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苦难的八年抗战生活结束后又发动了全面内战，却没有料到，其已民心尽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948年秋冬之际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产党更是以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导致了国民党根本性的惨败。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逃亡。一些文化界、艺术界的名流，也因种种情况，想方设法，离国而去。北洋军阀时期，梅兰芳已经见惯了政权的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茬茬的军阀来了、走了，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己不过是一个唱戏的，不管谁来掌权，戏总是要听的吧?大概正是抱着这样一个朴素的信念，梅兰芳留了下来，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底，齐如山设法离开被炮火包围的北平，乘飞机至青岛再转到上海。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对合作了20多年的挚友最后的会晤了，此后，一水相隔，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期。齐如山决意赴台湾，他想劝梅兰芳一起走，梅兰芳则更愿意留下来，他认为自己还是可以不管政治，只追求自己的戏剧艺术。他告诉齐如山说，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且到过苏联，共产党对他也一定另眼相看。并劝齐如山也留下，说：“你向来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往苏联演戏，一切都是你筹备的，所有宣传品，都有你的名姓。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齐如山选择走，是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在台湾，他又是个有一己政见的文人，知道自己非走不可。梅兰芳却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他的家、他的根深扎在大陆，他对政治没有什么概念，况且，在这之前，共产党已向他伸出了欢迎之手。有一天，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本《白毛女》的剧本，显然，那是有人隔墙扔过来的。当时，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就在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很关心文艺界人士，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兰芳，同他谈论国家大事，使得梅兰芳在思想上渐渐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知道这是一个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政党。为了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安排梅兰芳在他的家中与周恩来见了次面。余贺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是国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长刘瑞恒的妹夫，早年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是同班同学，他因李桂芬(福芝芳唱戏时的搭档)的关系认识了梅兰芳。周恩来非常热情而诚恳，他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希望你留在上海，我们欢迎你。”所以，梅兰芳不愿背井离乡。走的要走，留的要留，二人只能含泪分手。

齐如山到台湾后，曾于1949年3月23日写信给梅兰芳，约他和言慧珠赴台演出，梅兰芳在回信中说：“您所询赴台表演一节，根本无人来谈。此间小报又云，顾正秋之管事放空气说，台人反对梅、言来台表演，影响顾之上座也。但顾系澜(即梅兰芳)之学生，其本人当不至有何歹意……”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时候，赴台演出大概也只能是齐如山一厢情愿的设想吧。梅兰芳之拒绝，也完全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足可证明，梅兰芳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已。建国后，梅兰芳受到党和政府的尊敬，他公开宣布：“欢迎齐二爷(即齐如山)回大陆，在齐二爷回来之前，国剧学会由我负责。”然而，齐如山的政见太深，他是不可能回来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共产党中人提议弟可回平，并云齐君生平并无政治问题，只有一出《桃花扇》有中伤共产党之语，然彼时实因不知彼中情形所致。回平后，把此事说明就绝无问题云云。看情形，仿佛倘弟悔过，彼极欢迎。但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便有日人劝弟悔过，即可重用之语;今又悔过，弟之过真是多，但这样过，总不愿悔……”二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内心深处的惦念和牵挂却是依旧。梅兰芳每逢过年必到北京齐宅探望其亲属，在那个政治气氛十分敏感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令人十分感佩的;而齐如山在台湾也时刻关注着梅兰芳，他从子女们寄来的家书中的只言片语，推测梅兰芳的种种近况。1961年夏，齐如山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唏嘘再三。他以85岁的高龄伏案疾书，写下一篇长文《我所认识的梅兰芳》，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这位艺术伙伴的深深怀念。还把早已束之高阁的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情不能已! 第二年，齐如山病逝于台北。台湾的一些学者曾经撰文道，倘若在和平年代，齐梅二人的艺术合作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以齐的著述之丰、梅的才华之盛，中国京剧的发展将会谱写出更为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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