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杨小楼就病倒了。于是，梅兰芳就自己挑班，组成了“承华社”，仍然用姚玉芙做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自此，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生涯与承华社息息相关，即使在梅兰芳辍演的抗战八年中，“承华社”的牌子也没倒。抗战结束，梅兰芳率他的承华社首先在上海恢复演出。解放后，梅兰芳被允许保留自己的私人剧团，“梅兰芳剧团”几乎走遍全国。“文革”爆发，梅剧团才被迫偃旗息鼓。

梅兰芳这一极其自然而然的选择，却在无意之中带动了一个新的潮流，引领了戏班制度的改革，那就是戏班由“班主制”向“明星(名角)制”的转变，这一制度又被称为“名角挑班制”。自此之后，凡是角儿唱出了名或是自认为有了一点名气，就都要组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戏班，如程砚秋之鸣和社、秋声社，尚小云之玉华社、忠信社，荀慧生之留香社，王鸿寿之满春社，马连良之扶风社，言菊朋之咏评社，金少山之松竹社，贯大元之成庆社，高庆奎之庆兴社，女演员雪艳琴之成庆社……而俞振庭显赫一时的双庆社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在接近1931年时，自动解散。

承华社组建后，刚开始是在真光剧场演出。真光剧场建成于1921年，规模不大，观众席分为上、下两层，共可容纳800余人，是作为一个欧式剧场的整体来加以设计与建造的，有着旧式剧场或改良式剧场所不具备的完整性，是北京第一个真正的西式剧场，演戏之外兼演电影。承华社在这里演出，是每演一场就付一场的租金。不过，真光剧场在演了几年戏后，改名为真光电影院，专演电影而不兼演戏了。

在真光剧场之后，又有开明大戏院的落成，性质和真光剧场一样。开明大戏院于1922年9月17日开幕，这一天，剧场墙上的油漆尚未干，许多设备也尚未齐全，之所以仓促开幕，完全是因为梅兰芳的原因。当时梅兰芳已定下赴香港演出，梅兰芳彼时已成为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开幕式上若缺了梅兰芳的演出必大为逊色，因此就只能赶在梅兰芳动身之前开幕。承华社后来也常常在开明大戏院演出。

可以说，承华社的建立，开启了梅兰芳艺术生涯的新纪元。这一次，是梅兰芳自己做老板了，他既是“名角”(戏班的主要演员)，又是“班主”(戏班的主人)，和他“搭班”时期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搭班，重点在一个“搭”字，搭的是别人的班，自己只是为别人唱戏，而现在，是自己的班，是为自己唱戏，整个戏班都围绕着“名角的戏”来转，围绕着自己这个“名角”的艺术提升来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承华社期间，接连排演了很多新戏：前后本《西施》、《洛神》、《廉锦枫》(以上1923年)，四本《太真外传》(1925、1926年)，《俊袭人》(1927年)，《凤还巢》、全本《宇宙锋》、《春灯谜》(以上1928年)，即使在“一·二八”事件之后，梅兰芳移居上海，演出市场非常萧条、低落的情况下还排演了《抗金兵》(1932)、《生死恨》(1936)。正因为有属于自己的剧团，才能尽情尝试，才能在艺术上精雕细琢、刻意求工。比如，排演《西施》时，为了突出其中某一段唱腔的感染力，他们几乎试遍了所有的乐器。最后，选择加入二胡的音色，使二胡进入到京剧伴奏乐器的队伍，这一创举，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意义不能算小。比如，排演四本《太真外传》，每一本中都有一场载歌载舞的盛大场面，达到了大型古装歌舞戏的顶峰。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投资，这样的剧目是绝对排不出来的。而且，尤为难得的是，1930年，梅兰芳在个人垫资的情况下毅然赴美国演出，把古老的东方戏剧文化成功地传播到了西方国家，试想，如果换作是别的“班主”领班，能够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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