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共同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中国人有责任在这个角色的演绎与解读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必要在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上共同推进毛泽东哲学的研究。

1．必须重视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尽管毛泽东去世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但他“还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或者说仍然是个政治人物”。而且，“如同毛泽东思想于本世纪影响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进程一样，未来的21世纪中，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毛泽东对当前与未来的中国政治仍有巨大影响，有关他的一些问题还有较大的政治敏感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关涉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课题，它必然是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来源与根基。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学者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关于毛泽东的纯学术研究就不具有可能性呢？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与政治意识形态不能分开的，不同的只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程度”不同而已，即使是在美国也不例外。黄宗智在检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在美国，学术理论享受相当大的、不受官方统治思想影响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处在极其多元化的知识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国，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问题，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研究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就应当将其放在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充分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2．必须重视在学术层面上推进毛泽东哲学研究。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要真正实现“像研究卢梭那样去研究毛泽东”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样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客观地讲，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展开的毛泽东研究是成果丰富、价值巨大的，其现实意义与作用是显见的。但是，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却是有待于深化的。回顾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研究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它的视角转换并不完全服从于学术自身的要求，往往要受现实政治需要的制约。因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重点、特点、内涵都不能不附上深深的历史痕迹和政治斗争痕迹。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评价方式方面，全盘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绝对真理。进入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部分学者开始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纯学术的理性考察，既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容和历史地位，又探讨了它的缺失及其原因。毛泽东研究自此走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种干扰逐渐减少，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才得以开展。然而，不可否认，长期的负面影响和固有的研究范式对毛泽东研究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约束力，使得研究的科学性依然受到较大限制，总是摆脱不了功利目的和政治色彩。基于此，有学者清醒地指出：“要求毛泽东研究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根本不带有功利目的和感情色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完全服从于功利目的，并且附着非理性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何在？它又将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史、昭示后人呢？这的确是毛泽东研究史本身给我们留下的跨世纪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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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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