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梅兰芳在短波电台里收听到，日本又吃了一个大败仗，他兴奋不已，挥毫泼墨，画了一幅梅花，题作“春消息”。不久，春天真的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梅兰芳激动得流下泪来，八年啊八年，在自己最富于艺术创造力的时期，却被迫告别了舞台，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很快，梅家客厅就坐满了亲友，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道喜。正在大家热切谈论的时候，只见梅兰芳身穿灰色的西装，里面露出雪白的衬衫和绛红的领带，脚蹬黑亮的皮鞋，手中还拿着把折扇半遮着脸，轻快地从楼上走了下来，让人眼前一亮。吴震修笑着说：“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兰芳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了一张春风满面、干干净净的脸，那一撇唇髭早已不见了踪影。他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八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梅兰芳说话向来低言细语，稳重平和，这一天，却大失风范，50多岁的人，竟笑得像年轻人那样天真。

从这天开始，梅兰芳就恢复了练功、吊嗓子、看剧本的忙碌生活，为复出做着积极的准备，在兴奋之中又夹带着一点隐忧，自己还能够重拾旧山河吗? 10月10日，梅兰芳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演出，在兰心大戏院义务演出《刺虎》，这是他息影八年后第一次登台。登台前，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登台杂感》一文，他痛心这八年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八年了，长时间的荒废，老是那么憋着，因为怕人听见，连吊吊嗓子的机会都没有。胜利后，当我试向空气中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那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可形容”，他担心自己的表演，“可是也有玩意儿生疏了;观众能给我大量的包涵吗? 我怎么能够满足观众对我的期望?”对于自己的息影八年，他只是轻飘飘地说自己不过是尽了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的爱国心，“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艺来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底下，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所以，台上的梅兰芳，尽管嗓音不够理想、身段不够自然、表情也显得生硬，但仍然赢得了如雷的掌声，这是对他坚定不移、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的赞誉。虽然对自己这次演出的表现非常不满，梅兰芳还是很兴奋，在吃宵夜时，跟大家说说笑笑，吃得比往常多，还破例喝了一杯酒，颊上泛出轻红，毕竟，是重返舞台了。

跟着，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梅兰芳公演。梅兰芳也急于想跟广大观众见面，但抗战刚刚胜利，交通还未恢复，梅剧团的大部分演员都在北京，无法立即南下，而且，梅兰芳的嗓音也未完全恢复，唱京剧有一定难度。有人提议说，上海有俞振飞、姜妙香，还有仙霓社“传”字辈的几位昆曲演员以及昆曲场面，京戏唱不成，何妨改唱昆曲?梅兰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美琪大戏院演了一期昆曲，演出了《刺虎》、《思凡》、《断桥》、《奇双会》、《游园惊梦》这五个剧目。观众为了瞻仰一下久不登台的梅兰芳，不管他演什么戏，每场都挤得水泄不通，竟将美琪大戏院的门窗都挤破了，甚至有很多特意从外地赶来的观众。在他们的说法就是：“只要看一看八年不唱戏刚剃了胡子的梅兰芳。”梅兰芳经过一番苦练，台上的本事也都找了回来，而且，表演上也起了变化。一时，街头巷尾，茶肆酒馆，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梅兰芳，赞叹他八年不肯演戏的高尚气节，赞誉他功夫不减当年的表演。这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那精湛的艺术和高贵的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

演昆曲是一时的权宜之计，1946年4月，梅兰芳重新组班，与后辈老生演员王琴生合作，在上海南京大戏院演出了《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等戏。9月，“承华社”原班底人员如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等大多从北平来到上海，剧团恢复，在南京、皇后、中国等大戏院演出。11月，在中国大戏院出演时恰逢复出后的程砚秋巡演至沪，出演于天蟾舞台，昔日的师徒形成“对峙”之势。程砚秋为尽弟子之道，演出前去找梅兰芳解释商量，认为不宜和老师打对台，想把合同推迟。梅兰芳自亦不能退缩，他尽显王者风范，大度地说：“没关系，各唱各的，合同定了再改，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况且剧目不同，两边都不会受影响，你不要有顾虑，要把戏演好。”程砚秋演出时，梅兰芳还特意派人到后台慰问。中国2000多座位，天蟾4000，但一二楼的3000座位一满，就算客满。结果是，两边都连日客满，观众奔走相告，盛赞“实开二十年来未有之新记录”，成为戏剧界的一段佳话。若干年前，师徒二人也曾“相逢”过一次，梅兰芳迁居上海后，曾于1934年返回北平一个短期，演出于第一舞台，其时程砚秋恰在中和戏园演出。中和有1300座位，容易客满，程砚秋自创的新腔这时已经得到舆论首肯，被称为“程腔”，因此，程砚秋雄心勃勃，把票价定得和梅兰芳一样高。第一舞台有3000多座位，由于梅兰芳的叫座力，每日也大体能满。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只有程砚秋心性颇高，暗地里不免使着劲儿，成为梅兰芳的“劲敌”，师徒俩时不时地较着一点劲。罗瘿公曾说：“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梅兰芳性情平和，程砚秋则锋芒毕露，然而，师徒二人终究是打成了平手。

梅兰芳不想关心政治，他自言“我对于政治问题向来没有什么心得”，可他却躲避不了政治。抗战期间，他可以不假思索，不为日本人唱戏，不为汉奸唱戏。可抗战胜利后呢? 他又该何去何从?有些事他躲得了，有些事能躲得了吗? 1946年春，梅兰芳到南京作营业演出，档期结束时，恰好马歇尔来宁，国民党为欢迎马歇尔，特别要他再加演一天，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在常人是求也求不到的，梅兰芳却没有接受，当天就离开了南京。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是蒋介石在不顾国共谈判破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否参加“国大”，就成为进步和反动政党之间的分界线。然而，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局势下，梅兰芳却应邀赴南京献演! 12月25日，和名票赵鑫培等在励志社演出，招待国民政府官员，26日，在国民大会堂演出，以欢送国大代表。有人颇以梅兰芳参加这次演出为不然，认为这是“反动”行径。据知情人回忆，梅兰芳乃有不得已之苦衷，“国大”曾派要员专程和梅兰芳洽商，遭到婉言谢绝。这位要员不死心，又找杜月笙出面，梅兰芳从民国初年起到30年代几十年间在沪时，都得到杜月笙的照拂，关系密切，盛情难却，这才到南京参加演出。

此次赴“国大”演出之前，12月17日的《文汇报》在头版地位刊出一条花边新闻：“据美国联合通讯社消息：梅兰芳应麦帅(麦克阿瑟)之请，将于元旦日在东京恩派尔戏院上演名剧，联合国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朱世明中将于十月间返国，已与梅氏接洽妥当。”当天晚上，《文汇报》记者赶到梅兰芳正在演出的中国大戏院后台采访，采访报道于12月18日见报。该报道云：梅兰芳在演戏间隙的紧张状态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说朱世明将军确曾坚邀赴日“慰劳盟军”，他藉口准备不及，已坚决谢绝。言无数语，锣鼓点子已催梅上场，梅只好介绍他的秘书郭少卿详谈，“郭氏告记者，梅氏八年隐居，财产已经耗尽，今番重登红毯，实因生活关系。赴日之说，虽经朱将军再三邀请，梅博士因其在国内演唱，如有不到之处，国人可以原谅。如彼出国，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赴日本，当更应为其本身地位着想，故也以行头准备不及为辞，谢复朱将军矣”。紧接着记者又问到“关于梅氏赴京演唱慰劳国大代表一事”，报道说：“梅氏对记者表示，或者要去，而郭氏答记者谓，第一次国大时就曾与梅博士商量过，后国大改期，现在又开国大，又来邀请。今中国大戏院合同未满，且还有许多义务戏要唱，怕不可能去京。目下后台有二三百人，系在沦陷期间随梅博士苦撑几年者，为了顾全大家，不能不奔走生活，末后叹气谓‘中国的事难说得很’。”

确实，“中国的事难说得很”，梅兰芳不得不因杜月笙的再三敦请而在“国大”闭幕时前去慰问演出。为此，黄裳撰写了《饯梅兰芳》一文，刊登在1947年1月5日的《文汇报》上，大谈梅兰芳之“老”，劝梅兰芳“绝迹歌坛”，他说：“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黄文中含蓄而言的“外来的殷勤”正是指此事。20世纪90年代，在梅兰芳诞辰100周年之际，黄裳和柯灵围绕此事有过一场笔墨官司，柯灵认为黄裳这篇文章是恶意攻击，黄裳则加以反驳，说自己写作该文“目的是想劝他摆脱南京方面的纠缠，洁身事外”。柯灵和黄裳之间的争论中夹杂有个人恩怨，且不去论。单就梅兰芳参加这场演出而言，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况又有杜月笙出面，让梅兰芳去唱一场戏，梅兰芳能不去吗?况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梅兰芳曾拒绝为马歇尔元帅演出，也拒绝了朱世明赴日本的邀请。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eilanfang/202211327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