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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是怎样学艺的?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28日 阅读:186 评论:0

写到这儿,梅兰芳该出场了。梅兰芳的少年时代很不幸,4岁丧父,14岁丧母(他的母亲杨氏在1908年去世),更兼家境已然败落。

祖父、父亲相继而亡后,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伯父梅雨田的身上,而梅雨田很不善于理财,家道遂中落,尤其是庚子年间八国联军的入侵,更加速了梅家的衰落。八国联军入侵后,烧杀抢掠,街市一片萧条,戏院、茶园大多被焚毁,剩下的几家也都关门歇业。戏班停演,演员们断了生计,很多演员都只能改行,像名丑萧长华当时曾在街头卖烤白薯,名净李寿山卖萝卜和鸡蛋糕……梅雨田原先也是靠演一场戏拉一场琴挣一份钱来生活的,没有戏演,他靠什么来生活呢?他曾和一家修表铺的师傅交往甚厚,习得一手修表的手艺,就以此来谋生。当时,梅家住的李铁拐斜街,属于德军强占区,侵略军常常入门搜索,将其家劫掠一空。从此,再也没人敢来委托修表,家境越来越不济。庚子年底,梅雨田债台高筑,只好卖掉李铁拐斜街的老房子,租住百顺胡同,红极一时的“景和堂”也就成为了过眼烟云。京城妇女,为了避免受洋人侮辱,常常用煤灰涂黑了脸躲到阁楼、天花板房顶等处,白天送饭上去,夜深才敢下来。梅兰芳曾经随着母亲杨氏避居外公杨隆寿家。洋兵来犯,妇孺就躲到一间堆放舞台道具的杂物房里。有一次,洋兵又来搜查,执意要闯进这间房子,杨隆寿力阻,洋兵竟拔枪威胁。杨隆寿因惊吓过度,悒郁成疾,不久便去世了。杨氏只能带着孩子重回梅雨田家。梅雨田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作为梅家的独苗,在名义上,梅兰芳兼祧着两房,但骨子里的滋味可并不好受,因为是伯母掌管家政,他颇受冷淡和漠视,也养成了他处处小心谨慎的习惯。

梅家这时的生活已经很是艰难,曾有一次,房东催租甚急,不得已,梅雨田的妻子胡氏拔下头上的簪子变卖才得以应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8岁(梅兰芳自述是说9岁,是虚岁,本文采用周岁)的梅兰芳被典入了堂姊夫朱小芬(梅雨田的女婿)的云和堂学艺,和他同时学艺的有表兄王蕙芳和朱小芬的弟弟朱幼芬等。云和堂是朱小芬的父亲朱霞芬(蔼云)所设,朱霞芬原是景和堂中有名的弟子,出师后自立云和堂。虽然是自家亲戚,但在规矩上是一毫都不能乱的。旧时堂子中招收弟子,双方要订立契约。喜连成科班招收弟子时的契约格式是:

立关书人×××,令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立关书人×××

想来,堂中招收弟子,契约内容与此也相差不了多少。

在进入朱家的云和堂之前,在梅家所住的百顺胡同附近有一个私塾,幼年的梅兰芳就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后来私塾搬到万佛寺湾,他仍然跟过去就读。在梅家租住房子的隔壁住的是杨小楼、徐宝芳两家(宝芳是徐兰沅的父亲,兰沅是梅兰芳的姨父,后来为梅兰芳操琴),后来,梅家经济状况更紧,又搬到杨、徐两家的前院,跟他们同住了好几年。这时,杨小楼已经是成名的演员。杨小楼每日黎明即起,前往一个会馆的戏台上练武工,吊嗓子,他出门的时间和梅兰芳上学的时间差不多,常常抱着梅兰芳送他到私塾,路上还会给他讲讲故事,买串糖葫芦什么的。少年儿郎,不免调皮,因为怕被私塾先生责打,梅兰芳曾经逃过学,却不料,被杨小楼抓个正着,狠狠教训了一番,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逃学了。十多年后,当年逃学的小儿郎已然青年走红,和鼎鼎盛名有“国剧宗师”之称的杨大叔同台演戏,二人谈起旧事,不由大笑不止。

据梅兰芳的秦氏姑母回忆,在他7岁时,家里曾经请来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给他说戏。在梅兰芳的相关传记中,有些著作把这个师傅落实为朱小霞,这是把朱素云也当作了朱霞芬的儿子(朱霞芬有三子:朱小霞、朱小芬、朱幼芬)。实际上,朱素云是武生朱小元的儿子,朱素云的外婆和梅兰芳的祖母陈氏是姐妹,算起来也是有亲戚关系的。那时的梅兰芳,还没有显出他唱戏的天分来,当时教授的不过是青衣的入门戏《二进宫》、《三娘教子》等,按说,学戏人家子弟,耳濡目染,就算不教,哼几句戏应该不是难事,可简单的四句老腔,愣是教了多时,还不能上口,朱先生一着急,甩了句话:“祖师父没赏你饭吃!”拂袖而去。梅兰芳成名以后,有一次在后台见到朱先生,朱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笑着答复说:“您快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很多著述都会引用这段话作为梅兰芳天赋不佳,其艺之所成全靠勤学苦练而致,其实,从这儿,还可以看出梅兰芳为人的谦逊大度,这也是助益他成功的重要方面。

进了云和堂,梅兰芳算是正式开始了他的学艺生涯。他的启蒙老师是吴菱仙。吴菱仙是时小福的弟子,被朱家聘请到云和堂为弟子们授业。少年时的梅兰芳,天赋并不出众,前面已经说了,在唱功上他并没有显出天赋;在外貌上他又有一个小缺陷,那就是眼皮下垂,这是由于他从小要看人眼色,时时低首出入而养成的习惯,这样,眼神就不能外露,而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眼神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他还比较木讷,见人不太会说话,他的姑母评价当时的他说:“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这样的学生,如果不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很可能就毁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吴菱仙。说是幸运,其实又是必然,因为这是他祖父慷慨仗义、乐善好施所留给他的福荫,如果不是吴菱仙,很可能还会有张菱仙、李菱仙的,因为当年梅巧玲帮助过的人不在少数。

吴菱仙为了报答当年梅巧玲对自己的照顾之情,悉心教导着这个看起来似乎没有天赋的孩童,要使他在梨园内能够吃上一碗饭。戏曲演员的基本功,无非是嗓子、身段和唱腔。吴菱仙当时已经50岁左右,但每日凌晨5点钟即起,领着小梅兰芳去遛弯、喊嗓子,遛弯是为养气,喊嗓是用“噫”“啊”两个字练习闭口音、开口音,把嗓子练开。这是每日必练的基本功,不管酷暑还是寒冬,所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回来后再吊嗓,吊嗓是跟着乐器伴奏进行练唱,看嗓音的高低圆转是否自如。接着是练身段,学唱,到了晚上,还要背戏本,一天的日程,除吃饭、睡觉外,排得满满的。不过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个中艰辛,难以尽述。

练身段,是个苦活儿,是要经过长期刻苦的练习才能掌握的。刚开始练的,是青衣的初步基本运作,像走脚步、开门、关门、手势、指法、抖袖、整髩、提鞋、叫头、哭头、跑圆场、气椅等。练好身段,需要腰腿功夫的支撑。梅兰芳当时刻苦练习了“跷工”。在以前的戏曲舞台上,旦角有“踩跷”这样一种演出形式,又称为“跷工”。这是旧时代女性“小脚”的艺术再现,因为男子脚大,要表现女子脚小之状,就要利用“跷”,跷是一种木制的假足,形如三寸金莲,在脚后跟的上方呈锐角状延长,上束一布袋,演员上台演出时,将脚穿人布袋中,用布缠紧,再穿跷,跷上穿小鞋,演员全靠脚趾直立支撑全身的重量。余紫云的跷工即为当时一绝。梅兰芳曾回忆幼年时苦练跷工的情形:用一张长板凳,上面放着一块长方砖,踩着跷,站在这块砖上,要站一炷香的时间。起初站上去,战战兢兢,异常痛楚,没有多久工夫,就支持不住,只好跳下来。但是日子一长,腰腿就有了劲,渐渐站稳了。冬天在冰地里,踩着跷,打把子,跑圆场,一不留神,就会摔跤。常常练到脚上起泡的程度。“三寸金莲”是旧时代人们对于女性的一种扭曲的病态的审美,虽然经过苦练掌握了跷工,梅兰芳在舞台上却从来没有用过。在台上不用,并不等于它没用。经过这种刻苦训练的好处就是,腰腿有劲,而踩着跷在冰上跑惯了,到上台时,因为不穿跷,就觉得轻松容易。后来,梅兰芳在办国剧传习所时,也曾要求学员练习跷工。到60多岁的高龄时,梅兰芳还能在台上演《醉酒》、《穆柯寨》、《虹霓关》等刀马旦武工繁重的戏,正是因为当年苦练跷工而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菱仙教唱的步骤,是先把唱词背熟,再教唱腔。他所用的方法概括来说就是死记硬背、反复练习,是一点巧劲都使不得的,必须是真刀实枪的功夫。吴菱仙要求学生把每段唱腔都要唱上二三十遍,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基础才能牢固,以后才不至于走样和遗忘。在教唱时,先生坐在椅子上,学生站在桌子旁边。像旧时私塾先生一样,先生手里拿着块长形的木板,名曰“戒方”,这是预备拍板用的,也是用来打学生的,学生不认真唱,先生的戒方就会落到学生的头上。不过,吴菱仙从来没有打过梅兰芳,学习的过程中,孩童梅兰芳未免有时偷懒,唱过六七遍,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再唱时就嘴里哼着,实则心不在焉,站着打起盹来,吴菱仙就轻轻推他一下,示意他打起精神来继续学习。这在当时的教师中,算是极为开通的了。一般的教师授徒,打骂学生乃家常便饭。不打不骂,不代表吴菱仙对弟子不加管束,因为存着报恩的想法,吴菱仙在梅兰芳身上格外倾注心血,对其要求相当认真和严格。这时,梅兰芳学的都是正工的青衣戏,宗的是时小福一派。前前后后,他学会了三十几出戏,青衣戏像《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等,其中的女主角都是贞节贤淑型的。这类青衣戏,首要重的就是唱工,观众们看这类戏,主要就是听唱,所以旧时上戏馆,称为“听戏”,而不是“看戏”,若说“看戏”,是要被人讥笑的。青衣演员出场时,都是采取所谓的“抱肚子”身段,即一手下垂,一手置于腹部,稳步前进,而面部表情,大多是冷若冰霜。因了吴菱仙的认真和严格,梅兰芳在唱工上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学了两年戏,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七日,梅兰芳开始出台演唱,这是一次临时客串性质的演出。农历七月七日是七夕,各戏班惯例,都会在这天唱《天河配》,作为应节戏。当日,斌庆社在广和楼贴演《天河配》,梅兰芳串演昆曲《长生殿·鹊桥密誓》里的织女。当时,舞台上用道具搭了一座桥,桥上插着很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年仅10岁的梅兰芳由吴菱仙抱着他上椅子、登鹊桥,他丝毫没有怯场,兴奋地放开嗓子投入地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登台演唱。

关于这次演出,几乎所有有关梅兰芳的传记都说是吴菱仙所安排,一是为了给梅兰芳锻炼的机会,一是为了让他早日挣到戏份以养家。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很少经人道起的说法,那就是,这很可能是梅兰芳作为云和堂中训练有成的歌郎的一次亮相。云和堂虽然教弟子习艺,但它不是纯粹培养戏曲演员的科班,一如景和堂,他所调教出的弟子是既要在台上能唱红,也要在台下善于应酬,台上的声名将会增添台下的身价。

不过,从道光、咸丰时期到同治、光绪时代,堂子这一行业变化很大。道光、咸丰时期,很多堂子业主并不一定是名气度很大的戏曲演员,甚至还有一些“外行”(非梨园中人),他们看中了这一行的高额利润,招收一些年轻弟子,将主要精力放在陪宴工作上,对于“艺”的教授也就不那么用心。这时的歌郎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再是戏曲演员,即使当初他也曾经“色”、“艺”双全,但在从事这一职业之后,演技的一面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娇媚有风致、善应酬。我们来看当时一些评品优伶的用语:“情致缠绵,宛转可人”、“星眸霞靥”、“桃花着露娇盈盈”、“回眸半顾翦秋水”、“绝好娇痴再见难”……如果单看文字,谁能知道这里歌咏的是男性呢?据说有一歌郎,14岁来到北京,名动一时,五年后,拥万金以归。这样的暴富事例在当时还有很多。而到了同治、道光时期,堂子的业主已大多是名伶,主人也不再限于旦行和小生行,一些其他行当的优秀演员也都加入了堂子的经营,如刘赶三(名丑,保身堂)、谭鑫培(名老生,英秀堂)。出身于私寓,又自营私寓的如:梅巧玲(景和堂)、余紫云(胜春堂)、徐小香(岫云堂)、时小福(绮春堂)、朱莲芬(紫阳堂)等等,这都是名列“同光十三绝”的名伶。这一时期著名的堂子还有春华堂(朱双喜)、瑞春堂(钱阿四)、杏春堂(宋福寿)等。而且,此一时期,在京剧艺术上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在京剧发展史上,有前、后“三鼎甲”之称,前三鼎甲指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指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他们都是以唱老生戏而成名,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京剧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并有“一统天下”之势,并使得“看戏”成为了“听戏”。看客们喝着茶、聊着天、听着戏,听得入神时,常微闭双目,随着节拍微微晃动着脑袋,手里或摇把扇子,或用手指头在桌上敲点着,一副陶醉入迷的样子。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顾客们对歌郎的要求也从以“色”为主转为以“艺”为主。从事私寓营业的歌郎也更加要求自己艺术表演能力上的提高。一方面,以色侍人,只在一时,是一碗吃不久的青春饭;另一方面,以艺著称,也同时提高了他们台下生意的竞争力。也因此,私寓堂主,更加注重对歌郎舞台演艺的提高,像梅巧玲的景和堂中,就出了不少在戏曲艺术上颇有造诣的名演员,像余紫云、陈啸云等,而且,堂中角色齐全,能够自成一戏。毫无疑问,梅兰芳是幸运的,他生在堂子的职能从娱乐日益向培养戏曲演员发展的时期;更幸运的是,到他艺成的时候,已经到了民国元年,堂子被废止。

三年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13岁的梅兰芳搭班喜连成(后改名为富连成),正式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喜连成”是由吉林商人牛子厚出资,叶春善创办的科班(即专门培养戏曲演员的学校)。1904年叶春善开始试招生,招了6个徒弟,次年,又招收了十几名徒弟,报请精忠庙立案,正式立班“喜连成”,并继续招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喜连成班开始独立出演,在前门外肉市街广和楼茶园演唱。这时,喜连成开始招收一批带艺人科学生,参加演唱,亦兼学艺,梅兰芳、周信芳(麒麒童)、贯大元等,就都是这样的学生。所以,梅兰芳不能算是喜连成的正式学生,他只是搭在喜连成班中演唱,在班中拿戏份,仍然是住在朱家的云和堂,不需要像喜连成的正式学生那样吃住都在班里。喜连成班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国服”期满后,转入大栅栏广德楼戏园演唱。这一段搭班演唱的生涯对梅兰芳艺术上的提高是很有助益的。

从第一次登台演出到搭班喜连成的这一时期内,梅兰芳在做什么,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材料。可以想见的是,他一方面仍在刻苦学艺,并会在各班串演一些小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云和堂的弟子,可能会从事歌郎侑酒的工作。就是在搭班喜连成期间,他仍然是服务于云和堂的。梅兰芳究竟在哪年脱离云和堂,已不可确考,估计是在民国初年左右。就是在云和堂做歌郎期间,梅兰芳结识了很多后来对其事业大有帮助的朋友,冯耿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梅兰芳曾回忆说,自己在14岁那年就认识了冯耿光,也就是他开始搭班喜连成的这年。根据时人的一些记载,冯耿光还为梅兰芳在芦草园购置了住所。

1908年的梅兰芳(前排右2)

那么,梅兰芳作为歌郎,他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如何,这大体可从下面两则记载看出。在1918年出版的《梅兰芳》一书中,有姚鹓雏一文,记载了自己去云和堂拜访梅兰芳的经过,此时,姚在京师大学堂学习,时间大概是在宣统二年或民国元年:

(梅)居韩家潭之云和堂,位置清雅,堂构井然。时值冬寒,及晚,雪花如掌,余与青谿陆达权命车诣之,堂中红绿梅数十百本,方盛开,疏香冷艳,如非人间。畹华曳紫貂腰紫笛,潇洒出尘,谐谈往复,吐语如霏玉屑,因主客尽欢,漏三下始罢归。

鸣晦庐主人的《闻歌述忆》中,记录了他与罗瘿公、马炯之在万福居设宴,召请梅郎作陪的过程,这时大概已在民国初年了,略录其文如下:

乃梅郎竟翩然依人而至。乳燕娇轻,群加怜惜。甫入微笑,瓠犀稍隐,初未大展,盖其齿本近唇,差里也。著青摹本细花袷衣,背心亦作青色,青帽绒顶,双足深藏未露。坐定命餐,要糖炙苹果,又要炮鸡丁、陈子羹等菜。樱口轻含,异常妙妩。

饭毕,予思将何以慰之? 遂得一事,乃取余眼镜,俯以近其身,轻声曰:“你试之,予目近也。”梅郎浅笑离座,持之甚谨,略一加目,即捧还予手。曰:“哟,真晕呐。我可带不得,您眼可真近呐。”时凤卿之子同莅,亦欲索观,予竟与之。梅郎向雏凤曰:“你可别给人家,摔啦,你怎么还是这么淘气!”言毕,不知何由,面竟微頳。……又学瑶卿、玉珊《汾河湾》、《醉酒》以悦之,梅笑曰:“真像。”又娓娓告予以《虹霓关》一剧,丫环实系青衣,不过为露手戏而已。色本乳娘,后紫云演此,遂作花衫,著背心如贴旦装矣……

复饮于福兴居,仍为瘿公主人,炯之亦临。时寒云方映历代帝王画像,予因密迩,常往观之。席间,炯复谈及。梅郎曰:“闻后妃面上嵌珠,真怪呵! 怎么会按得上呢? 炯之,我倒要去瞧瞧,二爷亦熟,他总肯罢!”马曰:“把不得你去,会不肯?”此言已略含梅子风味矣。余亦冁然,梅竟无觉,其人真老实也。

这说明,梅兰芳当时作为歌郎的工作内容,一是在云和堂中接待来访的客人;一是赴酒楼茶馆作陪,点缀酒席,这其中,容有那么一点略有略无、极其微妙的以色娱人的暖昧成分。

幸运的是,在梅兰芳从事歌郎的时代,堂子这一行业日趋没落并终告废止,这使得梅兰芳后来能够专心于艺术的精进。宣统元年(1909)12月,精忠庙发出《伶界禁“私寓”知单》,认为戏曲演员地位低下,娼优隶卒等列,究其原因,乃与私寓混而为一,因此,要求各戏班废止私寓营业,将演戏和应酬分开,应酬者不得登台演戏,“自此以后,专派稽查二人,如查出‘私寓’应酬,复又登台演戏,并在堂会演唱,立将其人革除梨园,公同罚办,该班不准再承。自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起,永远不准私寓唱戏。”这是为提升伶人地位、恢复伶人人格、洁净梨园风气所做的一次努力。到了民国元年(1911),清室退位,田际云呈请当时北京的民国政府,成立“正乐育化会”代替原来的精忠庙,推谭鑫培为会长,田自任副会长,于4月15日再次呈请警厅,要求“查禁韩家潭像姑堂,以重人道”。外城巡警总厅于同月20日刊出告示,批准田际云的申请,告示原文如下:

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有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自此,从法规律令上来说,堂子是正式被废止了。估计,梅兰芳就是在这一时期脱离云和堂的。在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京师有一名叫文博彦的官僚,出巨资为兰芳脱籍,因为梅兰芳是和云和堂订有契约的,需要付一大笔钱方能解脱契约关系,这被称为“脱籍”。

虽然,梅兰芳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乃如禁私寓告示中所说的“墨客骚人文会宴游之地”,并无不洁成分在内,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堂子中的歌郎在舞台艺术上无所追求,只以侑酒陪客为业,完全沦落为以色事人的男妓,这又使得堂子成为妓院的代名词,蒙上了不洁的色彩,也就是告示中所定义的——“纳污藏垢之场”。这样,在人们的心目中,“堂子”、“相公”、“私寓”、“歌郎”等都成为肮脏的名词。即使是持身正派,沾上这些字眼,很可能也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因此,从民国以来,很多“戏曲史”著述都刻意过滤、回避这一话题。梅兰芳德艺双馨,尊敬他、爱护他的人不少,在关于他的叙述上,就更是如此。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时报》记者包天笑大约在1917—1918年间,计划撰写历史小说《留芳记》,选择的“贯串”人物是梅兰芳。消息传开之后,《申报》主笔赵叔雍劝诫包天笑:“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大家以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新闻报》副总编辑文公达也劝说道:“兰芳虽是冯六爷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的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赵叔雍、文公达都是“梅党”中人,他们劝诫包天笑勿提云和堂为好,这自然是因为提到这段往事,难免被不怀好意的人曲解,不如不落文字,干干净净。张次溪在《伶苑》中提到,“吾友齐如山,与梅郎最稔,故去秋余曾作《二琐传》,征信于君,《传》中所述多昔年风月故事,君不以为然曰:‘此乃骚人墨客所言,非吾辈评剧家所宜。’余颇韪其言,遂焚其稿,如齐君者,亦吾一字师也。”在齐如山看来,即如当年梅兰芳之父的歌郎经历也是不落文字为好。这里,还原这一段历史,没有丝毫对名人的不敬之意,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一代大师的成长环境。事实上,梅兰芳身于这样一种环境,能够洁身自好,不沉湎堕落,刻苦学艺,终至于大成,这是愈加令人敬佩和仰慕不已的。

梅兰芳在喜连成搭班唱了三年,到他16岁“倒仓”(男性青年青春期嗓音的变声期,戏曲演员称之为“倒仓”),就脱离了喜连成。这一时期,梅兰芳一面学戏,一面表演,在艺术上进步很快。徐兰沅回忆说,刚出台时,观众对梅兰芳的反映是脸死、身僵、唱腔笨,于是有人说他将来无大出息。他在云和堂的同学、同是唱青衣的朱幼芬此时大为人们欣赏,有人好心提醒他说,“幼芬唱得那么亮,你为甚么那么闷呢! 你嗓子不是也很好吗?”少年梅兰芳虽沉静寡言,心里却很有主张,他认为朱幼芬的学习是贪走便利门径,专门以“i”音对付字音,张嘴音却唱不好,音虽亮,但不真,所以自己还是以苦练基本功为主。有一位专门为徐兰沅、梅兰芳、朱幼芬吊嗓的琴师陈祥林先生,就能够慧眼识珠,他说:“人们看错了,幼芬在唱上并不及兰芳。目前兰芳的音发闷一点,他是有心在练‘a’音,这孩子音法很全,逐日有起色;幼芬是专用字去凑‘i’音,在学习上有些畏难。别说兰芳傻,这孩子心里很有谱,将来有出息的还是他呢!”

这时,梅兰芳演出的主要是吴菱仙教授的传统青衣戏,或饰主角,或饰配角,如《六月雪》、《祭江》、《祭塔》、《三娘教子》、《战蒲关》、《九更天》、《二进宫》、《浣纱记》、《五花洞》、《孝感天》、《二度梅》等。除了继续跟吴菱仙学习青衣外,又跟姑丈秦稚芬和伯母的弟弟胡二庚(胡喜禄的侄儿,丑角)学花旦戏。同时,他还跟茹莱卿学习武工。对于以演武戏为主的武生、武旦来说,武工自然是他们的真功夫所在,但并不就是说,以演文戏为主的青衣、花旦演员就不需要学习武工了,多方融通,才能在表演艺术上有大的精进,能做到“武戏文唱,文戏武唱”才是唱戏的真本领。茹莱卿是梅兰芳外祖父杨隆寿的弟子,有这样的关系,可想而知,他教授梅兰芳是多么的尽心尽力。茹莱卿得杨隆寿之真传,擅长短打,在四喜班时,曾经和春台班的名武生俞菊笙打过多年的对台戏,中年后,常为俞菊笙配戏;40岁以后,拜梅雨田为师学习胡琴,改为文场(戏曲演出时伴奏的乐队在戏曲术语中称“场面”,场面有文场和武场之分,管弦乐器是文场,锣鼓是武场),后成为梅兰芳的专职琴师,直到晚年。在他们合作期间,茹莱卿给梅兰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22年梅兰芳赴香港演出,茹莱卿因为身体不好,不能随行,才改由梅兰芳的姨父徐兰沅接任胡琴。

青衣、花旦演员学武工比纯粹的武行演员要稍微简单些。梅兰芳随茹莱卿学习武工,先从打“小五套”开始,这是打把子的基本功夫。所谓“把子”,是指刀、枪、剑、戟、棍、棒、锤、斧、鞭、锏、槊、叉等各种兵器。各种把子有各种把子的程式套路。只有学好这些程式套路,才能在舞台上进行默契的对打。“小五套”包含有五种套子:灯笼炮、二龙头、九转枪、十六枪、甩枪。打的方法就是你打过来,我挡过去,分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对打。虽然演员在台上表演时并不用这些套子,但这是入门功,是学好别的套子的基础。练完“小五套”,就练“快枪”和“对枪”,这是台上最常用的把式。手里打着把子,脚上还要有不同的练法,梅兰芳练过三种,功夫练得很深:一是武旦一行用的踩着跷打,一是刀马旦一行用的穿着彩鞋或薄底鞋打,一是武生等行用的穿着厚底鞋打。手上的功夫又主要靠胳膊、腰、腿的功夫来支撑。练胳膊、腰、腿的功夫,主要有三种基本功:一是“耗山膀”。左手齐肩抬起,右手也抬到左边。两手心都朝外,右手从左拉到右边,拉直了,要站得久,站得稳,才见功夫;二是“下腰”,两脚分开站定,中间有“一脚档”的距离,两手高举,手心朝外,眼睛对着两个大拇指,人往后仰。练到手能抓住腿腕,功夫就很深了,梅兰芳没能练到这个程度。三是“压腿”,用一条腿架在桌上,身子要往腿上压下去,直压到头能碰到脚尖。这些基本功,都是要常练不辍的。

这一时期,促进梅兰芳艺术上精进的,还有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看戏——观摩前辈同行的演出。他在搭喜连成班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胡琴座的后面坐着看。越看越有兴趣,舍不得离开一步。看戏,对于少年梅兰芳来说,本是课余最主要的娱乐,但对于善学好学的梅兰芳,这又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他由此体悟、吸收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演出中。刚开始时,他看著名老旦龚云甫的表演,只是觉得他声音好听、动作表情好看,究竟好到什么地步,自己却说不出来。逐渐地,他就能看出演员的“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比如,在看谭鑫培的演出时,他看到了老谭的“演”,看到了他熔“演”与“唱”一炉的精湛功力。初时,谭鑫培并未着力,平平唱来,“哪晓得等到曹操拔剑‘杀家’的一场,才看出他那种深刻的表情。就说他那双眼睛,真是目光炯炯,早就把全场观众的精神掌握住了。从此一路精彩下去,唱到‘宿店’的大段二黄,愈唱愈高,真像‘深山鹤唳,月出云中’。陈宫的一腔悔恨怨愤,都从唱词音节和面部表情深深地表达出来。满戏园子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谭鑫培的表演是从人物出发,注重揭示人物内心,而只有这样的演唱,才会感人至深。梅兰芳也很爱听黄润甫、金秀山等人的戏。黄润甫和金秀山都是净行演员,一擅长“架子”花脸,一擅长“铜锤”花脸。黄润甫演戏,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同是演曹操,他能捕捉住《捉放曹》、《战宛城》、《阳平关》这三部戏中曹操性格的变化,《捉放曹》的曹操,是一个不择手段,宁我负人的不得志的奸雄;《战宛城》的曹操,就演出了他在战胜之后,沉湎酒色的放纵神态,但却决不是一个下流的好色之徒的形象;到了《阳平关》,就俨然是三分鼎足、大气磅礴的魏王气概了。他的嗓音沉郁沙亮,虽然不以唱工取胜,但却很见千锤百炼的功夫,能够将他所唱的每一个字,很清晰地送到观众的耳边。金秀山嗓音沉郁厚重,一个极不重要的角色,经他一唱就马上引起了观众的重视。还有“后三甲”之一的孙菊仙,他在《浣纱记》中扮演伍子胥时,一出场就把马鞭子扬得高高的,身上的架子,脚下的台步,都放大了老生的动作,加上他那种高亢宏大的嗓子,英武愤激的神态,气派真不小,使人一望而知是那位临潼斗宝的英雄人物。而在一般演员演时,因为剧中的伍子胥是老生扮相,头戴高方巾,身穿蓝褶子,就都是按老生来演,演来和祢衡、陈宫没有多大差别……

能够看出什么是“好”,“好”在什么地方,这种辨识力对于演员是非常重要的。梅兰芳在晚年曾经撰文强调“要善于辨别精粗美恶”,认为这是成就一个优秀演员的重要原因。如果你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能辨别,何谈学习提高呢? 观摩久了,在演技方面,梅兰芳不知不觉有了提高,慢慢地,他在台上,一招一势,一哭一笑都能信手拈来,自然合拍。甚至,他在看戏的过程中,还学会了一些戏,比如,他在看王瑶卿演出时学会了《汾河湾》、《樊江关》等,经过他的不断琢磨、提高,这两出戏还成为他的叫座戏之一。而且,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能够触类旁通,择善而取,比如,他在演《贵妃醉酒》时采取过黄润甫演曹操的身段;在排演《穆桂英挂帅》时,借鉴过孙菊仙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不同行当的戏曲演员怎样在舞台上创造出自己的辉煌,这样一些于无声处的浸润,促使梅兰芳思考,如何在艺术上追求更高的境界。这些名演员的成功,无不是善于吸收前辈艺术家的优点,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比如谭鑫培,他师承程长庚、余三胜,勤学苦练,兼收并蓄,集诸家之长,融会贯通,加以发展变化,从而独创新腔;黄润甫也是采取钱宝峰、庆四两位的优点,加以融化而自成一派……按照梅兰芳自己的话来说,适逢京剧的全盛时期,“生旦净末丑,哪一行的前辈们都有他们的绝活,就怕你不肯认真学,要是肯学的话,每天见闻所及,就全是艺术的精华……”从这些前辈的身上,梅兰芳慢慢地接受了不能死守门户、勇于创新、博采众家之长的理念,并把这些理念逐渐贯彻到他自己的表演之中,成就与众不同。所以,梅兰芳很强调看戏的重要性,他将看戏这一习惯保持了很多年,即使在已负盛名之后,仍时常注意观摩吸收,在带徒弟时,也强调观摩,要求他们多看戏,而且看的范围愈广愈好,不仅只看本行当的戏,其他各行角色都要看,兼采众长,方能丰富自己的表演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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