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与韩国

一、研究的基本状况

日本介绍毛泽东可追溯到二三十年代，早在1926年至1930年，日本就创作了一系列文章评述毛泽东。此后至抗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很多，发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章、专著百余种，但其中相当部分是为了收集和研究有关毛泽东的情报而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日本对毛泽东的研究步入正轨，出版了不少介绍毛泽东和客观评论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岩村三千夫于1948年写的《毛泽东思想》一书。该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亚洲的代表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1952年，日本学者松村一人以《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为题，在《思想》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1953年，松村一人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发展》一书。在该书中，他进一步系统地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1958年，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思想》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毛泽东认识论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为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日本还首次出版了日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60年代初，由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以后，日本有的学者追随苏联批判“毛主义”，但更多的人则钦佩毛泽东独立自主的精神。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对日本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日两党之间出现了对立的情况，日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围绕毛泽东思想展开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同时，青年学生中的“新左翼分子”勃兴，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几乎所有的大学中都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小组”。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日本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评价也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在此期间，还曾掀起收集翻译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指示的热潮。

这一时期，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著名的毛泽东文献学研究专家竹内实主编、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集》（共10卷，北望社1970—1972年版）。后来，又出版了《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这样，《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共收集毛泽东1917年至1949年的著作近千篇，其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毛泽东集》和后来的《毛泽东集补卷》，是目前国外对建国前毛泽东著作文献编辑最系统、最全面并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本和参考工具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本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有必要根据新的事实进行清理和反思。因此，就出版物的数量和研究人员的数量而言，日本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进入低潮。但随着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并陆续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日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品又慢慢多了起来。这一时期日本研究毛泽东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日本学者站在新的历史角度和方位上，广泛收集资料，进行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就总体而言，日本学者普遍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井上清曾经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中，并且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现实，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胜利。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

第二，一些当代学者立志描绘出“日本人眼中的毛泽东”，提供了毛泽东研究的新视角。如当代日本著名学者近藤邦康，他在《毛泽东：革命者和建设者》一书中立志描绘出日本人眼中的毛泽东，为此设定了三个视角：第一，近代中国与毛泽东的视角，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竹内好毛泽东研究基础之上的；第二，中国思想史与毛泽东的视角，关于该课题的考察是继承了西顺藏的毛泽东研究；第三，中国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视角。近藤邦康力求把毛泽东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思想，当做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个人的思想，当做一种思想加以理解。毛泽东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网罗”），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的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共产主义）”，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而且，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的“理想主义”与实际的“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该书的特色是把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种一贯性和变化作为线索，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第三，有相当一批学者对中国当前进行的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些人已开始对邓小平以及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问题。竹内实说：“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似乎只能看成是一种闭关锁国，而开放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开明。邓小平在看清方向的同时，又不与毛泽东断绝，而是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前进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是作为政治家了不起的本领。”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还举行了一些研究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学术活动。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由于受冷战、朝鲜战争及韩国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的毛泽东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是，毛泽东思想对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吸引着韩国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不断的探索。1964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是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早期成果。70年代以来，特别在中国“文革”前后，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韩国毛泽东研究作品逐渐增多。主要代表作有：吴炳宪的《毛泽东思想》（1975），金善亨的《毛泽东思想的变迁和展望》（1976），朴治正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1977），河映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77），罗昌柱、朴梭弘合著的《中共政治思想》（1979）等，虽然著作不多，但是为后来韩国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打下了基础。

80年代以来，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形成高潮，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其涉及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主要代表著作有：罗昌柱的《毛泽东的生涯与思想》（1981）、柳济麟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3）、金永俊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1985）、金益度的博士论文《毛泽东思想》和2000年译成中文出版的梁再赫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的思想的渊源》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据调查，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写的。这表明韩国对中国文化中毛泽东思想的重视，发现毛泽东思想中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学习借鉴的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日本

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领域和角度十分广泛。笔者主要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一是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中国传统（包括典籍、文学和历史知识）的因素，代表人物有松村一人等。二是认为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儒家、法家学说），纯系中国的国粹和革命实践的产物，代表人物有野村浩一等。三是认为毛泽东思想只在名义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新岛淳良。新岛淳良在《毛泽东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还大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日本学者大多给予了肯定，评价也较客观，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永野英身在《北伐时期的毛泽东——毛泽东路线形成考察》一文中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会形成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到北伐革命时期和1927年8月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这一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由于中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给予了日本军队极大的打击，日本学者大多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感兴趣。他们主要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战略战术、创建人民军队的理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军事理论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思想。如持田真一在《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中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吸收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又受到中国传奇小说和东方古兵法的影响。战略战术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日本学者尤为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中，认为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是从“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这样一种敌我力量关系的特点出发而提出的。由此他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此外，久住忠男的《富有生命力的毛泽东战略思想》和实户宽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也进行了探讨。其中，实户宽在研究毛泽东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理论方面论著颇丰。他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文章中，集中研究论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实户宽认为，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改造了农民、失业者及游民，把他们组织成了一支思想统一、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日本学者一般以中共八大作为分界线，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到八大期间继承了七大路线，新中国的建设进展顺利，而八大之后政策发生了改变，以阶级斗争去推动经济建设，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在这方面，中西功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之所以产生种种分歧，关键在于他们把非常不同的观点和政治方针统统叫做“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受了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即“七大”所确立的毛泽东思想。另一部分是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即1957年、1958年后展开的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两种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内容上、在对事物的看法上和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上都非常不同。

他所分析的晚年思想就是所谓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近藤邦康认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独有的特色，毛泽东立足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接受苏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同时，批评了“从上而下”的“恩赐”观点，批评苏联偏重工业、国家中央等方面，是“一条腿走路方针”。他创造了将苏联模式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加以运用的，即把“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从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相结合的，发挥农业、轻工业、社会、地方等次要方面的积极性，两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成功引导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二）韩国

第一，海外毛泽东研究对韩国学界的影响。韩国的毛泽东研究也建基于西方研究的基础上，或者说与西方的毛泽东研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比如，在对待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上，欧美学者一般集中考察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由马克思主义组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欧美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区别，例如，无产者和农民的关系和党的组织理论，等等。韩国学者也从西方学者这一视角出发来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没有把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解为是当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因而不能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加以正确的说明。

大部分韩国学者同日本学者一样，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和在理论层次上的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作出很高的评价。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把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加以考察研究，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从宏观角度去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没有在理论层次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再比如，中苏论战以后，苏联的毛泽东研究发生了改变，很多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粹以学问为目的。他们认为毛泽东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的“歪曲”。韩国学者的研究也受苏联毛泽东研究的这种风气的影响。同时，受冷战、朝鲜战争及韩国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即使出现专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也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现象直到中韩关系真正缓和以后才渐渐消除。

第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同时又进行了发展。它把农民看成与无产者一样，都是革命发展的动力，而中国革命必须把农民作为主体。另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或者落后国家的农民战争的方针策略。同时，更多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中国古代小说、中国传统的兵法思想、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都对毛泽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代表性的人物有韩国学者梁再赫，他认为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具有本质上的共同点，当然也有几个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上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相接近。关于这一点，可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并不广泛，甚至远不如对中国古代经典，而且有些是靠他自己的思想进行补充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以上事实在毛泽东的政治以及政治著作，特别是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中反映出来。”

第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韩国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针对毛泽东两本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比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唯物辩证法、实践和矛盾。截至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韩国学者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最深的是梁再赫。他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书中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认为，尽管庄子属于道家，但他却把孔子的理论融合起来，并且发展为与以往的理论从实质上对立的新的理论。“道”从此得益于庄子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下道”（实践）和“上道”（理论）包容起来，把“所有的对立物”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后来，当毛泽东接受欧洲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时候，他就以此为线索发展了与庄子方法论相似的思维方式。所以毛泽东的矛盾（阴阳）概念与庄子的“道”的概念相对应。梁再赫教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的道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此外，韩国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还涉及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等内容，具体可以参见李旻泰《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一文。

三、一个简短的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毛泽东研究发展比较快，特别是韩国这些年涌现出一批毛泽东及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在国外毛泽东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日本毛泽东研究历史比较长，著作也比较丰富。自从6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的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近百部，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著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涉猎，而其中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有一定深度，其成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我们看来，这种成果的价值，主要不在于有我们能接受的正确的结论，而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需要研究的见解，给我们拓宽视野、深化研究以启迪。对于韩国学者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虽然他们由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视角、数据等方面的原因，许多见解难免失之偏颇，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他们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以及它们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国际因素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朴治正和梁再赫两位学者，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特别是老庄的道哲学进行比较。这在研究毛泽东领域内可以说是具有创新的意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肯定的。如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相接近，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的哲学。就像梁再赫教授所说的：“受无限变化的‘道’的世界观的影响，毛泽东把对立的力量以及矛盾的无限分裂和变化描述为‘自然和社会的对立以及与此对应的两种思维的对立’……然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毕竟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有原则性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中人是自然的主人。”应该说这种比较可能有点夸大中国传统哲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作为学术上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国内学者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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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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