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美国先是对古巴采取赤裸裸的军事占领，转而通过《普拉特修正案》，以间接的、隐蔽的方式对古巴内政进行干预，并且加大对古巴经济的控制，把古巴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发展全部纳入美国的体系，这种从直接占领到间接控制，不仅反映出美国新殖民主义统治手段的变化，而且揭示出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

(一)　《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殖民主义的新手段

在1898—1901年军事占领期间，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地笼络古巴大种植园主，大量吸收古巴上层参加军政府，以便将这些人培养成美国统治古巴的御用工具。但是，美国毕竟尚未在古巴建立霸权体系，在美国看来仍面临着诸多不可预知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3年的军事占领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901年，美国陆军将军鲁特在向驻守古巴的伍德将军说，美国为占领古巴“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美国政府考虑准备结束军事占领，但同时又能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利益”^[1]。

如何确定未来的古美关系，既可以让美国军队撤回本国，减少经济负担，还可以保持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建立美国在古巴的霸权，并使之合法化。伍德提出了4点建议，美国参议员奥维勒·普拉特根据这一思路，受命草拟一部所谓的古巴新宪法，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认为应把这些加进古巴共和国宪法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还邀请古巴上层参加制宪会议，制定和通过所谓的古巴宪法，名义上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把古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并写入宪法，使美国继续占领古巴合法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普拉特修正案》。该法案规定：没有美国同意，古巴不得与任何外国签订有损古巴独立的条约;禁止古巴承受为本国财政收入所不堪负荷的债务;美国对古巴有干涉的权利;将关塔那摩割让或租借给美国作为海军基地。这些条款无疑改变了古巴主权的实质，把古巴当作美国国内政治体系的延伸，限制了古巴作为主权国家国际交往的权利。

对于美国强加给古巴的新枷锁，古巴人民感到莫大的耻辱，如果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古巴的独立和自由无异于一句空话。当《普拉特修正案》内容的消息传来，激愤的古巴人民在全岛展开了反美游行示威。3月2日晚，又举着火把向在美国驻古巴的伍德将军的住所示威;在圣地亚哥召开群众集会，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各省市的群众组织也发起声援哈瓦那的示威运动。

但是，美国政府态度强硬，表示决不向古巴独立做出任何妥协。决意把《普拉特修正案》纳入古巴宪法，并以增加对军政府的预算开支为要挟，逼迫古巴制宪会议就范。美国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给古巴人民的最后通牒。而且，警告古巴人民，“如果不通过修正案，美国的军事占领就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甚至鲁特还威胁，“如果不通过修正案，古巴就不能通过任何一部宪法，就不能选出任何一个古巴政府”。^[2]在美国的威胁下，《普拉特修正案》最终被作为“附件”强塞进古巴宪法。“受到保护的共和国根本没有共和国”^[3]，但是，1902年，美国却一手导演了古巴历史上首次的所谓总统选举，美国亲手扶植的傀儡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as Estrada Palma)就任古巴共和国第一届总统，并宣告所谓的古巴共和国成立。此后，古巴的历届总统都在美国操控下由美国钦定“选出”。美国名义上把古巴打造成了一个免受外国干涉的独立国家，实质上却借《普拉特修正案》阻止其他外国势力对古巴的干涉，实现古巴是美国人的古巴的目的。

(二)　古巴的依附发展

初级产品本身不但易于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受需求弹性收入的影响。依靠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面临着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存在的共性问题。这里笔者无意于从这一角度分析古巴的依附发展，而是就古巴当时的历史条件，探究古巴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控制时期的依附关系。

美国的阴魂并没有随着军队的撤出而离开，相反，经济侵略的魔爪牢牢地附着在这个物产丰饶的岛国土地上。1956年，美国学者哈莱特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大言不惭地写道：“在经济上好像它(古巴)同(美国)基韦斯特之间的90海里的水面从来不存在一样，是美国的一部分。”^[4]在《普拉特修正案》的庇护下，美国资本蜂拥而来，大量渗入古巴，不仅把古巴彻底地变成了单一制经济国家，而且使古巴经济发展完全依附于美国，成为单一产品、单一市场的美国附属国。

古巴共和国诞生后，表面上看，古巴政府是由代表南部大种植园主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轮流执政，但是，他们都对美国百依百顺，言听计从，都以出卖古巴国家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美国通过所扶持的代理人全面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把古巴变成了它输出资本、销售产品的市场。第一，对蔗糖需求的持续增长促使美国大量侵吞古巴土地和输入资本，力求控制古巴蔗糖经济，把古巴变成自己的蔗糖产地。一方面，战争造成古巴大多数甘蔗种植园主和甘蔗垦殖农破产，不得不以出卖蔗田和地产偿还债务，美国财团乘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另一方面，美国财团大量侵占土地，开辟蔗田。美国糖业公司占地最多的可达3000平方公里，同时，输入大量资本，扩大了美国资本在古巴蔗糖经济中的比重。1898年以前，美国在古巴的投资只有5000万美元，1906年增加到1.59亿美元，占当时古巴国内外投资量总额的一半，^[5]1925年迅速上升到17.5亿美元，增加了30多倍，^[6]集中投向古巴东部地区的制糖业。1902—1930年，美国在古巴设立了65家大型糖厂。原本蔗糖经济并不发达的东部地区几乎被美国糖业公司控制。据统计，在1926—1927年，古巴的糖产量大约440万吨，其中的62.5%是美古合资兴建的糖厂生产的。^[7]而古巴的民族资本十分弱小，虽然古巴的本土资本也主要投资在制糖工业，但是许多糖厂实际上变相成了美国的企业，用的是美国资本、美国设备，甚至雇佣美国工人。^[8]这样，美国的行为不仅造成古巴土地集中日益恶化，同时由于美国控制了古巴的制糖工业，使古巴以蔗糖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加速扩大和延续，单一产品生产和出口成了古巴难以突破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美国通过所谓的互惠贸易，垄断了古巴的对外贸易，把古巴强行纳入美国经济体系。首先是表现在1903年美国同古巴签署了所谓的《互惠条约》。该条约规定古巴糖在现有的美国关税的基础上，可以获得降低20%的优惠;作为回报，古巴向美国出口品提供20%—40%的关税优惠。古巴是世界上著名的糖生产国，蔗糖主宰了古巴的一切。国民经济的90%以上来自蔗糖，糖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蔗糖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美国在古巴蔗糖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通过这一条约，美国垄断了古巴对外贸易，而且美国货也大量涌入古巴市场，1915年古巴进口产品中有高达83%的产品来自美国，^[9]这一条约把古巴经济与美国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的“互惠条约”给古巴经济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既使古巴糖业出现了机械化和颇具现代性的变化，也使“古巴经常蒙受美国在政治或经济上的讹诈”^[10]。大量资料记述了古巴蔗糖经济的这一变化，特别是美国在古巴东部新建的现代化中央糖厂更加体现了这一特点。^[11]但是这些变化不能改变古巴依附美国的本质，因为古巴的经济贸易完全受控于美国的意愿，美国可以随心所欲修改与古巴的经贸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殖民主义贸易垄断更体现在1930年美国对古巴实行的《哈里—斯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Law)。该法案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颁布的。这场由美国引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尤其是依附于美国的古巴。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不仅要求古巴实施旨在限制古巴蔗糖产量的“查德伯恩食糖计划”，而且通过《哈里—斯穆特关税法》调高古巴蔗糖的进口关税，利用这一新的贸易垄断政策，旨在控制古巴蔗糖的输入。但是，这对于饱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且完全依靠美国单一市场的古巴蔗糖经济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性打击。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因为国内蔗糖需求的减少，二来是美国国内也开始生产蔗糖，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生产大量的甜菜糖，已经足以能够供应美国市场的需要。显然，美国实行这一法案带有明显的对内保护主义，对外霸权主义的色彩。

《哈里—斯穆特关税法》直接导致古巴1933年革命的爆发，迫使美国被迫改变贸易垄断政策。为缓解古巴国内的社会危机，1934年，美国通过《科斯廷根—琼斯法》，确定了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的配额为28%。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巴蔗糖经济得到了恢复，但是美国也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垄断方式。根据《科斯廷根—琼斯法》的规定，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要遵循美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古巴蔗糖经济与美国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同时，古巴取消了美国进口品关税，并且扩大了美国进口产品的种类，使古巴彻底成为美国进口品的倾销市场。

第三，为了获得巨额利润，美国还通过投资于古巴的铁路，以巩固在古巴的霸权基业。19世纪，古巴虽然已经修建了从港口到城市之间便利的铁路网络，但是这些铁路基本上与美国资本没有什么联系。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后，美国资本大部分投向了古巴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与西部相比，交通较不发达。铁路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因为不同利益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被人为设置障碍，造成铁路运输不畅。缺乏顺畅的铁路交通系统，导致很多货物无法及时运输，特别是对于保鲜要求很高的甘蔗来说，不能保证及时运输，会给蔗糖种植者和经营者带来巨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确保美国在古巴的利益，美国加强了对古巴铁路的投资和管理。先是于1901年，美国通过了149号军事条例，建立了铁路检察机构，并通过第34号军事条例，对新建铁路立法管理;^[12]然后，在一战结束后，加紧了对古巴铁路的投资。这样，一方面加速了古巴铁路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随着铁路覆盖面的伸展，美国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到1958年，古巴已成为拉美铁路网最密集的国家之一，这些铁路大部分控制在美国的手中。

第四，加强对古巴银行业的渗透。19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糖价的飞速上涨，古巴萨亚斯(Alfredo Zayas)政府用几乎所有的古巴银行和糖厂作抵押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试图借机扩大蔗糖生产。但是，进入1920年代以来，国际糖价急剧下跌^[13]，特别是在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古巴经济由于片面发展单一作物的生产和对美国的严重依附，遭受到严重打击。糖产量大幅度减少，从1929年的大约500万吨，减至1933年的199万吨。出口贸易也相应锐减，从1929年的27200万美元，下降到1935年的8439万美元。经济危机导致古巴银行和糖厂被迫转让给美国银行，其中，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和“蔡斯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几乎吞并了绝大多数的古巴银行和糖厂，包括古巴最重要的银行——哈瓦那银行，以及其他私人银行，从此美国实现了控制古巴金融体系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古巴的投资再度升温，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轮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仅在1946—1958年间，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就翻了一番，从5.68亿美元上升到10多亿美元。在美国对拉美的投资中，古巴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巴西，居第三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已经控制了古巴的蔗糖经济，因而，这轮投资热的一个明显特征表现为美国资本对古巴制糖业投资的大幅减少。美资糖厂从1939年的66家减少到1958年的36家，其产量从占古巴糖业总产量的55.07%下降到36.6%。^[1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将不在古巴制糖业中发挥作用。事实上，美国资本仍然握有古巴大批土地，并且操控着古巴的糖业市场。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资本开始转向关系古巴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到1958年，美国资本在古巴各部门的投资总额中的所占比例为：电力和电话业中的90%以上，采矿业中的90%，石油冶炼中的66%，公共铁路中的50%和100%的镍矿生产。^[15]古巴经济完全落入了美国资本的手中。

然而，在美国的眼里，古巴被纳入美国帝国势力的范围并不被看作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而被颠倒黑白地说成是“古巴必须依附美国”才能得以生存。^[16]事实上，古巴这个“共和国”既不是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不像殖民时期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被美国直接占领，接着通过资本渗透方式间接控制下的附属国。被美国剥夺了独立主权的古巴又岂能得到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因此，美国资本向古巴各经济部门的全方位渗透，导致古巴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

[1] 佩雷斯：《古巴：改革与革命之间》，第142页。
[2] 佩雷斯：《古巴：改革与革命之间》，第144页。
[3]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4] 转引自张景哲《古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２年版，第2页。
[5] 詹姆斯·H．希施曼：《1898—1902年美国对古巴蔗糖生产的控制》（James H.Hitchman：“U.S.Control Over Cuban Sugar Production 1898—1902”），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1970年第12卷，第1期，第96页。
[6] ［英］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岛简史》，第258页。
[7]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4页。
[8] 参见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拉丁美洲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9] 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247页。
[10] 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江时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11] 参见阿兰·载《避免停滞：1899—1929年古巴糖业的专业化和技术变革》（Alan Dye：“Avoiding Holdup：Asset Specificit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Cuban Sugar Industry，1899—1929”），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4年第54卷，第3期。
[12] 参见奥斯卡·萨内蒂、阿雷汉德罗·加西亚《蔗糖与铁路：1837—1959年的古巴历史》（Oscar Zanetti and Alenjandro Garcia：Sugar and Railroad：A Cuban History，1837—195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 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糖价下跌的具体数据，详见布里恩·H．波利特《古巴蔗糖经济与大萧条》（Brian H.Pollitt：“The Cuban Sugar Econom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载《拉丁美洲研究公报》（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1984年第1期，第8页。
[14]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古巴地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3页。
[15]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拉丁美洲经济》，第150—151页。
[16] 转引自张景哲《古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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