的一些古玩以及其他可以换钱的东西。为了维持生活，1943年，梅兰芳把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住所都给卖掉了。他的银行界朋友照顾他，可以在银行透支，可是，梅兰芳尽量少用这样的钱，他说：“真是笑话! 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支票倒一张一张的开出去，算个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

上海中国大戏院的负责人知道了梅兰芳在经济上的窘迫，就上门来邀请梅兰芳唱营业戏，话说得很恳切，“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因为确实面对经济困难，梅兰芳没有立即回绝，他找冯耿光商量，冯耿光让他自己拿个主张，思考半晌之后，梅兰芳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干! 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有什么大不了!”接着，他又指着嘴上的胡子说：“如果我拿掉了这块挡箭牌，以后的事情就多了，南京要我去演戏，怎么办?万一东京要我去演出，又怎么办? 明天我准回绝他们。”

戏是决定不唱了，能卖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银行的透支又不肯多用，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朋友建议他不妨以卖画为生，他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于是，他开始下苦功习画，主攻花卉、仕女。梅兰芳主要是在夜深人静时才开始作画。当时，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日寇实行灯火管制，电灯上都要罩上黑布，并且不准使用大支光灯泡，更不许漏光，而且，晚上10点后就停止供电了。为了作画，梅兰芳买了一盏汽油灯。有一天在给灯打气时，一不小心，火冒出来把手烧着了，从此，手上就留下了一个小疤，幸亏伤痕不大，不影响登台。后来，梅兰芳常常伸出手指笑着说，“这是我在艰难岁月里学画的纪念”。到1944年初夏，梅兰芳已积累了100多幅自以为尚可的画。有一天，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银行家兼藏书家，李释戡之兄)、叶恭绰、陈陶遗等人，不期而遇地齐聚梅家，大家都认为梅兰芳的画大有长进，可以开办一个画展，只是数量还少了些，最好能有200幅画。一众名家都表示，可以帮助在画上题词，以壮声势。于是，众人为之奔走张罗，于1945年春天在成都路中国银行的大厅里举办了梅兰芳个人画展，共展出画作170余件，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等，还有一部分是与叶恭绰合作的梅竹，以及与吴湖帆、叶恭绰合作的“岁寒三友图”。画展极为成功，画作售去十之七八，再加上一些被要求照样复定的画作，可以说是全部售罄。孙曜东回忆说，他曾在梅兰芳息影期间受冯耿光、吴震修委托，帮助照顾梅家的生活，在这次的画展中，有一部分画是他的嫂子胡韺画的，因为迫近画展，梅兰芳心越急反而越画不好，无可奈何之下，请了代笔。说到底，这次画展是大家对梅兰芳坚持抗日、拒不登台的一次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和支持。在梅兰芳访问苏联归来后，汤定之曾绘苍松图相赠，并题词云：“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俦。”鼓励他要像苍松一样，宁折不弯，经风霜而不凋。梅兰芳在自己绘的一幅松树斗方上，题写了古人诗句“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借以自励。梅兰芳正是那株傲风雪而屹然挺立、依然青翠的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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