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的科研体系
美国的科研机构分为4大体系:联邦政府研究机构、私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各占全国科研份额的15%、70%、10%和5%。科研人员之比为7%、76%、14%和3%。科研经费之比为11%、72%、13%和4%。
联邦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最多,占全国科研经费的一半左右,但它尽量不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而是以合同或资助的方式将科研项目委托给非政府的科研机构,只提供经费,不进行具体管理;以1989年为例,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中只有33%拨给了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有52%拨给了私人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其余14%拨给了高校,l%拨给了非营利机构。
联邦政府直属的实验室进行必须由政府承担的科研项目,优先发展军事、空间、卫生、能源和基础科学。其中开发工作占52%,应用工作占28%,基础工作占20%。在经费上,军事与民用之比约为6∶4。联邦政府各部门还资助一些研究中心,由非政府研究机构负责行政管理,也称为国家实验室,工作人员皆为政府雇员。
目前联邦政府所属实验室约有750个,雇员22万人。美国没有独立而庞大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院,基础研究有一半依靠高等院校。高校中教学和科研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在美国3000多所高校中,从事研究的主要是300多所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其中约90所大学的科研占了全部高校科研的80%以上,而最重要的20所大学又占了50%。所以美国高校的科研主要是在10%的学校中进行的。其中又以麻省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最为重要。高校的科研以基础科学为主,占其研究的66%,应用科学占26%,开发工作占8%。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约占55%。其次为高校本身,再其次是州政府、非营利机构和工业企业。
私人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以改进产品、开发新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它们是美国科研的主力,也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占有者。作为营利机构,它们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收,一般应在5年内回收投资的50%。所以工业企业的科研以开发为主,占75%,应用占20%,而基础研究仅占5%。它们的经费约有1/3来自联邦政府,2/3自己承担。现在美国私人工业企业研究单位大约有2万个,其中l00家最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占75%。多数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中央实验室或研究开发部,设备完善,实力雄厚,经费可高达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10%。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贝尔研究所,雇员达2万多人,拥有专利2万多项,曾有7人获诺贝尔奖。IBM有研究所30个,雇员2.9万人,其设在纽约的中央实验室就有3000多人,曾有4人获诺贝尔奖。
非营利研究机构大多在二战后兴起,主要是各种科学院、私人研究所和研究公司、博物馆、动植物园、非营利的医院、学会、私人基金会等。它们的科研中基础研究占37%,开发占34%,应用占29%。经费来源以联邦政府提供为主,将近2/3,其次由自身和工业企业提供。这些非营利研究机构虽然占全美科研的份额不大,但往往具有特殊技能,影响不小,是重要的咨询机构,被称为“思想库”。美国年经费预算在200万以上的这类研究机构约有200个,著名的有兰德公司、国际斯坦福研究所和麻省总医院等。
现在美国联邦级的科研机构有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等。它们都统属国家科研委员会。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科研体系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各自发挥长处,优势互补。缺点是缺乏有机联系,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相互保密性强。
技术进步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195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因素为80%,科技因素只占20%。到20世纪70年代已是一半对一半。到20世纪90年代初,投资因素只占30%,而科技因素占到70%。1995年美国除了整体技术实力居世界第一外,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基本上处于领先,其中包括信息通讯、生物、医学、农业、环保等。
美国的科研机构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政府实验室,如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原子能实验室、宇航实验室等;二是公用事业单位的研究发展中心,如环保、卫生、标准计量等发展中心;三是私营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美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所以除某些影响国防和社会的关键研究所由联邦政府管理外,其他均为私营。这部分研究单位占全国科研单位总数的60%以上。这些科研单位在科普教育方面发挥着以下三种作用:
首先是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普及转化。例如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空间和军事研究成果迅速向民用转移。他们将部分成果“解密”,积极为军事科研成果寻找民用市场,大力发展军民两用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技术含量高,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正是由于这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使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科技水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宇航工业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是始料不及的。据说,在美国有55%以上的人在家中或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居世界之首。据统计,仅1995年一年,美国人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时间就长达320小时,回到家中还使用120小时。计算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美国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也推动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二,科研单位与工业部门的紧密结合与合作,形成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良性循环。美国的大学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因此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是分别核算的。随着现代化研究设备精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结构越来越复杂,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得不到联邦政府资助的一般大学的科研手段便无法更新。于是便采取了大学与企业联姻的办法。其合作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工商企业家参加大学的“理事会”或“监事会”,使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二是企业直接对大学的研究项目进行投资,学校出成果,企业见效益;三是大学与企业共同举办专业学术研讨会或培训班,帮助企业提高职工素质;四是大学与企业之间人员互相交流。企业聘请教授任顾问,大学邀请企业家到学校任教,有助于双方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成长。
第三,科研机构对社会的开放,使广大群众更加贴近了科学。这里讲的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走进公众,二是公众走进实验室。科学家经常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发表科普讲话,在公共场合与青少年学生见面。他们还撰写科普读物,将深奥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在大众中普及。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其实验室也向社会开放,这不仅避免了大型设备的重复购置,提高了使用率,更重要的是使公众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亲眼看到了科学家们在如何地工作,以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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