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在搭桐馨社和杨小楼合作的同时，还搭了春合社与谭鑫培合作，白天在吉祥园唱，晚上在第一舞台唱。春合社也是俞振庭组织的，是主要为邀约谭鑫培而组成的临时性班社，共演了20场。谭鑫培到了晚年，不再搭固定的班社，哪家班社要请他，就用一个无主的旧班社的名义，先向“正乐育化会”申报开业，再临时邀一些其他行的角儿，如此凑足一台戏，唱过一期就结束。在春合社，是谭鑫培唱大轴，梅兰芳唱压轴(倒第二)，有时也和谭鑫培合演《汾河湾》等作为大轴。在桐馨社，是杨小楼唱大轴，梅兰芳唱压轴，有时也和杨小楼合演《长坂坡》、《回荆州》等作为大轴。谭鑫培是爷爷辈，杨小楼是叔叔辈，他们都是艺术功力精湛、久负盛名的大师级人物。和他们同台合作，对梅兰芳的艺术又是一次锤炼和提升。梅兰芳曾深情回忆说，虽然自己是旦行，谭鑫培、杨小楼是生行，但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很重要，“陪老辈好演员演戏，真有好处，他对人物性格的体会深，在表演上发挥出来的力量大，陪他演戏，你发出来的力量，也必然要比寻常的表演增加。我跟谭、杨两位老先生合演，每演一次得到一次的提高，这就是他们给我的精神感染起了带动作用”。

此时的梅兰芳，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京剧界的“大腕”，单凭不管他演出哪一类的戏都能号召观众就可以这样说了。他演的传统老戏、昆曲、新编戏曲等，无一不叫座，更何况，他已创出自己的特色——他的古装歌舞剧《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虽然仍屈居于“倒第二”的位置，只不过是由于戏界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由于他所扮演的行当——旦行的地位仍敌不过生行而已，实际上他的叫座能力已经超过了谭、杨，他所需要的，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梅兰芳陪谭鑫培在春合社唱戏，正好赶上了这位老艺人在舞台上的最后时光。这期合作后不久，1917年5月10日，一代伶界大王谭鑫培逝世。谭鑫培的死让梅兰芳追悔莫及，他后悔自己不该年轻无知，不该在谭鑫培舞台生命已经无多的日子里和他打对台戏。

在这之前，梅兰芳在搭双庆社时，有一次，俞振庭来商量，要求他把多时不演的头、二本《孽海波澜》分为四天演出。每天在这新戏头里加演一出老戏，如《思凡》、《闹学》、二本《虹霓关》、《樊江关》等戏。开戏馆的老板为了营业上的竞争，常喜欢变换新鲜花样以增加卖座率，梅兰芳也就不加考虑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却不料，那几天正是谭鑫培在丹桂茶园演唱的日子，贴出来的戏码都是他平常最受观众欢迎的戏。吉祥园和丹桂园同在东安市场里面，相距不远。估计是俞振庭听见谭鑫培在丹桂出演的消息，恐怕他的营业要受影响，所以想出来这样一个主意。结果，四天演下来，吉祥园的观众挤不动，丹桂园的座儿，则直往下掉，最后两天，更是寥落。过了些日子，梅兰芳和朋友们去逛戒坛寺，偶遇谭鑫培，梅兰芳赶快迎上去，恭恭敬敬地打招呼。谭鑫培笑着对他说：“好，你这小子，又赶到我这儿来了。”此话语带双关，梅兰芳回味过来后，深深自责，直到晚年他还为此事纠结，在口述回忆录时诚挚地交待秘书许姬传，“请您照我说的把它记下来，好让葆玖他们看看”：

按说我跟谭老板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各唱各的戏，本来谈不到要什么你让我躲的，可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两样。因为他在晚年，是不常出台的了，我正在壮年，唱的日子多得很。当他偶然露几天，我不应该顺着俞振庭的意思，用新戏老戏夹着唱的新花样，来跟他打对台的。我不是错在答应俞振庭要求的时候，我是错在谭老板在丹桂贴演重头戏码以后，没有跟俞五交涉，变更我们预定的计划。其实等谭老板唱过了，不是还可以让俞五使上这个噱头吗? 我当时的确只顾了吉祥的营业，忽略了丹桂会受这样大的影响。后来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那边座儿不好，我还是咄咄逼人，不肯让步，使这位久享盛名的老艺人，在快要结束他的舞台生活以前，还遇到这样的一个不痛快。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今天承认这件事是我年轻无知，做得冒失了。

梅兰芳在这次对台戏中的完胜，用他自己的分析，并不是谭鑫培技不如人，谭鑫培的艺术，早就是登峰造极了。只不过，“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去看谭鑫培戏的，都是真正懂得欣赏京剧艺术的内行;而来看自己戏的，就是看热闹的比较多了。梅兰芳扮相佳、唱腔动听，又夹杂着老戏、时装戏一起演，内行欣赏他的唱腔、做派，外行看新鲜、热闹，可谓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因而受众面极广。傅斯年在提倡戏剧改良时也曾说，“听戏的人，大别分为两种。第一种人是自以为很得戏的三昧——其实是中毒最深的——听到旧戏要改良的话，便如同大逆不道一样。所以梅兰芳唱了几出新做的旧式戏，还有人不以为然，说：‘固有的戏，尽够唱的，要来另作，一定是旧的唱不好了，才来遮丑。’你想和这种人还有什么理论，然而娴熟旧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思想。第二种人在戏剧一道，原不曾讲究，不过为声色的冲动力所驱使，跑到戏园里‘顾而乐之’。这种人在戏界里虽没势力，在社会上却占大多数，普通听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梅兰芳在“打败”京剧界“第一人”时，没有自骄自满，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认识，是多么难能可贵，无怪乎他能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其实，梅兰芳之大受欢迎还有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1900年以前，受封建礼法的约束，人们认为女子进戏园看戏是有伤风化之举，戏园内不设女座。妇女若想听戏，只能赶赴堂会戏，因为请戏班到家来唱戏是难得的机会，会为家中女眷单独搭设女桌。在一些思想传统、保守的女性，即使连这样的堂会戏，也绝不涉足。然而，时代车轮的滚动是挡不住的，由于晚清民主思潮的影响，很多传统的思想束缚在悄然间慢慢开始解冻，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妇女进入戏园看戏，已然相习成风。但男女间还有一定的界限，男女分座，楼下男座，楼上女座。这一男女分座的界限，直到1922年9月开明大戏院建成正式开幕才被打破，该戏院首先实行全剧场内男女合座的办法。1930年，开始出现男女合演的班社，与此同时，在本年成立的中华戏曲学校始创了男女合校同班学艺的先例。至此，在剧院看戏，男女分座的陈规陋习才算是彻底废除了，即连像广和楼这样比较守旧的戏园也允许男女合座了。关于女性观众的加入对于京剧行当的影响，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按语中有很中肯的分析：“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剧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产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戏曲行当里重要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

这一时期，不仅仅只有女性观众乐于看漂亮的脸孔，男性观众也是如此。爱美之心，人孰无之? 曾经有论者批评民国初年的戏剧界有重色轻艺的新倾向，评剧家们的眼光专注重于容貌的美丽，只要容貌美丽，不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都吹捧不已，此乃整个戏剧界的退化。所以，谭鑫培曾感慨地说：“男的唱不过梅兰芳，坤伶唱不过刘喜奎，戏饭不好吃了。”这个“唱不过”当然不是指演艺水平，而是指叫座力。这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之心理，所以，这一时期，王蕙芳、朱幼芬、贾璧云等具有姿色的青年男旦都在被捧之列，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在艺术上没能精进，遂被时代淘汰。还活跃在台上的老一辈旦角演员，虽唱工了得，却都已年华老去，芳菲不再，在艺术上也很难再有新的创造力。如路三宝，顾颉刚说他“以季隗就木之年，犹勉强涂脂粉登场，虽鹃声啼老，身世甚悲，而枯喉不润，动作渐僵，听来观来总难慰意”。再如陈德霖，梅兰芳唱《祭塔》，张豂子评价说：“盖兰芳此戏，不独其音调动听已也，其扮像尤能动人，音已美矣，而益以色之美，乃愈增其全部之美感，此则陈石头犹有愧色者也。石头唱腔诚美矣，而吾人但能闭目细听，偶一张目，见此绉额攒眉之老人，则美之感觉，瞬为锐减，不若坐对兰芳，可兼擅耳目之福也。”此一时期，惟始创“花衫”行当的王瑶卿在艺术上颇有创造力，也深受观众欢迎，然而就容貌言之，也已是“徐娘半老”，“老态如村妪，面无余肉”，终究敌不过梅兰芳的“绮年玉貌”，而且，王瑶卿后不幸而中年“塌中”，息影歌坛。此时，除女伶外，放眼梨园旦行，已经没有可以和梅兰芳较力的演员了，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人都还出道未久，不足以与梅兰芳相抗。

1917年底，因谭鑫培之逝，“伶界大王”的称号空了出来，《顺天时报》举办剧界大王、坤伶第一、童伶第一的选举活动，梅兰芳以232865票荣膺“剧界大王”之号，刘喜奎以238606票获“坤伶第一”，尚小云以152525票获“童伶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三个“大王”，都是旦行人物，这也充分反映出人们观剧风尚的改变。虽已贵为“大王”，但梅兰芳要走的路还是很长、很长，在一些仍视旦行为贱业的保守人士看来，梅兰芳的当选主要是凭他的青春美貌，甚至有人说梅、尚二人的当选，“此诚伶界之巨耻奇羞”。青春不常，红颜难驻，这个“大王”的称号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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