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城市的变化既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北美人的城市观念发生变革的结果。虽然美国一直存在着反对与拥护城市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但总起来说，美国大城市更多是问题和罪恶而非希望、爱与宽容的象征”^[1]。在美国文化观念的深处，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城市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不好的;无论就外形、社会、美学和道德方面而言，城市都是不健康的;城市不利于良好的家庭生活的建立和发展。^[2]乔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则说：“第一座城市是由第一个杀人者建造的，自此以后犯罪、邪恶和不幸就在此安家落户了。”^[3]这种反城市的观念与其他各种力量结合从而形成美国人反对城市的多种理由和主张：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城市被认为是反自然的;与农本主义相结合，城市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与社会改革派相结合，城市被认为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等等，似乎各方面都可以罗列出一堆反对城市的理由。然而，美国毕竟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度。“美国人既想要都市化生活的经济利益，又抵制通常与城市相关的生活方式。”^[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如老福特所说的：“我们通过离开城市来解决城市问题。”^[5]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都市化和郊区化正是上述观念的产物。

杰斐逊奠定了美国人反城市观念的基础。“杰斐逊及其同代人认为，一旦城市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道德将会退化，共和主义的试验也就注定要失败了。”^[6]对于杰斐逊的反城市主义主张，我们需要从三个层次去理解：(1) 杰斐逊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和农本主义者，“他深切地热爱着他所知道的农夫的生活，并且认为农夫是民主的支柱”。《弗吉尼亚纪事》中充满了杰斐逊对乡村和农业生活的热爱。 (2) 他是大觉醒运动之子，“对与文明的城市生活相关的一切事情都感到高兴”。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欣然接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和文化气息。(3) 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国家利益压倒一切。“杰斐逊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是一个乡村爱好者(Lover of Soil)，再次才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的价值评判的上述次序可以解释他的城市观点的变迁。”^[7]正是这一价值评判次序，决定了杰斐逊在关于工业和城市方面主张的逐渐变化。早年他曾经坚决反对汉密尔顿发展工业化的主张，但1812年战争后当认识到发展制造业是维护自由的必要手段时，他就接受了城市和制造业。“他的观点的变化不是由于他对音乐的喜好，而是对国家生存的关注。”^[8]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因素置于旁边，而且他“相信并希望制造业的引进不会扰乱国家的乡村景色和农本主义的价值观念”^[9]。

杰斐逊反对城市的两大理论基础——自然主义观念和农本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城市反对派所继承和发扬。“在美国，特别是在1830年以前，当硬化路面还很稀少，自然仍是被当作危险性地带的时候，城市街道代表的是进步和人对其环境的控制。”而自1840年代开始，“当自然对人的真正危险解除以后，对野外的一种理想观念应运而生”^[10]。“随着感觉而走”的浪漫主义者是这个时期坚定的城市批判者。亨利·梭罗是美国最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他既反对城市，也反对任何社会羁绊。他的“《瓦尔登湖》或者叫《林中生活》既是反城市主义的圣经，同时也是对乡村和城镇生活的一部苛论。”^[11]相比于梭罗的极端，爱默生则较为持中，他1844年曾经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具有乡村的力量和宗教信仰，而同时享有城市的设施和优雅，但我遗憾地发现不可能两者得兼。”^[12]除梭罗和爱默生以外，其他浪漫主义学者们对那个时候的城市也大都没有好感。霍桑甚至断言：“每个城镇都应该在每半个世纪内由大火来洁净一下，或者褪化下去。”^[13]

在美国内战以后，城市成为美国生活的中心，原来杰斐逊和浪漫主义者所担心的城市问题都逐渐显露出来，对于从城市中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是接受城市生活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如何看待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并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面对无限扩大和越来越非人格化的城市，包括亨利·詹姆斯、约翰·杜威、简·亚当斯、罗伯特·帕克在内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感觉到，传统的社区观念正在逐渐消逝。在他们看来，这种社区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还有更深层次的家庭和社区的那种归属和倚赖感，即所谓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浪漫主义者，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这些改革主义者对城市的批判并不是要舍弃城市回到乡村中去，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发现美国城市不够完善，那原因不是由于它太文明化了，而是文明得还不够”^[14]。

一直绵延不绝的农本主义观念构成美国反城市主义的另一支力量。杰斐逊的农本主义观点“既非原创，也并不危险，但它却被证明是美国政治传统中出奇地长久生存的部分”^[15]。从杰克逊民主到19世纪后期的民粹主义运动，都可以看到农本主义的影子。对这种观点的最完美的表达莫过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说”了：“烧毁你们的城市而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会魔术般地重新成长起来;而如果毁了我们的农场，那荒草会在本国各个城市的大街上生长起来。”^[16]后来，农本主义与20世纪前后的本土主义与禁酒运动联系在一起，城市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在他们的眼中，城市中异端的移民、酒馆和城市老板都是美国民主的腐化因素，也是对传统的美国价值的威胁。虽然农本主义的许多观点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有些甚至是荒谬的，但却长久地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延续下来。“我们过去的农业时代，有我们美国主义的根，我们的精神和肉体的生长雏形不会在任何早期的城市中找到，其根源会在宅地和村落中找到，而且只能是在那儿找到。”^[17]

在上述农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城市观念伴随下，美国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毫无疑问，这种反城市观念也在美国的城市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美国人虽然实现了城市化，却拒绝城市的一些价值：他们试图把自己版本的传统农业理想带入城市环境中，并通过在城市中重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乡村环境模式来重新加以诠释。”^[18]为了谋求集中所达到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涌入了城市，但他们却拒绝那种旧世界城市的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将乡村和自然尽可能多地引入城市之中。到1980年，65.9%的美国人在5万以下的小城市中，只有7.7%的人生活在百万以上的城市中，6000座城市中只有6个超过百万，55个超过25万。

城市公墓运动、城市公园和景观规划等都是上述尝试的一部分。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当美国人认识到仅仅引入人工化的自然并不能真正保持城市的自然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开始从城市中心逃离，到郊区去建立自己的乡村梦想，从而推动美国城市走向郊区化。“人们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把城市环境的优点和美国农本主义的传统美德和欢乐的要旨结合起来，并尽可能多地保持人们所认为的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19]

[1]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69页。
[2] 约翰·西维尔:《城市的形成:多伦多谋求现代规划的奋斗历程》,第4页。
[3]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70页。
[4] 丹尼尔·J.埃莱泽尔:《缔造美国城市:一个边疆社会的都市化和郊区化》,第9页。
[5] 莫顿、鲁西德·怀特:《知识分子与城市:从杰斐逊到弗兰克·莱特》(Morton and Luciad White, The Intellectual Versus the City: From Jefferson to Frank Lloyd Wright),坎布里奇1962年版,第201页。
[6] 托马斯·本德:《城市观念的形成:19世纪美国的思想与机构》,第6页。
[7] 莫顿、鲁西德·怀特:《知识分子与城市:从杰斐逊到弗兰克·莱特》,第13页。
[8] 同上书,第18页。
[9] 托马斯·本德:《城市观念的形成:19世纪美国的思想与机构》,第23页。
[10]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57页。
[11] 莫顿、鲁西德·怀特:《知识分子与城市:从杰斐逊到弗兰克·莱特》,第30页。
[12] 同上书,第27页。
[13] 同上书,第53页。
[14] 同上书,第227页。
[15] 亚历山大·B.卡洛编:《美国城市史:文集与评论》,第346页。
[16]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黄金十字架演说》(William Jennings Bryan, “The Cross of Gold Speech”),1896年7月9日,参见http://www.micheloud.com/FXM/MH/Crime/crossof.htm网站。
[17] 哈利·卡曼、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美国农业史的重要性》(Harry J. Carman and Rexford G. Tugwell, “ The Significance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History”),《农业史》,第Ⅻ卷,1938年4月,第100页;参见Jstor数据库。
[18] 丹尼尔·J.埃莱泽尔:《草原上的城市:大都市边疆与美国政治》(Daniel J. Elazar, Cities of the Prairie: 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and American Politics),纽约1970年版,第45—46页。
[19] 丹尼尔·J.埃莱泽尔:《缔造美国城市:一个边疆社会的都市化和郊区化》,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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