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四不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家乡亲朋故友来京找毛泽东，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毛泽东说：“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

毛泽东很重感情，却特别反感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回到人民的怀抱。尤其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后，许多毛泽东的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后，毛泽东很是为难，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我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别的事我就不用干了。”秘书问这类信应该怎么处理时，毛泽东答：“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做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就在这当口上，一位自称是毛泽东堂弟的人来到中南海门口，要见毛泽东。工作人员出去接待，来人声称眼睛坏了，是来京治病的。工作人员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既然他有病，我就不能不见，不然人家会说我毛泽东不近人情。”

毛泽东在住处热情接待了堂弟，毛泽东问：“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写封信？”

“我不会写字，家里也没人会写字，知道你不愿让人来，也就没敢告诉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肿，怕瞎了，就偷偷地跑来了。”

毛泽东详细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找个住处，联系个医院治疗，一切费用由他负责。堂弟后来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把病彻底治好了。医药费总共花了人民币100多万元（旧币，1万元等于1元新币）。这个数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堂弟出院后，毛泽东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套衣服给他，并为他买了回程火车票。分别前，毛泽东嘱咐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并告诫他要遵纪守法，毛泽东的亲戚应带个好头，凡事不能搞特殊化，以后要先经过他批准才能到北京来。

解放初期，毛泽东外祖文家的亲戚经常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有的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后，非常神气，摆架子，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便写信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信的最后，毛泽东请乡里将这封信给文家的人看，并表示相信：

“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慧被捕后，他曾设法营救；开慧牺牲后，他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以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慧的另一位堂弟杨开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杨开智的女儿杨展1941年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杨家不仅有恩于毛泽东，且有功于革命。但毛泽东对他们也不准有特殊照顾。当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想到北京来工作的想法时，毛泽东回信婉言相劝：“来函已悉。老妇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妇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明确劝阻杨开智，希望他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他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他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电报中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1950年1月，毛泽东八舅的儿子文南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出面给其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

毛泽东与文运昌的深厚情谊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1910年，毛泽东到湘乡县立小学堂读书，便是经文运昌引荐的。在学校里，文运昌还向毛泽东推荐并借给他《新民丛报》和关于康有为变法运动的书刊。在与斯诺谈自己的经历时毛泽东曾说，这两本书，他读了又读，几乎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并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而且“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常人看来，给予表兄一点关照，也并不过分。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件事自己不能决定，应得到群众的认可才行。他在复信文南松时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子女也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还能自觉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1949年10月，毛岸英给表舅向立三写信，就某亲属“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表示“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又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

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并解释说：“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毛泽东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其他同志面临的类似情况，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一次，他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现在不少同志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原则办，大家觉得很为难。毛泽东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啊。其他同志家有客人来，当然应该招待，只要合格，也可以参加机关工作。但我毛泽东不能这么干。我一干，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作风，危害就大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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