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战后最初几年通过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首先在欧洲达成了对苏冷战的战略部署。战后西欧在美国大力援助下的经济复兴和发展，当然应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美国斥巨额援助台湾以造成台湾经济稳定和发展，遵循的是和在西欧同样的思维逻辑。有必要在这里首先指出美国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以作对照：1956年8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对华封锁和禁运问题;9月，中方又提出促进双方人员交流， 均遭美国断然拒绝。直到1971年3月，美国出于联华抗苏的考虑，才开始放宽对华贸易和海上运输限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界在“保台”问题上已经取得共识。1948年底，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提出“以适当的外交和经济手段确保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政府”，甚至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防止它落入中共手中”。^[1]麦克阿瑟则在他于1950年5—6月间提出的两份意见书中强调台湾地理位置的军事战略意义，“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艾奇逊也改变态度，主张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解放台湾。朝鲜战争一爆发，一连串的军事保护和财政经济援助马上付诸行动。

对台援助源自1948年的《援华法案》。当年11月，美国决策层开始讨论将本来计划运往中国大陆的援华物质调往台湾，12月底即付诸实施。“援华法案”内派拨的款项为1.25亿美元，援助内容包括直接物质援助、工厂改扩建项目、农复会所需费用等等。整个50—60年代美国援台项目繁多，军援与经援重叠交错，如军援名目下的交通通讯设施多有可资民用者。从1950到1967年正式的美援停止，台湾接受美援总额达39.7亿美元，军援和经援分别占60%和40%。其中绝大部分为“赠与”，贷款部分总计7.894亿元， 不到20%，在1950—1955年间只占1.5%。运用如此巨额的赠与和贷款，美国在政治上支撑一个长期坚持反共反民主的独裁专制政权，在经济上也不是推行市场自由主义而是经济实用主义。

美国援台组织结构鲜明而突出地显示了美援服务于美国冷战目标的强势政治色彩。援台一开始就由“大使馆”、经援团(隶属美“经济合作署”，曾改组为“共同安全署”)、军援顾问团(直属美国防部，人数最多时曾达2347人)三方共同负责，由“大使”总体指导和协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政治决定考虑到军事和经济因素”。美援机构的工作以对台湾当局采取“更具强制性的政策”、“协调地施加压力”、“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为原则。60年代中期以前，美援曾经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经济资源，这使得台湾方面与美援机构对口的部门“美援运用委员会”独立于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有美国代表出席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也成为当局的“超级经济部”，台湾50年代的两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就是由它制定的。至于委员构成2/5为美国总统直接任命的美方代表。全权负责美国对台湾农业方面援助事务的“农复会”(1979年结束工作，改组为隶属于“行政院”的“农业发展委员会”)，更是台湾的“超级农业部”。

[1] 参见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合著:《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6—467页。这一节主要参照牛可博士的研究成果,详细论述请参看本书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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