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苏联、东欧

中国革命直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又曾经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支部，加之两国毗邻相连，中苏之间存在着相当特殊的历史关系，前苏联一直很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注重对毛泽东和由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情况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对东欧各国关于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的研究也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研究概况

苏联是最早将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根据现有资料，国外第一次发表毛泽东的著作是在1927年6月，由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刊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后，《共产国际》杂志又于1934年11月发表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1937年至1939年期间，陆续发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新华日报通讯记者的谈话》、《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论新阶段》、《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文章。同时，《共产国际》和《革命东方》等杂志还刊登了介绍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传记及评论文章。例如，1935年12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刊登了《勤劳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1936年《共产国际》第1、2期，刊登了陈云以施平化为笔名写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介绍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1939年《共产国际》第6期刊登了《毛泽东》一文介绍了毛泽东，文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认为他是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所制定的革命战略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态度，在于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和介绍中国革命，主要是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纯粹学术研究需要。但这些文章的发表，毕竟为后来学术界开展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提供了资料。

1950年12月出版的苏共《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期刊载了《实践论》，同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文章对《实践论》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认为《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矛盾论》在中国公开发表后，苏联理论界普遍对《矛盾论》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该著作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从1952年到1953年12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相继出版。苏联学者尤金、维·米海耶夫、阿·亚历山大罗夫、麦·米丁等分别在《真理报》、《共产党人》等报刊上撰文介绍和评价《毛泽东选集》，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因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著作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例，是把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践，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结合的范例。”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也引起了苏联学者的重视，并普遍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理论家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评价，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

综观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有几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一是其焦点集中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两论”上；二是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同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苏联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受苏联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继承；三是学术性与政治性需要密切相关。介绍多于评论，宣传重于研究。这与当时中苏之间友好的政治气氛和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立是分不开的。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论战的日益公开化，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和完全破裂，苏联理论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此期间，他们虽然也写了不少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却不是客观而认真的研究，相反倒是充塞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前苏联的某些研究部门，“渐渐变成了‘批判毛主义’的专门机构”。较有代表性的有：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1）、马尔科娃的《毛泽东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和事件》（1975）、罗缅采夫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2）、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1976）和米哈尔·格鲁贝的《毛泽东的遗产》（1981）等。还有一些故意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著作。这种现象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后中苏关系正常化才逐步得到改变。

此外，在这一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客观评价。比如匈牙利学者乔治·帕洛济霍尔瓦特写的《毛泽东：蓝蚁之王》（1962），该书在60年代国外比较有影响，作者自称要透过罩在毛泽东身上的神话，详细地记述“现实”，向世人反映真实的毛泽东。但由于作者所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该书很难做到他所说的“真实”。另一位匈牙利学者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1）是从1966—1970年间政府及地方广播电台和报刊所报道的新闻中选编而成的。主要内容都是有关赞颂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它以独特的形式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反常现象——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以及祈祷般的叙述和吹捧。作者的目的是揭示所谓“毛主义”的宗教本质。

从70年代末起，由于两国关系的变化，国际局势的稳定，在南斯拉夫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系统的论著。著名哲学家P.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第四版修订版（1978）第8卷中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为题较系统地介绍与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此外，J.乔尔杰维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1979）、M.彼得洛维奇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1982），P.西米奇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1986）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与评介。

1989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一些研究性的专著。由于语言不通，且翻译工作滞缓等原因，俄文毛泽东研究的许多作品及其主要观点至今还不为国内学界所了解。这是将来研究中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二、主要内容

由于中苏之间存在着相当特殊的历史关系，前苏联一直很重视中国革命的发展，注重对毛泽东和由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情况的研究。不过苏联和东欧毛泽东学术研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苏联和东欧大部分著作是关于毛泽东传记研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介绍与评价。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前苏联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等就开始介绍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有些前苏联学者经常宣称他们拥有某些中、美、日三国都没有的中共党史文献。的确，苏联和东欧特别重视对毛泽东生平传记的介绍、宣传和研究。

其次，苏联和东欧毛泽东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两论”的研究上。回顾50年代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对于毛泽东“两论”的态度和评论，基本上比较公正和严肃。50年代苏联发表的论文和哲学著作对“两论”的评价归纳有以下四点：“一是肯定‘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二是肯定‘两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三是肯定‘两论’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卓越贡献；四是肯定‘两论’是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是各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重要的思想武器。”南斯拉夫学者P.弗兰尼茨基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也有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是杰出的辩证法家、卓越的实践家和革命策略家。南斯拉夫学者M.彼得洛维奇在《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书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他肯定了这些著作中的一些原则和观点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进程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可以看到，50年代以前苏联、东欧的理论界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都给予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但是，从60—70年代，特别是中苏论战以后，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歪曲毛泽东思想上来，其中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两论”的否定是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斯拉特哥夫斯基在其《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本质》指出：“经过重新修订后在1951年重新发表的《实践论》与哈斯哈契赫在1940年以前写的《物质与意识》中的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这表明，毛在‘修订’时利用了这一苏联的著作。”他还在该书的“毛主义和辩证法”一章中对毛泽东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原理进行全盘否定、攻击和歪曲，说《矛盾论》中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原理是形而上学，是把内因和外因之间的差别绝对化了。

最后，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策略也是苏联和东欧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专家的考察重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充分肯定中国武装革命胜利的经验，特别是这一经验的理论反映——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策略，其中包括对于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对革命两阶段的区分，以及军事的政治的策略思想等等。南斯拉夫学者M.德鲁罗维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革命有其特殊性，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不是以无产阶级而是以农民为主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功绩就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不是导师或‘天生的哲学家’，而是始终置身于与世界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相同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他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另外一个南斯拉夫学者P.西米奇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含义。他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他的革命策略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一个简短的评价

苏联、东欧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一直很注重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而且就像俄罗斯官方近期所宣称的那样，它确实拥有20世纪世界历史中最丰富未公开的资料。但是，苏联和东欧毛泽东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干预，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做的宣传和研究，这在60年代以后表现得很突出。中苏分裂之前，苏联毛泽东研究主要在赞颂毛泽东取得的成绩，而且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同苏联党的理论的一致性。不过，当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攻击和丑化毛泽东为主。因此，苏联和东欧毛泽东研究在研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等领域在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国家。从8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以来，苏联和东欧的毛泽东研究有了一些改善。他们愈来愈尊重史实，以客观公正态度来研究、评述毛泽东及其思想。甚至有部分学者发表了许多恢复历史原貌的论著，如1992年刊登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第1、2、3期合刊上的在华工作的前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2—3期上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随着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以后必定会出现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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