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虽然“极红”，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审慎的态度，从不因为自己“当红”而沾沾自喜、自高自大。因为曾经出身云和堂，曾经一为歌郎，以歌侑酒，梅兰芳小心谨慎地拨开环绕于己的污泥浊水，重塑“清”名。齐如山之所以在和梅兰芳通了两年多的信之后才决定见面，其中原因，一是因为社会舆论，齐如山担心和旦角尤其是漂亮的旦角交往，会招来亲戚朋友们的非议;二是因为“兰芳离开这种营业，为自己名誉起见，决定不见生朋友，就是从前认识的人也一概不见”。到民国三年(1914)春天，二人见面，“及至我到他家，留神详细一看，门庭很静穆，本人固然是谦恭和蔼，确也磊落光明，实在是不容易。本界的亲友，来往的已经不多，外界的朋友更少。……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我看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什么分别”。某些文人与梅兰芳交往，骨子里可能还存着那么一点赏玩男旦的狭邪心思，这在他们歌咏梅兰芳的诗词歌赋中都有体现，罗瘿公还曾经酸溜溜地说什么“梅魂已属冯家有”(指冯耿光)，齐如山也说，“其中有一二位，心中似稍龌龊，但也毫无破绽，不过有点以老斗(旧时私寓中，指某位相公长期、固定的主顾)自居的嫌疑就是了”。然而，梅兰芳却以自己光明磊落的态度，使他们那一点点龌龊的心思无法现身，从而归至于对大美的欣赏，归至于纯洁的友谊。而且，梅兰芳之所以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是离不开朋友们对他的支持和扶助的。即使有人刚开始与他交往时的心思或许并不那么纯正，他都能以诚挚、坦荡、谦逊使他们成为自己一辈子的知交，这些朋友在把梅兰芳打造成京剧“一代宗师”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梅兰芳承袭了乃祖梅巧玲喜欢与知识分子结交的门风，像易顺鼎、樊增祥、罗瘿公等诗文名家，都对梅兰芳揄扬甚力。梅兰芳在民国初年间能够享盛名于一时，与他们的吹捧是不无关系的。民国二年，梅兰芳于天乐园演出《雁门关》剧，时在三伏末，酷热难当，可戏园里却挤得满满的，众皆挥汗如雨，只为来看梅兰芳，有人就说此乃由易顺鼎《万古愁曲》使然，易顺鼎则一边借此再赞兰芳之色艺冠时，一边则得意洋洋地揽此美誉。黄秋岳本来不太喜欢看戏，又特别怕热，此时也在观众群中，他后来撰文说，使自己能够在戏园里受一百二十分之浊气者，皆兰芳之魔力。张次溪说：“梅郎畹华，以天赋奇才，得樊山(樊增祥)、哭庵(易顺鼎)、瘿公(罗瘿公)诸先生以诗文辞誉扬之故，其名几遍天下，无远近咸知其人。”

京师译学馆的一批学生，如前文提到的姚鹓雏、言简斋等，还有张瘐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等等，都是梅兰芳早期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兰芳一辈子的知交。当时署名“酒臣”的一则戏评中有梅兰芳乃由一班学生捧红之言，顾颉刚云：“余曩闻之青浦夏君，谓姚鹓雏在此校时，醉骨于梅，至借贷以亲之，又作诗百首赠之。酒臣所说殆鹓雏之俦乎?”当时，有这样一件轶闻。梅兰芳和王蕙芳既“兰蕙齐芳”，又二“芳”斗艳。追捧王蕙芳的观众以军阀张勋等为首，拥护梅兰芳的大多数是大学生。前者有权有势，为了捧王蕙芳的场，军阀将戏园中间最好的两桌座位长期包下来。大学生一般都穷，爱听梅兰芳的戏，却又买不到最好的座位，他们就组织了六七十人，将张勋等长期包占的两桌周围的桌子包下，这样，给王蕙芳捧场的人出入不便，就逐渐不来看戏。你有权有势又如何?我只要人多力量大。当年，超级女声风靡全国，“玉米”(李宇春的支持者)、“凉粉”(张靓颖的支持者)等名遂不胫而走，殊不知，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了类似的潮流，时有“痰迷”、“梅毒”等称，“痰迷”者，迷谭(谭鑫培)也;“梅毒”者，中梅(梅兰芳)之毒也。在“梅毒”者，去看戏，专看梅兰芳之戏，在梅兰芳的戏快要开演前齐齐而致，等梅兰芳的戏一演完，就有三四十人随之刷刷而去，决不再看下一出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名家来演。梅兰芳在这个戏园唱完，赶到下个戏园演唱，这批戏迷立即跟随转战。即使在上座寥寥的情况下，总会有这一批戏迷在。所以，颇有理由值得怀疑，前面提到的那两次“非梅兰芳出场不可”的退票事件，可能就是“梅毒”们的成功“炒作”。

梅兰芳甫一出道，就结交了一批对自己的艺术道路起到重要作用的朋友，他们充任了梅兰芳的幕后“智囊团”，有冯耿光、吴震修、李释戡、舒石父、许伯明、黄秋岳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显要。这一团体，名为“缀玉轩”，梅兰芳后来便用“缀玉轩”作为自己书房的雅号。

冯耿光(1882—1966)，人称冯六爷，字幼伟，广东番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与蔡锷、蒋百里、唐在礼等先后期同学。1905年回国，历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陆军混成协标统等武职。宣统元年(1909)，任清政府军谘府第二厅厅长。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临城矿务局监办，参谋本部高级参议，领陆军少将衔。冯国璋代理总统时，出任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总裁，此后，长期主掌金融。

梅兰芳13岁那年认识冯耿光，自此，二人成为终生挚交，肝胆相照40余年，这段交情，堪称千古佳话。冯耿光比较低调，很少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出现，但在梅兰芳的人生航程中，始终有冯耿光在为其掌舵，为其指引方向，为其扬帆起程……二人既是知交，又是家人，在家里，冯亲昵地称呼梅为“傻子”，就像喊儿子的乳名一样，因为他觉得梅兰芳除了戏其他什么都不懂，人在江湖而书生气十足，故以“傻子”名之，而在人面上则称其“畹华”。形容二人的关系，甚至可以用上“如影随形”这样一个词：抗战初期，冯耿光到上海，梅兰芳跟着移家上海;抗战后期，冯耿光到香港，梅兰芳也避居香港;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冯耿光也回到了上海，并一起留下来等候新中国的到来。解放后，梅兰芳迁回北京，冯耿光仍留在上海。但是，二人的交情并未因之而稍减，梅兰芳于1951年4月赴武汉演出，冯耿光从上海赶赴武汉，梅兰芳让女儿梅葆玥陪同前往。1956年，梅兰芳第三次率团访日，冯耿光专程前来北京送行。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梅兰芳排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冯耿光已是将近80的老翁，仍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从选题到彩排，始终参与决策，但从不抛头露面。当该剧在吉祥戏院彩排时，他场场必到，中间休息时，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梅总是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1961年，梅兰芳不幸病倒，住院期间，冯耿光几乎每天都往北京挂长途电话。得知梅兰芳病逝的消息，他在自己家给梅兰芳设了灵堂，梅在上海的朋友都到冯家吊唁。

梅兰芳对冯耿光可说是言听计从。冯耿光是梅兰芳的经济支柱，只要梅兰芳遇到经济问题，都是冯耿光出面解决，包括赴美、赴苏这样的巨资筹备。将梅兰芳推向国际，也是冯在幕后调度，安排促成。在立身处事的大节上，更是如此。许姬传曾这样说过：“他是最关心梅先生的出处问题，多少年来，对于政治思想上有很正确的指示和启发，梅先生得他的熏陶最多。”上世纪30年代后期，梅兰芳的朋友中，有一些人“落水”成为汉奸，为了避开他们的纠缠，梅兰芳迁居上海，是冯耿光的建议;其后，举世闻名的梅兰芳的“蓄须明志”，很有可能也是冯耿光为其策划的。梅兰芳对冯耿光是那种不露声色的刻在骨子里的敬重：因为冯耿光赞赏《宇宙锋》一剧，虽然《宇宙锋》早期叫座的成绩并不理想，梅兰芳却一直没有放弃，直到最终把这出戏打磨成梅派名作;冯耿光的母亲做寿，梅兰芳特意献排吉祥新戏《麻姑献寿》;冯耿光过生日，梅兰芳精心绘制佛像以为寿礼;冯耿光出面介绍余叔岩搭班演出，梅兰芳排除万难也要做到……

解放前，主要是冯耿光支持、呵护梅兰芳;解放后，冯、梅二人的地位调了个个，但梅兰芳对冯的尊重和照看，仍然一如既往。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满怀感情地谈到冯耿光：“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要知道，当时，冯耿光已经是被“团结改造”的对象，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梅兰芳还能把他同冯的关系和冯对他的帮助说到这样程度，那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良心的。梅兰芳逝世后，夫人福芝芳仍尊夫愿，经常给冯家寄钱。冯耿光受“四人帮”迫害，不幸逝世后，他夫人的生计也由梅家料理，直到逝世，也是梅家为其办的后事。

么书仪在《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一书里，记载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1915年至1919年间，冯耿光为保护梅兰芳的声名，曾经灭了两家报纸。穆辰公(满族，名儒丐，原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1915年在《国华报》上连载小说《梅兰芳》，从梅兰芳幼年从业写起，到赴日本演出终止，重点是写梅兰芳从髫年起始做歌郎走红的过程，涉及梅兰芳作为歌郎从事“打茶围”生意的生活景况。然而，该作未能终篇，《国华报》即被勒令停刊，转载的《群强报》也遭此厄运。读者不明所以，猜疑四起，认为此乃穆辰公受梅兰芳收买之故。当时，穆辰公与《群强报》主任陆瘦郎为表明心迹，合登广告，内有“若贪不义之财，必得不善之果”之语。第二年，穆辰公乃不得不离开京师，为了生计辗转奔走，两年之后才在奉天(沈阳)日本人所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安顿下来。为了给读者一个交代，也为了一泄心头的不平和怨愤，穆辰公完成了15回本的纪实性小说《梅兰芳》，于1919年由盛京时报社出版，印刷者是小林喜正。小说着重描述了作为歌郎的梅兰芳的陪酒、陪聊、陪笑生涯，他与世家子弟郭三相的同性相恋，与奭召南、罗瘿公、易实甫、樊樊山等官宦名士之间的交往，和“老斗”冯耿光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冯耿光钟情于梅兰芳并把他视为己有的景况等等。书前有四则序文，穆辰公在“答曾经沧海客(代序)”后的“儒丐附志”中为自己辟谣，指出当年《国华报》和《群强报》的停刊是“为有力者所劫”，有力者“即书中所叙马幼伟(冯耿光字幼伟，书中‘马幼伟’即指冯耿光)其人也”。在署“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日东沧布衣许烈公谨序”的一则序文中，有这样一番分析：穆辰公把《梅兰芳》作为社会小说来写作的原因，是为揭示“社会之不良，金钱之万恶”。歌郎这一职业的实质是“优而娼”，梅兰芳凭其演艺本来完全可以谋生，仍不得不业此，完全是受社会一种龌龊不堪之风气和金钱所迫，他本人也是受害者。穆辰公“外史”所写乃人所共知之事实，并非刻意“刺人隐私”，而是“不忍目睹龌龊之风气，蔓延于社会祸吾群生”，故尔，“其心苦，其志正”。

穆辰公对于两报被勒令停刊自然是心存怨愤，曾经有过“辰公小说必有出现之一日，以公同好，除海枯石烂、人类灭绝，吾书或归乌有，不然，必履吾志”的誓言，不料，在小说出版之后，“冯耿光悉数收购而焚之”;冯耿光做事做得很干净，现在，这本小说在日本尚存，而在国内几乎绝迹。

穆辰公所撰既为小说，肯定有小说家捕风捉影之言，有夸大事实之处，所描写种种情状，大概也是他戴有色眼镜之见。从明末以迄清末，“男风”一直是一种社会风尚，并不是一件龌龊见不得人的事，男性间的同性恋爱甚至是被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如著名才子、乾隆年间的状元毕秋帆和伶人李桂官的一段相恋即为很多人艳羡，甚至可以说，毕秋帆相当于“明媒正娶”了李桂官，人们并称呼李桂官为“状元夫人”。在这样的风气下，男性间正常的交往也很容易被看作是不健康的，尤其是与年轻貌美的男旦的交往。齐如山当年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才采取了以写信的方式和梅兰芳交流。男旦中自甘堕落的演员肯定也是大有人在，但却不是梅兰芳。前面也已谈到，梅兰芳以歌侑酒之事，容或有之，却未必如穆辰公小说中描绘得那么龌龊。对于相公堂子，齐如山曾有这样公允的评价：“它原也是一种营业，数百年来好脚多出在相公堂子中，这也是不应该埋没的实事。至于说是相公堂子中有不道德的行为，这固然难免，但官场中比它不道德的事情，恐怕更多，且品行比他们更坏，不过所谓不道德、品行更坏者，其情形有点不同就是了。”梅兰芳出身于相公堂子，所演又是旦角，他的周围有如此之多的社会名流甘愿为他效力，人们就难免不以狎邪的心思来揣度。

穆辰公在小说《梅兰芳》出版之前，著有《伶史》，于1917年出版，声称自己是以“实录”的史家笔法为程长庚、孙菊仙等近代名伶立传。在该书中，他按照《史记》的体例，以声望、资格、品行、身世等为标准，将诸伶以本纪、世家、列传分类排列。梅巧玲乃列于世家第一，附写梅二琐、梅兰芳，以叙梅兰芳为尤详。他虽盛赞梅巧玲之侠，但也叙说了梅巧玲、梅二琐、梅兰芳三代业为相公(像姑)之事。叙述梅兰芳的部分笔墨还算比较节制和干净，提到他少年时为歌郎，易实甫、罗瘿公、奭召南、冯幼薇(即冯耿光)等人对他的倾慕，并叙及郭逋仙(即小说中与梅兰芳同性相恋的世家子弟郭三相)与梅兰芳的交往，及一丁姓女子痴情于梅兰芳从而闹出种种笑谈等事。可以说，凡种种“有损于”梅兰芳名誉的记载，主要见于该书。另外，在1925年出版的日本人波多野乾一所撰《支那剧及其名优》也有记载(该书于1926年由鹿原学人翻译出版，易名为《京剧二百年之历史》)，波多野乾一很可能是参考了穆辰公的著述，其书在梅兰芳传末附录了二种“兰芳小传”，“毁誉褒贬，各异其词”，分别为燕山小隐和李释戡所撰。燕山小隐是冯小隐，他力捧谭鑫培，以“尊谭”二字署其书斋之名，民国初年，梅兰芳的叫座力已直接威胁到老谭，故对梅兰芳不无诋毁之词;而李释戡则是“梅党”中坚，对梅兰芳自然是褒扬有加。

李释戡(1876—1961年)，字宣倜，号无边华盦居士，福建人。清末，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后赴日留学。郑孝胥与李父为同乡故交，关系非同一般，故对李释戡提携有加。早期的李释戡，在清末官场可称少年得志。在郑孝胥的关照下，曾任龙州镇提督一职，而后来的“辫帅”张勋和“南天王”陆荣廷，当时也只不过是郑孝胥帐下左、右两路统领而已。民国后，李释戡回北京，入将军府为将军，被授陆军中将军衔。不久，经冯耿光等人介绍，他结识了少年梅兰芳，从此辅佐梅兰芳达半个世纪之久。有人说：“梅兰芳民国六年后承袭‘伶界大王’头衔，大王帐下有将军，其缀玉轩，即是梅大王的‘军机处’。李释戡在缀玉轩中的地位，如说是军机处，则李便是领班;如说是参赞密议，则李便是梅兰芳的文案班头幕僚长。”“九一八”事变后，李释戡的老上级郑孝胥赴伪满洲国任要职，李应郑召赴伪满“新京”叙旧。李释戡赴伪满虽未任职，大节已经有亏，梅兰芳及冯耿光得知此情后，便托人捎话给他，以民族大义相责，李释戡便很快返回上海，总算没有落水。太平洋战争后，梅兰芳重返上海，自己生活虽然困难，但仍负责照看这位老友的经济生活，直到1961年李释戡病逝为止。建国后的各种运动，由于梅兰芳的维护，均未冲击到李身上。

经李释戡介绍，黄秋岳也成为梅兰芳幕后参赞之一。黄秋岳原名黄浚，福建省侯官(今福州)人。少负才名，有“神童”之誉。后就读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受到陈宝琛、严复、林纾、陈衍等福建同乡父执的赏识。其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以才名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被时任交通总长的梁聘为秘书。相与交往的都是一流名士俊彦，如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陈师曾、张大千、杨度、徐志摩、况周颐等。黄秋岳能诗善文。他是近代著名诗派“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黄秋岳的诗歌评价相当之高。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列其为“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之一的“地佑星赛仁贵郭盛”。他的书法造诣也很高，据说他为人写一幅寿屏，可得大洋500元，这个数目，可供当时一个中等的小康之家生活一年。1930年，梅剧团赴美国演出，特别装设中式舞台，两侧台柱对联，就是黄秋岳所撰、所书：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此联既对中国五千年文化进行了颂扬，也对梅兰芳的家世传承作了交代。全联对仗工整，气魄浩大。黄秋岳在北洋军阀覆灭后，曾蛰居京华，一度还出任《京报》主笔，以卖文为生。20世纪30年代前后，黄秋岳以其在掌故、考据等方面的厚实学养，撰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该书文笔优美、议论识见不凡，史料价值极高，被誉为民国以来文言文笔记的第一流著作。但就是这样一位才情卓绝的人物，却为了金钱而沦落为汉奸，抗战初期，屡屡向日本人出卖重要情报，被查出后，于1937年8月26日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正因如此，在梅兰芳的口述自传《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完全避开了黄秋岳三字。梅兰芳在日寇入侵期间，拒绝登台，蓄须明志，和黄秋岳的行径恰形成鲜明对比，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其余如吴震修、许伯明等，早年也都曾留学日本，也都在金融界任要职。这是一批留洋海外，接受过新思想的冲击，眼界开阔，同时又博学多才、旧学素养丰厚、热爱京剧艺术的人。梅兰芳只念过几年私塾，文化知识并不高，他的文化素养是全靠这班朋友的浸润。他们以他们的学识、文化修养、对京剧的把握和开拓，帮助塑造了一个成为一代宗师的梅兰芳。他们不但助其在艺术之旅上扬帆远航，就是在生活细节上也多有督促指导之功。人谁没有过年少轻狂之时?梅兰芳就没有，他不敢，他的身后有无数双严厉的眼光在盯着他，就连打扮得稍微出新一点都会受到批评。有一次，梅兰芳学京城时髦哥儿的打扮，在腿上扎了一幅五色丝线织成的花带子，被吴震修看见，盯着腿瞧了半天，讥讽地说：“好漂亮! 你应该到大栅栏去蹓弯，可以大出风头。”梅兰芳立即知道不妥，回房换上了平时扎的黑色丝带。从此，梅兰芳就知道了，要注意服饰穿戴，要保持大方稳重。此外，梅兰芳还积极与学术界、美术界、收藏界的高手们交往，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熏陶和指点之下，提升了气质和修养，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人们跟梅兰芳交往后，都会留下一个共同印象，他像一个极有修养的青年学者。这体现在他的戏里，就更多了雍容华贵的气韵。

在梅兰芳这一时期的朋友中，还有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那就是齐如山，人们称他为梅兰芳的“戏口袋”。他们二人的相识相交，完全是出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梅兰芳初赴上海唱红沪上，他明白了创新的重要性，此后，一直在琢磨自己的艺术道路该朝什么方向前进。这时，他想到了齐如山，那个两年多来给自己写了100多封信的名士。记得，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民国元年，正乐育化会请他来做过一次演讲，自己是台下的听众，他介绍西洋戏的服装、布景、灯光、化妆术等，认为国剧应当改良，赢得了台下如雷般的掌声。没想到，自己在一次演过《汾河湾》后，收到了一封信，谈应该怎样表演《汾河湾》，竟然就是他写的。按照他的意见改过之后，再演这出戏，很受观众欢迎。有一次又陪谭老板演这出戏，自己心里很是忐忑，是按照原样的演呢还是按照改过的演呢?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按照改过的演了。唱到窑门这段，掌声不绝。谭老板后来说：“窑门一段，我说我唱的有几句，并非得好的地方啊，怎么有人叫好呢? 留神一看，敢情是兰芳在那儿做身段呢!”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谭老板的首肯，这出戏也唱红啦。以后，常常能得到他的信，谈自己演出中的优点与缺失，总是那么中肯。慢慢地才明白，坐在池子前排的一位黑黑的脸子、留着一簇小胡子、中等身材、穿了一套很朴素的西装的老听众，人又好像是在哪儿看见过的，这就是拿写信当作常课、每天要烦邮务员到梅家来走一趟的齐如山先生了。那么，现在是时候了，请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在民国三年(1914)的春天，如平常的无数次观戏一样，齐如山坐到了台下，然而，这次却又和平常不一样了! 梅兰芳伸出了橄榄枝，让跟班大李递来一封信，邀他见面相谈，齐如山欣然应邀，京剧史上新的一页掀开了。

齐如山(1877—1962)，名宗康，河北高阳人。他的祖父、父亲两代都是进士，祖父齐竹溪为阮元门生，父亲齐禊亭为翁同龢门生。生长在这样一个诗书传世的家庭中，齐如山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但他却没有像父辈一样走科举应试的道路，而是在1894年进入同文馆，攻读德语、法语。齐如山在中国戏曲方面，有很深的兴趣和造诣。他的家乡盛行昆弋腔，用当地的俗语来说，这个地方“狗叫唤都有高腔味儿”，因此自幼就养成了听戏的习惯;他在同文馆学习期间也经常去看戏，戏看得多了，自然就成了行家。而且，他的家庭中顾曲之风浓厚，曾祖、祖父、父亲均擅唱昆、弋腔，家中藏有很多南北曲本，到了他这一辈，虽然不会唱曲，但经常看曲本，这使他看京剧时常存有昆剧这一参照系。齐家和民国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家是亲戚，李石曾还是齐如山父亲的授业弟子。李石曾和齐如山之兄齐竺山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豆腐公司”，拉开了后来的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豆腐公司”在家乡招收工人，齐如山为护送工人曾三次出国，游历西欧各国，在德、法、英、奥、比等国看过很多戏，对于这些国家的戏剧活动及剧场组织多有考察和研究。因为开阔了眼界，以西方戏剧为对照，齐如山开始对中国戏剧不满起来，觉得有很多不合道理的地方，民国元年他在正乐育化会的演讲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背景。民国二年撰《说戏》一书，立论是完全反对中国戏剧的。但内心深处，齐如山还是热爱中国戏剧的，并有研究中国戏剧和改革中国戏剧的想法。带着这样一种兴趣，齐如山发现了梅兰芳，在他看来，梅兰芳在唱戏上，具备种种天赋，确是可造之才，大概可以在他的身上，完成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此后20多年间，齐如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梅兰芳身上：帮助他编演新戏，提升京剧的审美品格，创造了古装歌舞戏这一崭新的形式，使得梅兰芳终于卓然成派，并将梅派艺术推向了国际。在帮助梅兰芳的同时，齐如山也帮助了自己，他在和梅兰芳的合作过程中，愈发对中国戏剧有了深入认识，总结出中国戏剧的特点，意识到自己当年在书中所写的改良国剧的话，其实都是毁坏国剧的。

梅兰芳于1932年迁居上海，许姬传走进他的生命，成为他后半生的重要合作伙伴。不仅是许姬传，他的两个兄弟——许伯遒、许源来也都成为梅兰芳的“新知”，参与到他的艺术生涯。许氏兄弟是“梅党”中坚分子许伯明的堂弟，杭州人，由于家庭熏陶，兄弟三人均热爱戏曲，能吹笛子，唱昆曲。他们三人都是梅兰芳的“粉丝”，早在1916年梅兰芳赴杭州演出时，就经由许伯明的介绍而与梅兰芳相识，但直到这年，他们才有深入交往。许姬传接替齐如山成为梅兰芳的“笔杆子”，帮助改编剧本并任文字秘书，一应文墨之事均由他办理，尤其是在解放后，梅兰芳传世的所有著述，均由许姬传帮助记录、整理。许伯遒、许源来常和梅兰芳一起研究昆曲，许源来后来也分任梅兰芳的秘书工作。许姬传热爱、痴迷梅派艺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贡献于斯。梅兰芳生前，他追随左右，恪尽其职;梅兰芳死后，他和梅家仍保持笃厚交谊，并致力于整理梅派艺术史料，弘扬梅派艺术，死而后已，直到1990年90高龄病逝前还在审阅梅兰芳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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