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楼、梅兰芳共同组班的主意不知是谁提议的，有人说，梅兰芳想要自己挑班，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所以先试探一下，邀请杨小楼加入为自己壮声势。如果是这样，真不能不说梅兰芳心机太深。但在崇林社，老板是姚玉芙和刘砚芳，梅兰芳和杨小楼同样都是属于“搭班”性质，拿戏份，只不过他俩所拿的戏份要远高于别的演员，并且，是每天演出结束后，老板亲自送到家中来，而其他的演员是在后台分账。因此，也或有这样一种可能，杨小楼同意组班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两大名伶共同组班，经济上能有可观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舞台自开张后遭遇了两次火灾，均由杨小楼赔付，1919年，因为债务关系，杨小楼转出了第一舞台的股权并离开第一舞台改搭别的戏班，并且，时人有杨小楼晚年受制于女婿，一切均听由女婿安排之说。

其实，这样组班对杨小楼显然是“吃亏”的，他是早已成名的前辈，和风头正健、上升之势锐不可当的后辈同台演出，无形中自降了“身价”，给了梅兰芳赶超的机会。崇林社在赴上海演出回来后即因杨小楼的病倒而解散。大家都说，杨小楼这次的病是心病，是无可奈何的“病倒”。甚至有这样一种演绎：在合作之初，杨小楼在身边人的怂恿下提出，在报酬上他不是像别人一样拿戏份，而是要拿“加钱”，就是说每卖出一个座儿他拿一角钱提成。一天，是杨小楼的大轴《冀州城》，上座1000多人，杨小楼得了100多块钱。第二天，是梅兰芳的大轴《嫦娥奔月》，结果卖了1800多张票。杨小楼拿到180多块钱，很是惭愧，“人家唱戏，咱拿钱……”，然后主动提出自己也不拿“加钱”了，和梅兰芳拿一样的戏份。合作期间，二人新排《霸王别姬》，很是叫座，但常常在演到虞姬自刎后，观众就纷纷退场，不再看后面霸王的戏了，让杨小楼心里很不是滋味。赴上海演出期间，杨小楼又目睹梅兰芳在上海所受的极端热烈之追捧……如此种种，让他在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在很多谈到梅兰芳的著作中，都会把梅兰芳的成名之年定为“民国十年(1921)”。其实，梅兰芳的成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具体说清楚他到底是在哪一年靠哪一出戏成的名。他的红，他的成名，从他刚出道没多久就开始了，甚至可以数到民国元年、二年，那时他的叫座能力已经有压倒谭鑫培、杨小楼之势，他已经唱红了上海……此后，他每排演一出新戏，都会赢得如潮的好评，1917年，他赢得“剧界大王”的称号，1919年，他更成为使得京剧走出国门并红遍他邦的伶界第一人。那么，为什么梨园界的老辈会异口同声地认为他成名在1921年呢?或许，和杨小楼合作组班并压倒杨小楼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四大名旦”的称呼最早也是出现在1921年，见于天津的《大风报》创刊号。北京城内称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四人为“四大金刚”，因而有人就谑称梅兰芳、尚小云、朱琴心、程砚秋四人为“伶界四大金刚”，朱琴心后来逐渐退出舞台，被荀慧生后来居上而取代。《大风报》社长沙大风认为“金刚”之名不大好听，便提出“四大名旦”这一称谓。一般的说法都是，“四大名旦”因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的选举产生而同时成名，其实，《顺天时报》该年举办的并不是“四大名旦”的选举活动，而是“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要求人们在五大名伶所排演的新戏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戏目，这五大名伶分别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投票结果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名列第一，6628票，其余依次为：程砚秋的《红拂传》第二，4785票，梅兰芳的《太真外传》第三，1774票，徐碧云的《绿珠》第四，1709票，荀慧生的《丹青引》第五，1254票。徐碧云的艺术生命没能维持多久，只有梅、程、尚、荀四人一直活跃在舞台上。1930年8月，上海的《戏剧月刊》举行了一次名为“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的活动，就流派、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戏等方面逐项打分，结果是梅兰芳以575分的总分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其次是程砚秋(540分)、荀慧生(530分)、尚小云(505分)。此后，人们即习惯于“四大名旦”并举，这代表了民国时期旦行艺术突飞猛进的进展，如1935年9月，北京出版了秦公武主编的《梅尚程荀四大名旦论》，论述四大名旦的家世、技艺、艺术成就、擅长剧目、唱做表演等。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四大名旦”中以梅兰芳成名在先，1921年时，梅兰芳已是横空独步的旦行领军人物，尚、程、荀三人的声望、地位此时远不能和他相比，要知道，在1919年时，程砚秋还拜在梅兰芳门下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梅兰芳的努力和带动，使得旦行的位置悄悄提升并最终超越了生行，才最终有了“四大名旦”的集体成名，各自各开创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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