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两次访日，就文化输出而言，梅兰芳以其精湛的表演技艺以及中国戏剧的魅力，感动和征服了日本民众，将中国戏曲成功地介绍到了日本，使得日本民众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学家永井荷风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

中华戏曲是我盼望已久的，今晚我偶尔聆听之后，感到那比我国现在的戏剧更具备艺术的品致，其气魄之宏伟真是大陆底的。我非常激动了。激动的是什么呢? 我对日本的现代文化一直怀有强烈的嫌恶之感，因此对支那和西欧的文物具有十分仰慕之情。现在，我知道，我所怀有的这种仰慕之情不由自主地更加强烈起来了。

而且，还促使一部分崇洋的日本国民对东方文化的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和反省，文艺评论家神因鬯盦呼吁道：

(在日本人眼里)不管怎样，只要不是经过西方人加工的东西，就断定为连3分钱都不值，这是日本人的通病。如果物件上没有洋文，即使是应该具有相当见识的学者也会觉得没意思，弃之一旁。更有甚者，有些专门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学者，都一味地以为日本、中国的东西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比西方的东西低劣。一旦日本、中国的东西博得洋人赞赏，才会反过来异口同声地跟着褒扬……

这次梅兰芳如何呢? 不但日本人非常欢迎，连平生只知道醉心于萧邦、贝多芬的人也热心地研究起梅兰芳来，因为梅兰芳的戏剧里有东方文化的独特的妙趣，东方艺术里有西方艺术没有的宝贵价值。通过梅兰芳的戏剧，这一点被渐渐觉醒的人们所认知——当然，此次没有洋人的教谕和指示。在这个意义上，梅兰芳委实给了我国人民很大的刺激。那末，现今仍对西洋进口货垂涎三尺的人、专门听取研究日本艺术的西方人意见的人们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日本戏剧中本来就有用中国故事作题材的剧目(如《水浒》故事等)，由于梅剧团访日演出的带动，日本剧场中，增多了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剧目的演出。中村歌右卫门曾将《天女散花》译成日文演出。1925年2月，宝冢少女歌剧团在宝冢大歌剧院演出由京剧移植、改编而成的《贵妃醉酒》，由长相酷似梅兰芳的秋田露子饰杨贵妃。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日本新舞踊活动也受到了梅兰芳的影响，福地信世就曾把《思凡》改编成日本舞踊剧。著名的歌舞伎演员尾上梅幸在梅兰芳演出期间，多次观摩，在手、眼、做等舞台功夫上，吸收了梅兰芳的许多艺术技巧和长处。梅兰芳第三次赴日本访问时，一位日本老音乐家说：“我要向梅兰芳先生道歉，因为当年我没有得他同意，就把《天女散花》的音乐曲调用到我们的《西游记》里去，以后凡是神话中仙女出场，我都使用了这个牌子。”梅兰芳的美也风靡了日本民间，逢到新年，在专卖羽子板的市集上，有画着梅兰芳扮演的麻姑的羽子板出售，羽子板是日本过年时玩的一种传统玩具，类似于羽毛球拍，用它来打羽子玩。可以说，前后两次访日，梅兰芳的名字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日本民众不是用通常音译外国人名时发的片假名音来称呼梅兰芳，而是直接用北京音MeiLanfang，以此表现他们的敬意。

两次访日给予梅兰芳本人的影响也很深远。梅兰芳在日本期间，不仅观摩了日本的歌舞伎、舞踊等传统戏剧，也观赏了日本的绘画、纺织等美术品以及日本的园林、盆景艺术等。梅兰芳在观看日本戏剧时常会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日本戏剧无论是内在的组织结构、角色配置，还是外在的技巧诸如舞蹈、身段、歌唱、念白、音乐、服装等，都与中国戏剧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日本戏剧返观中国戏剧，梅兰芳悟出了许多艺术三昧，比如，戏剧演员的表情问题，“但在艺术上同我们的比较起来，更注重技巧，我们则只用身段来表示喜怒哀乐。所以，看了他们精致巧妙的表情，使我们惊诧不已”;舞台演出的整体性和恰如其分的问题，“在表演每一出戏时，都能在一个最高目的之下，把自己沉浸在戏剧的深渊里，顺着一条线贯串进行到底”、“每个演员都能作到‘适度’的表演，在同一的内在节奏中贯串着进行到底。表演艺术能使观众有‘适度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演员的形体技术与展示人物心灵的辩证关系问题，演员的身段表演要为刻画人物服务，展现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而不能有多余的表演”……

通过对其他艺术的观赏，梅兰芳还注意到了日本和中国所具备的相同文化底蕴，如亭榭无多、疏落有致、叠石引水的日本园林，颇有中国画意的盆景造型等，因此，“我懂得了为什么日本古典戏剧和中国古典戏剧有许多共同点，这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千多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声气相闻，呼吸相通的成果”。这种文化的共通性也正是他在日本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以上所谈都是一些抽象层面的影响，那么，在具象的影响方面，梅兰芳曾向日本歌舞伎演员学习化妆技术。梅兰芳注意到，面容较瘦削的中村雀右卫门化妆上台后，面庞显得丰腴起来，便向他请教，中村无私相授：“我用两个棉花团塞到嘴里，用手指推到两面腮帮部位，就鼓起来了。”梅兰芳果真用了这个办法，通过实践还发觉，使用这个方法，必须经过一个练习阶段，否则便会影响歌唱。而且，他还仿照、采用了日本歌舞伎的一些画眉、画眼窝的方法。在梅兰芳的口述纪实《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中，本来是有赴日本演出这一部分的，然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这就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来自他本人的评述，实在是非常遗憾的。

通过这两次国际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梅兰芳的眼界，使其具备了继往开来的文化使命感和高瞻远瞩的国际眼光。在国内，他虽然已经红得发紫，与他相交往的也多是名流，但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一些守旧的官僚眼中，他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唱戏的，是一个低贱的“戏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我国驻日使馆为梅兰芳首次访日举办宴会，虽然来宾规格之高是前所未见，是为国增光的大事，然而，办这个酒会的费用，中国外交部却不予报销，说为一个唱戏的请客，史无前例。从这一细节，很能看出中日两国对待艺术的不同态度。那么，在日本呢?梅兰芳享受到的是艺术家的待遇：梅剧团到达时，东京名演员都携花迎迓;为他举办的欢迎酒会，日本首相、全体内阁大臣、各国大使都前来参加;新闻记者时时跟踪采访;日本名流绅士所组成的交询社邀请他会餐并演讲……

关于梅兰芳演出的评价也不仅仅见于新闻媒体，评剧家们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戏剧、文艺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梅兰芳第一次访日演出结束后，京都汇文堂编辑出版《品梅记》一书，汇集以京都大学为主的13位学者的剧评文章，其中颇多有益的学术性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对于梅兰芳访日公演，只有哗众取宠的新闻报道，甚至热衷于低俗的非议。不仅观念保守，于戏剧理论方面也缺乏深入探讨。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日本的种种待遇使梅兰芳更加明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他并不仅仅单纯是一个演员，只要演好自己的戏就够了，所以，他在第一次访日发表的临别讲话中，除了说要继续提高表演技艺之外，还说道：“如果可能的话，要建筑帝剧那样的剧场;要是经费不足，哪怕建筑一座聚乐馆那样的剧场也好。总之要认真研究。同时还要有一个计划，要办一座学校，以社会教育或改良戏曲为目的。”第二次访日归国后，梅宅成为外交场所，多次接待来访外宾，以及后来策划赴美，在经费发生困难的情况下仍毅然前行等等，不能不说是与这两次赴日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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