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梅兰芳演昆曲，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有这样两段记叙：

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出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当地报纸如顾君义主编的《又新日报》，邵飘萍、徐凌霄、王小隐办的《京报》都常发表有关昆曲的消息和评论。……北京的戏班瞧我演出昆曲的成绩还不错，就在民国七年间，把好些昆弋班里的老艺人都邀到北京组班了……

我在民国四五年间，开始演出昆戏。到了民国七年，北京一般爱好昆曲的票友们也都兴致勃勃的，由溥西园、袁寒云等先后成立了好几个昆乱合璧的票房。如消夏社、饯秋社、延云社、温白社、言乐会。这里面有孙菊仙、陈德霖、赵子敬、韩世昌、朱杏卿、言菊朋、包丹亭……包括了京、昆两方面的内行和名票，常常在江西会馆举行彩排。

前此为梅兰芳立传者，大多据此认为，北京昆曲的复兴全由梅兰芳一人之首倡，此乃有不得不辩之处。文中的“两个大学”，是指北大和清华。确实，民国六年(1917)秋，曲学大师吴梅进入北京大学授课。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偶合而已，肯定不能说成是由于梅兰芳在舞台上演出昆曲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北大就特意为此来开设一门课程。吴梅以词曲创作及研究而享名，可现实生活中，作为大学教授的吴梅，除了教词曲，还教诗文，还讲文学史，他在北大教书期间，曾为讲授文学史课程撰写过《中国文学史讲义》。就算是教词曲，也不是只讲昆曲，而是讲授中国戏曲史，昆曲是到明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发达兴盛起来的，只是戏曲史中的一个阶段。曾有这样一则轶闻，有一教授对吴梅出任北大教授不满，课间休息时，问他：“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至于吴梅进入北大的背景，乃是由于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以后的北京大学，新文化人占据了绝对优势。蔡元培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后，立即聘任《新青年》的创办人，大力宣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民主派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主持北大文科，锐意改革文科教学。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文体革命，也就是白话文运动，于是，作为通俗文学之重要类型的“戏曲”和“小说”，从此前的“不登大雅之堂”一跃而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大学既开设戏曲课程，就需要有专门之教员，吴梅当时出版有《顾曲麈谈》一书，蔡元培见阅之后，颇为赞赏，于是请陈独秀出面聘请之。而“小说”课，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设计为系列演讲的形式(由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主讲)。1920年，鲁迅进入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

吴梅虽不因梅兰芳而进北大，但他进入北大后，确实是把昆曲引入了大学课堂。吴梅的戏曲研究乃从戏曲本身出发，研究作曲、唱曲、谱曲等问题，而且，他是昆曲的通才，不仅能自己作曲、谱曲，并且能吹、能唱、能演，因此有“曲学大师”之美誉。梅兰芳曾去向他请教过。韩世昌更专门拜他为师，请其指点、校正曲子。同时代的周作人曾描绘他给北大学生讲课的情形：穿长衫的吴先生，手拿笛子，走进课堂，一边讲，一边还要唱几句。当学生们发现他唱的跟在戏馆听的不一样，他就解释，这是昆曲。或许，可以这样说，由于大学专门课程的开设，由于“曲学大师”身体力行的提倡，北京昆曲呈现出复兴之势。再说，昆曲在有旧学修养的文人雅士中本来就很有市场，如齐如山、张豂子之类，而梅兰芳文中提到的溥西园、袁寒云，是著名的票友，他们一直都是昆曲的爱好者，在他们，都是京、昆兼擅。溥西园，爱新觉罗·溥侗，号“红豆馆主”，乃皇室后裔，从小酷爱剧艺，遍投名师，昆曲、京剧尽皆精通。袁寒云，袁克文，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痴迷于昆曲，曾专门邀请常州的昆曲大家赵子敬北上授曲，1915年张伯驹的父亲寿辰时，袁克文前来拜寿，祝寿的堂会戏上，在谭鑫培的大轴戏之前接连三场都是昆曲，当时能够欣赏昆曲者已是寥寥，时至夜深，大家只能“忍睡提神，以待谭剧”。这三场昆曲的安排纯粹是为了袁克文的爱好。

1916年冬，河北玉田县的昆弋同合班进京，演于崇文门茶食胡同广兴园，以郝振基的猴戏《安天会》一炮打响。当时票价极低，池座仅需京钱1600文，所以上座也还不错。接着，民国七年(1918)初，应田际云之邀，王益友率荣庆社入京，演于天乐园，以韩世昌挂头牌。这些昆弋演员都是出自河北高阳(也就是齐如山的家乡)的昆弋班。在这一带，一直有演唱昆弋腔的传统，所以该地还存有昆弋班，转徙江湖，在保定一带演出。天乐园的昆曲演出，观看者以文人学士占多数，特别是北大师生，蔡元培、赵子敬、吴梅、顾君义、王小隐等皆为座上客。经常在报纸上所写评论梅剧文章、力捧梅兰芳的张豂子同样盛赞天乐园的昆曲演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王小隐、顾君义，以及何海鸣、苏少卿、赵伯苏等成立了一个业余昆曲研究组织——“青社”，专门为韩世昌作义务宣传，因韩世昌字“君青”，故名“青社”。这个“君青”的字还是吴梅和黄侃两位教授起的呢，希望他“君山一发青”。何海鸣是《又新日报》的记者，王小隐和顾君义是《京报》的记者，在这两家报纸上时常都能看到有关昆曲艺术的评论文章。他们编印了《君青》特刊，出了10期而停顿。荣庆社在天乐园演出，上座很好，去得迟的，甚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座客往往还随身携带着昆曲选本、昆曲谱如《缀白裘》、《遏云阁曲谱》之类的书，以供参考。此前有谑呼戏迷为“痰迷”、“梅毒”、“流行病”(女伶刘喜奎)者，这年又有所谓“伤寒病”者，即针对荣庆社的韩世昌而言。

戏曲界此时有了专门的昆曲戏班，昆曲爱好者又组织了多个社集，一时，北京昆曲俨然有“中兴”之势。早在1907年，溥侗就创办了一个昆曲票房——言乐社，社员都是当时的名流硕彦，如钟秋岩、言菊朋、袁寒云、包丹庭(或写作“亭”)、陈德霖、钱金福、王楞仙、梅雨田等，于探究声律、厘正节拍之余，并约集彩排，粉墨登场。辛亥革命后，溥侗扩建言乐社为言乐会，聘曹心泉为曲师。到民国七年(1918)时，社员已有100多人，京中名流如王季烈、赵子敬、吴梅，著名演员如杨小楼、梅兰芳、韩世昌等尽皆加入之，声势极大。袁克文在参加言乐会的同时，还在1918年组织了多个社集，夏天组织“消夏社”，秋冬之交，又先后组织“饯秋社”、“温白社”、“延云社”。这些社集经常在江西会馆彩排演出。9月某晚，“消夏社”在江西会馆彩唱，孙菊仙排演了一出《钗钏大审》，这出戏已经40余年没人演过了，是“前三杰”之首的程长庚的拿手好戏。老一辈的戏剧演员中现时惟有孙菊仙一人还能够演出此戏，以前，每逢程长庚演出此戏，孙菊仙都要赶去观看，所以他演此剧，深得程长庚之神韵。

在民国六年(1917)之前，梅兰芳本已时常贴演昆曲，昆曲功底已自不弱，在这样一种大潮流下，更是大显身手，所排昆曲更多，虽然他的古装新剧已经名扬一时。张豂子云：“伶俐如兰芳，敏捷如兰芳，亦于此新学方面，示相当之进步。故在今日北京剧坛之旦角，其不善昆曲者，不能称为有名伶之资格。”在已经学会的剧目基础上，梅兰芳新排演的昆曲还有：《牡丹亭》之《游园·惊梦》;《玉簪记》之《琴挑》、《问病》、《偷诗》;《金雀记》之《觅花》、《庵会》、《乔醋》、《醉圆》;《狮吼记》之《梳装》、《跪池》、《三怕》;《南柯梦》之《瑶台》;《渔家乐》之《藏舟》;《长生殿》之《鹊桥》、《密誓》;《铁冠图》之《刺虎》。此外，还有两出吹腔戏：《昭君出塞》和《奇双会》。其中，《狮吼记》已经十几年不见演于舞台，行将失传，张豂子评价说：“梅郎此举，兴灭继绝，有功剧界，诚非浅鲜。”在这些剧目中，《水斗·断桥》(又名《金山寺》)、《思凡》、《琴挑》、《闹学》、《刺虎》、《游园·惊梦》、《奇双会》，成为他的代表剧目。

韩世昌从赵子敬学会《痴梦》(即《牡丹亭》之《游园·惊梦》)一剧，先是在饯秋社演出，1918年11月在天乐园正式公演，张季鸾、赵子敬等人，特别把包厢中的男座都包了下来，遍邀报界人士及诸昆曲家前往观看，此日上座极盛。但梅兰芳却是早着先鞭，已先在吉祥园演出此剧，该剧演出时，一批专精并爱好昆曲的人士如吴梅、赵子敬、韩世昌、刘步堂、顾君义、王小隐等皆去观看。梅兰芳先是跟乔蕙兰、陈德霖学会了这出戏，后来到上海后又专门请益于南方昆曲大家，学习唱腔、身段，并在舞台演出中不断丰富对于戏曲人物的理解，使得这出戏成为最能代表他昆曲艺术的杰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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