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齐头并进的制造业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在19世纪初期奠定的基础上持续增长，从而使得美国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首先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带动了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部门的快速发展。“1840年和1860年制造业显示的最重要区别不是产值的快速增长，而是制造业向新兴工业部门的传播。”^[1]
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冶铁技术一直很落后。英国18世纪末在炼铁中就使用焦炭，而美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使用，直到1847年，宾夕法尼亚所生产的3/4的铣铁仍然是用传统方法取得的。学者们对于美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原因存在着多种解释。^[2]科学技术的改进为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贝西默转炉炼钢法以及马丁平炉炼钢法的发明、应用和不断改进带来了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美国的钢铁产量在内战以后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871到1880年，钢产量从10万吨攀升到120万吨，1900年又猛增到1000万吨。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期钢铁工业的扩展是通过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厂家数量的增加而实现的。”^[3]1870年，美国钢铁厂的数量是808家，雇员7.8万人，年产量320万吨，资本投入1.21亿美元;1900年，钢铁厂669家，雇员27.2万人，年产量2950万吨，投资5.9亿美元。^[4]
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是与卡内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来自苏格兰的卡内基，于1873年在匹兹堡附近修建了新型的埃德加·汤姆森炼钢厂，并采用了贝西默转炉炼钢法。工厂于1875年投产。由于高效的管理和不断的技术更新，卡内基的企业迅速扩大：起初投资70万美元，5年内就实现了翻番，接下来了的3年里再次翻番。通过横向和纵向兼并，到1900年，卡内基钢铁厂的资产已经达到3亿美元，年产量300万吨，它在1901年所产的钢比英国全年的产量还多。卡内基和梅隆的钢铁公司都被摩根财团吃掉，1901年建立美国钢铁公司，它包括700家企业，资产13.7亿美元，是第一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控制钢铁产量的65%。^[5]
钢铁产量的增加伴随着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得钢铁代替木石成为最主要的建筑材料。1873年，每吨钢的售价为100美元。贝西默炼钢法使得钢材的成本急剧下降，当卡内基的汤姆森工厂1875年投产时，钢轨的成本就已经降到了50美元/吨;1890年代后期进一步降到12美元/吨。铁路无疑仍然是钢铁消费的大户，“所有酸性转炉工厂都和铁路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6]。钢由于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而逐渐代替铁成为主要的型材。1879年，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完全用钢构架建造，芝加哥20层的大楼使用了4000吨的钢梁。钢铁工业还带动了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1860年，机器制造工业还仅仅是美国的第7大工业部门，年增加值3300万元，雇工4.1万人;而到1910年，机器制造一跃成为美国增加值最大的工业部门，年新增产值6.9亿美元，雇工53万人。另外，进入20世纪以后，汽车制造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机械制造工业。“这一产业将钢铁工业、玻璃工业、橡胶工业以及石油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汽车工业是这些产业的核心，也是20世纪经济的核心。”^[7]
能源工业是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廉价的能源是现代美国大规模企业兴起的基础。”^[8]首先是煤炭工业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煤炭的运输成本下降，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随着斯库尔基尔、利哈伊流域和特拉华及哈得逊运河的运行，从1825年的几乎空白增长到1837年103.9万吨，价格从每吨10元降到3元。煤很快代替水力而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动力来源。到1900年，煤炭能源占到了71.4%，木材燃料所提供的能源降为21%。1900年，美国煤炭的产量从30年前的442.9万吨升到2.69684亿吨;1920年达到6.58265亿吨;后来随着石油和天然气所占能源份额的扩大，煤炭产量开始下降，1940年降到了4.19834亿吨。
煤炭的广泛应用引起美国工业地理的重新分布。在改用蒸汽动力以前，美国工业的动力来源主要靠水力。新英格兰的工业大多座落在能够得到水力供应的溪流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以煤为原料的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使各个工业部门摆脱了上述自然限制，它一方面促进了工厂制的推广，另一方面也使得各个工厂逐渐向能够得到廉价煤炭供应的大城市或中西部的煤炭产区聚集，从而大大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中西部的工业化过程。内战后，煤炭消耗的大户一个是铁路，另一个则是钢铁冶炼。中西部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供应、优质的铁矿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系统，从而逐渐成为美国钢铁生产的聚集地。
石油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兴起的另一个重要的能源部门，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谷地，德雷克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从而引发了全球石油开发的高潮。直到70年代初期，宾夕法尼亚石油谷地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3/4。就像钢铁工业的卡内基一样，美国石油工业的巨头是约翰·洛克菲勒。1873年，他控制了克里夫兰80%的炼油能力，占当时全国提炼能力的1/3。洛克菲勒通过提高效率、科技进步和兼并，从控制炼油到运输、生产和销售，在1882年组建了美国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托拉斯。它下辖40个子公司，1883年的利润高达1100万元，在19世纪末控制了全国炼油能力的90%以上。
而与电力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则带来了工业和社会的革命性变化。电的大规模应用首先是发生在照明领域。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城市街道上就开始用弧光灯代替煤气灯，后来爱迪生设计和改进了灯泡以及与之相关的系统，使白炽灯成为一种实用的照明工具。电力迅速应用到其他部门：家用电器逐渐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电力驱动的有轨电车、地下铁路和高架铁路彻底改变了城市里面依靠马匹的传统交通方式。电的普遍应用还引起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到1929年，仅仅发电就是一个年利润为20亿美元的部门。由于电力输送需要大量的铜作为导电材料，从而刺激了炼铜工业的崛起，从1880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铜的产量从2.5万吨上升2100万吨。^[9]与此同时，电解铝也为炼铝工业的兴起提供了廉价的能源。工业生产中越来越多的电力机械的应用，带来了美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逐渐成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美国经济的发展，除了钢铁、能源、交通运输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外，其他许多新兴的产业部门在19世纪后半期也发展起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任何有用的东西的市场潜力都很大，新产品层出不穷。”^[10]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的繁荣和农业市场的不断扩大，因而农业机械制造和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部门。麦考密克收割机堪称美国农业机械制造的代表。1847年，麦考密克公司在芝加哥设立制造厂。从1850—1858年，该公司销售了7万台收割机。到1862年，全国一共有25万台收割机在使用。随着西部开发，收割机的市场越来越大，到1882年，麦考密克公司的年产量是4.6万台，收割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业机械制造部门。此外，随着西部种植业的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以及其他的配套服务行业在中西部也逐渐发展起来。芝加哥逐渐成为农业机械制造、牲畜屠宰、农产品交易中心，甚至连供应西部的木制品加工也异常火爆。
其他许多值得一提的工业部门如胜家缝纫机制造、杜克烟草、钻石火柴、可口可乐、杜邦火药等许多工业部门都从无到有，从大到小，发展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产业。正是由于不断的产业更新和科技进步，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结构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器制造代替棉纺织成为增加产值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印刷、啤酒、铁路机车、钢铁等都跻身于前十位的制造业部门。而且美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摆脱了原来那种简单依靠原料加工和从英国进口技术的落后局面。1939年，英国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220万英镑，政府投入295万英镑;而1937年美国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是1.75亿美元，联邦投入7200万美元。1936年，美国最大的200家企业中有116家有实验室，而英国只有36家;到1946年，美国164家，英国40家。^[11]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完全超越英国，从19世纪初期英国科研技术的借鉴者变成了世界领先的科研技术创新者。
2. 公司规模的扩大和托拉斯化
美国制造业崛起过程中除了各个工业部门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托拉斯化，这一点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880到1930年，“这50年美国经济的中心特征是大型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12]。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企业尚未出现，当时企业规模小，资金大部分在百万美元以下。19世纪后期，铁路修建的高潮令许多铁路公司发展成为巨型运输企业。1893年，有33家铁路公司的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营运里程118055英里。1904年，产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公司有1900家，占企业总数的0.9%，其雇佣工人占总数的25.6%，产值占38%。^[13]其中，美国钢铁公司、杜克烟草和美孚石油是当时最大的三家企业。
美国企业规模的扩大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内部的扩充发展而来，“公司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包含了企业规模扩大的种子”^[14]。像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胜家缝纫机、杜克烟草、福特汽车等都主要是通过内部扩充发展而来的大型企业的典型。二是通过合并发展而来的大企业。合并一般分纵向合并与横向合并两种，“前一种方式的目的是要通过协调几个经营单位的工作以降低成本和提供生产率来增加利润。后一种方式的目的则是要通过控制每个经营单位的价格和产量来维持利润。”^[15]“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大生产与大量销售的结合以及用机械化生产取代沿袭了很多世纪的手工劳动。”^[16]大生产带来了市场销售的压力，而当生产商发现销售商不能胜任代理销售的任务时，遂不得不自己向前结合而插足销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纵向合并。生产商完成向前的销售合并后，会再向后插足原料的生产和供给。杜克烟草和钻石火柴是纵向合并的典型。虽然少数企业通过纵向合并扩大了规模，然而，“对大多数制造厂商来说，应付产量上升和价格下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形成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缩减生产以维持价格”^[17]。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横向合并。最初通过横向合并所产生的同业公会、普尔和卡特尔，因为缺乏相应的约束权力而走向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更高级的合并形式，即托拉斯。1882年组建的美孚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托拉斯。美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两股合并的高潮，从1895年到1907年，每年平均有266家公司被合并，大约1800家公司在这段时期消失了。到1904年，318家公司控制了制造业的40%。^[18]
现代化大生产带来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市场的垄断，而政府的干预又进一步促使了托拉斯化的美国公司向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在英美传统中，对垄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憎恶感情：19世纪末，英国国会议员爱德华·瑟洛问：“你能够期望一家公司有良心吗?它既没有可供诅咒的灵魂，也没有可以鞭挞的躯体!”^[19]在现代化大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对抗中，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即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但是，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政府干预来完全取代市场运行机制，“而是着眼纠正市场失效从而维护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20]。而在高等法院执行谢尔曼法的过程中，又谴责联盟，宽恕控股公司，从而加速了合法合并运动的来临。1889年，新泽西率先通过法律，承认控股公司合法。1895年，最高法院在E.C.奈特的案件(联邦政府诉美国制糖公司)判决中承认了新泽西控股公司的合法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反对的是行业内的独断，而不是寡头垄断。因此，研究美国企业史的著名学者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如果没有谢尔曼法案和联邦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拥有和经营单功能企业的小家族公司的卡特尔很可能在美国会延续到20世纪，就像在欧洲的情况一样。”^[21]
公司结构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是美国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典型特征。世界上最初的公司是特许公司，是根据主权者所授予的特许状而设立的合股(或说合伙制的)公司。这种根据特许权而建立的公司，采取简单合伙制的组织形式，会随着合伙关系的解散和特许权的吊销而解体，离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现代公司具有三个特征：永久生命、有限责任和股份制。1811年，纽约率先制定公司法，迈出了从特许制的合伙公司向着现代公司转变的第一步。1819年，最高法院在达特默思学院诉伍德沃德的案件判决中，确立了公司的法律地位：公司被视为具有永久生命的法人。从1800到1823年，美国北部8个州的制造业主共建立了557个公司，资产7200万元。洛厄尔的沃尔瑟姆工厂是最早采取股份制集资的法人公司。马萨诸塞率先通过有限责任法，1848年纽约仿效。到1875年，大多数州都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了法律。
与美国公司的这种完善的组织形式和庞大的规模相比，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公司发育的程度都不高：法国盛行简单合伙制的家族制小企业，企业家缺乏冒险精神，法国商人“作为法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某种安全感，这种心理要求超过了冒险的追求”^[22];而英国直到1885年，在所有商业组织中，有限责任公司顶多才占5%—10%。^[23]英国公司的结构“和美国公司相比，没有得到清晰地界定和说明，公司总部和各分支机构的办公室的职责和功能……没有像美国分公司那样清楚，内部不同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精确定位”^[24]。
值得一提的是，大生产在导致生产领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商品销售领域的革命。部分企业通过向前合并销售或者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来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还有许多商品是通过其他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在美国兴起了多种新型的销售方式。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期货交易外，批发业务在19世纪也蓬勃发展，从而导致批发商逐渐代替了原来的佣金商人，全国性的批发销售网络建立起来。而就在批发业务独领风骚的同时，零售业务也逐渐成为商品销售的一种重要渠道。在19世纪美国的零售业中还出现了三种颇具特色的销售形式，即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和邮购商店。
3. 制造业带的西移
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业中心的不断西移。1850年，美国的制造中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1890年向西移到了俄亥俄州中部的坎顿附近，40年内西移了225英里。^[25]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工业化初步发展时期，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东北部得天时地利，率先走向工业化，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老西部仍然处于农业开发的边疆时代。甚至到1846年，伊利诺伊的一位编辑仍然声称：“西部是农业的西部，它没有制造业，也不会有任何具有些微重要性的制造业。”^[26]然而，虽然西部在19世纪初期与南部奴隶州在经济上联系很密切，但它的发展方向却与后者明显不同，南部的“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奴隶上面，而不是运河、基础设施和机器上面，因而这种结构对工业产生不了多少需求”^[27]。而西部在“开放新地区的同时伴随着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大规模投资”^[28]。19世纪50年代，中西部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为3.7亿美元，占这个年代全国铁路投资的一半。19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形势的变化，西部逐渐脱离南部，与东部建立起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盟，从而带来区域关系的大调整。而就在西部与东部联系日益加强之时，“中西部的人们也追随东部的模式，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机制”^[29]。服务当地市场的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逐渐萌芽。
内战以后，边疆的不断西进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大湖区制造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工业化向中西部的推进，既是东北部工业化的延续，又伴随着以钢铁、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高潮。”^[30]中西部地区由于具备丰富的煤炭、铁矿、交通和市场条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许多制造业部门的首选之地。如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坐落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丰富的匹兹堡，洛克菲勒的炼油厂的基地是克利夫兰;麦考密克收割机和格里登的铁丝围栏厂设在芝加哥，而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则设在底特律的高地工业园。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工业的发展，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1919年，中西部占全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达到34%。中西部和东北部制造业雇工的份额占全国的84.2%。而仅仅汽车工业的发展，就使得中西部制造业的雇工比例从1899年的24.3%上升到1929年的30.5%。^[31]随着制造业的西移，芝加哥从一片泥泞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铁路枢纽、农机制造中心、“制造品的分配中心和小麦、肉类及其他农产品的转运中心”^[3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这一地区已具有新的美国经济中心的特征，而不再是边缘地带的特征。”^[33]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南部的工业化和远西部的崛起，美国制造业的中心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20世纪总体的趋势是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和西部转移”^④。

[1]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75页。
[2] 关于冶铁业一直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参见皮特·特明《钢铁与19世纪美国》第3章,第51—80页。
[3] 皮特·特明:《钢铁与19世纪美国》,第167页。
[4]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埃伦·辛格:《美国从1600年以来的经济变迁》(Robert Heilbroner, Aaron Sing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600 to the Present),奥兰多1994年第3版,第180页。
[5] 王锦瑭等:《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6] 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307页。
[7]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8] 小基斯·L.布赖恩特、亨利·C.戴斯洛夫:《美国商业史》,第151页。
[9] 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第408页。
[10]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第293页。
[11] 戴伟·C.莫厄里、内森·卢森堡:《技术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第102页。
[12]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第355页。
[13] 王锦瑭等:《美国大企业与美国社会》,第5页。
[14]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15] 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365页。
[16]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第362页。
[17] 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367页。
[18] 小基斯·L.布赖恩特、亨利·C.戴斯洛夫:《美国商业史》,第169页。
[19] 查里斯·R.吉斯特:《美国垄断史:帝国的缔造者和他们的敌人》,傅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0] 辜海笑:《美国反托拉斯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21] 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440页。
[22] 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第434页。
[23] 同上书,第242页。
[24] 同上书,第294页。
[25] 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9页。
[26]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第162页。
[27] 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288—289页。
[28]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96页。
[29] 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284页。
[30] 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1页。
[31]④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115页。
[32] 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249页。
[33] 李世安:《一只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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