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蒲乐安关于毛泽东妇女观的当代解读

妇女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解放的问题，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就一直是近代以来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对妇女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包括在内——不能回避，也无可回避。相比较经济与政治的革命，相比较阶级政治，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全人类解放整体进程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考察毛泽东的妇女观，既是考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的重要辅助性课题，同时也是在人类思想史的天平上衡量毛泽东的重要依据。

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又译若克斯娜·帕思娜卡），以绿色政治时代为背景，对毛泽东的妇女观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她指出：历史情境的变化在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切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毛泽东的早年，他将妇女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将性别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1936年以后，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趋向一般化处理；1958年以后他的关注则严重受限于他的政治思考的整体结构。因此，新中国的妇女地位虽然在提高，但许多与妇女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在毛泽东那里得以完全展开。蒲乐安在开始其毛泽东妇女观研究前，先是按照年代排序重新检索了毛泽东有关妇女问题的主要文稿和主要实践活动脉络，这是一个基本的文献学和历史学考察。在此基础上，蒲乐安指出，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从其理论框架和实践逻辑来看，不能怀疑他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诚意和严肃性，而且，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或许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还是不彻底的，他的关注还受限于他的政治思考的整体结构及各种议题解决的先后次序。

蒲乐安为什么要选取毛泽东的妇女观来加以研究，除了她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研究旨趣外，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十分重要：首先一点，她认为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问题给予了较为长期的关注。似乎很难找到毛泽东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领导人，居然“会对妇女参与社会的公正问题有如此持久的关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所有这些对妇女问题的思考竟“与当代有关妇女和发展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某种契合，从而为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所提出的性别、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一些素材”。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是妇女问题研究的专家，也不是投身妇女运动的职业政治家，毛泽东及其思想与当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环境女性主义、身体政治这样的议题似乎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毛泽东也很少论及现代工业、现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背景性因素可能给妇女问题的解决所带来的复杂性。但是，在蒲乐安看来，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女性主义、女性绿色社会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所讨论的议题，都在毛泽东关于妇女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之列。她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选择上，毛泽东放弃了资本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尝试在以上两种选择之外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同样，在妇女问题的解决上，尽管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仍囿于社会范畴，尽管他的“替代性方案”最终也未成功，但毛泽东确实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妇女观的目的，决不是将一些无关的内容硬塞入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中，而是着意于阐释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如何导致他产生了后来的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并说明这些关注在第三世界范围内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一）性别政治与阶级政治：考察毛泽东妇女观的双重维度

一般来讲，父权制是指男性统治女性的一种权力关系。倘若我们以父权制社会为参照系，两性冲突和两性剥削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在这里，所有妇女，不论她们属于哪个阶级，都遭到了男性的压迫，男性和女性被认为组成了独立于经济阶级的男性压迫者阶级与女性被压迫者阶级。由于父权制主要根植于人类的家庭生育关系之中，因此，在当代激进女权主义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分析方法不能解释一切，因为有一种不直接起源于经济的现实存在，如性阶级（sexclass）直接起源于一种女性养育子女的“生理现实”。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不是阶级原因，而是因为她们要生育和抚养孩子，由此导致她们为了生存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女性正是由于共同的生物特性形成一个阶级，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因此，性别冲突是人类冲突最基本的形式，是所有其他冲突形式（包括阶级冲突）的来源。女权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要消灭男性特权，而且要消灭性差异本身。女性只有通过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如生育控制、人工生殖等使她们从生理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消灭经济阶级体制和性阶级体制。此外，在激进女权主义看来，现代科学是被“有意识的性别化的、父权制活动”，它改变了社会与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将每对范畴中的元素极化，使自然和妇女在父权制的议程中处于从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是父权制社会，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父权制理论。因此，女性解放不能通过阶级斗争，而要通过女性推翻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建立一个男女关系的新秩序的斗争来实现。

对此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无法认同。首先，马克思经典作家本身就是高度重视妇女解放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庭》一书中谈到妇女素质与社会进步的天然关系时指出，某一历史朝代的发展总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而确定，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妇女的素质。其次，针对以上批评和指责，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回应：第一，性或性别并不能使女性成为一个阶级，两性差异因阶级的变化而不同；第二，父权制概念的使用是非社会、非历史的，它模糊了社会阶级的差别，因为父权制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异；第三，与激进女权主义根据父权制来解释阶级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根据阶级社会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现象的观点相反，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对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说是次要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将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并允许她们从所有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以上两种观点，在妇女问题研究中互为对立面。前者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路向出发，强调性别政治，后者从唯物主义路向出发，强调阶级政治。对于各种路向的选择，具体到每一位研究者身上，往往都不能得到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指认。但是，逻辑重心还是能够得以区分和确认的。蒲乐安等西方学者认为，在妇女观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是复杂多维的，多种逻辑线索交织在一起，他在“考虑性别压迫起源问题时，在他的脑海里呈现许多生物再生产、本质主义和唯物主义因素的问题”。由此，结合毛泽东的一系列文本与实践，蒲乐安对毛泽东的妇女观脉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和梳理。

（二）毛泽东早期妇女观解读：本质主义路向与唯物主义路向的多重交织

蒲乐安将毛泽东的妇女观区分了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一是本质主义路向与唯物主义路向交织的多重交织的阶段，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确立唯物主义路向的阶段。按照蒲乐安的理解，在第一个阶段，毛泽东主要是以本质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性别关系，强调妇女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弱点，这一点也构成了毛泽东对父权制社会展开激烈批判的逻辑起点。考察历史可以发现，的确，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始于新文化运动的早期，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处于无政府主义阶段。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在注意到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社会分析和政治动员的主要范畴之前，妇女被压迫的问题在其考察的特定领域中曾经居于首要地位。当然，在这一时期，一条新的唯物主义的线索已经埋伏下来，即，毛泽东隐约已将解决妇女问题的主要困难归之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已经模糊地认为，颠覆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可能才是妇女解放的前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蒲乐安如何对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妇女观加以解读。

蒲乐安认为，早年毛泽东从本质主义视角出发来分析当代性别关系，强调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内在的特殊性，这一点构成了其对父权制社会的强烈批评。在讨论蒲乐安对毛泽东这一时期妇女观的判断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国内学者如何来定位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妇女观。通常的说法是，五四前期毛泽东的妇女观是资产阶级抽象的妇女观或小资产阶级妇女观。而进一步的推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则是在对传统妇女观、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妇女观的批判与扬弃中实现的。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时候，不仅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广大女性的奴役与迫害，论证了传统妇女观为新的妇女观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还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妇女观进行了批判与扬弃，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显然，这一判断与蒲乐安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在蒲乐安这里，她要更多地来强调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妇女观中的合理性成分。

首先，关于妇女受奴役、被压迫以及地位不平等的根源。蒲乐安认为，毛泽东从古代历史来探索妇女被压迫的起源。他发现，在私有制条件下，在再生产的政治中，人们对人口再生产的地位重视不够。毛泽东在1919年11月12日发表的《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指出，不仅仅人类为女子所生，而且，生育是一个极苦痛事件，吾人应表示极大的敬虔和恻悯，而男子竟忘此大恩惠，反因“区区经济关系”，妄加压迫。在明确了女子最初的状态及随后受压迫的根源后，毛泽东提出一个三步骤的解决办法，以使女子自由独立不再受到男子压迫：一是女子在身体未长成的时候绝对不要结婚；二是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足够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小单位；三是女子须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其次，毛泽东反对旧式封建婚姻制度，倡导婚恋自由，倡导以爱为基础的自由恋爱观，主张以恋爱为中心的夫妇关系。毛泽东甚至推测，男女最初在经济上是平等的，每个人足以自我饱腹。女子在怀孕和生育期间也一样。男女所求，只在“恋爱”。第三，毛泽东还强调，女子除了必须进行上述保护以实现自我解放外，社会也须有“儿童公育”的设施（这其实也是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的一部分——作者注），如此，“恋爱中心主义的夫妇关系，便可成立”。第四，蒲乐安还发现，在毛泽东关于女子地位和经济问题讨论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宽泛使用。他声称，现在以前的婚姻并不是恋爱中心主义，而是经济中心，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所谓性的欲望，参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1919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将“儒教社会”和“前现代的欧洲社会”的特征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毛泽东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形成紧密联系，因此，资本主义婚姻及其制度必须铲除，以达到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关系。

蒲乐安指出，毛泽东早年通过教育和技能获得心理和经济上的独立的观点，对于妇女从男人压迫中获得自由是极为重要的，也有助于形成必要的情境来净化基于尊敬和情感的婚姻。因此，毛泽东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在他那里，中国妇女之所以被封建网罗所牢牢束缚，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根源就在于受教育程度不足。而女子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掌握生计知识，谋取治生之路，才能最终冲破封建藩篱，实现男女平等。

（三）毛泽东妇女观解读：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确立唯物主义路向

毛泽东在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越来越多地将妇女解放问题当做是一个辅助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来解决。为了说明这一点，蒲乐安考察了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毛泽东在妇女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和实证案例。这些观点和案例表明，如果说毛泽东在早期还希望妇女能够团结起来、能够自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并组织和开展斗争，那么，随着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妇女作为一个阶级的自由选择和自主联合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样一来，造成了党的妇女解放问题与实现党的现实革命斗争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

具体地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和江西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关于妇女地位的想法总体说来仍是激进的。在湖南自修大学、中国共产党长沙支部、湖南劳动同盟中，毛泽东都强调了妇女参与和妇女解放的组织问题，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妇女地位及其在农村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认为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一样，都将会提高生活水平并产生出革命精神，强调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的压迫外，还要额外受到夫权的支配，这样一来，妇女当然是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必须指出，蒲乐安在这里着意强调的是：妇女问题或者说性别政治是独立于阶级政治之外的一个因素，而不是附属于阶级政治的一个因素。理解这一点十分关键。

但是，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逐渐开始格外关注经济因素，性别问题越来越失去其自主性，越来越成为从属于其他经济政治革命的范畴，毛泽东对于其他范畴的优先性的考虑，削弱了他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的激进设想。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把性别问题与经济发展和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妇女解放的问题则在一定意义上从属于一般性的劳工解放问题，二者都取决于民族解放与经济进步的范畴。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更是使妇女问题非自主化，更多地将妇女纳入公共生活，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政策甚至将妇女问题纳入国家控制之下。最终，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使他难以通过任何具有批判性的方式来深入思考性别压迫的动因问题。

蒲乐安在她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罗列毛泽东在处理妇女问题上的方针政策，一方面，是要讨论毛泽东在其政治进程中对同工同酬、结婚离婚的自由、需要组织女工人的女干部、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保护儿童等问题的具体关注；另一方面，则是要以大量的事实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以后，如果在更广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论述的背景下来考察毛泽东的观点，那么，在毛泽东放弃无政府主义后，其有关妇女自我解放的指示中存在的局限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马恩观点中的局限。同马恩一样，毛泽东没有超越那个理念，即妇女解放最终依赖生产手段的变革。在这里，蒲乐安批判的矛头从毛泽东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向马克思主义。

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在当代是受到一些批评的，有人指责其具有父权制的色彩和局限。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父权制的理解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对于妇女解放的定位问题。显然，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妇女问题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因素之外的问题，同时，妇女群体独立构成了一个“被压迫”阶级，进一步的推论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下的女权主义，一方面，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它有父权制的残余；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权主义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上了无政府主义消解政治（特别是阶级政治）的色彩，这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所了解的所谓“后现代无政治”颇有相通之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来“欣赏”一下蒲乐安从批评马克思主义到批评“毛主义”的“平滑”过渡。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所谓“局限”问题，蒲乐安摘引了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写的一段话：“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源上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女性纳入阶级的概念进行分析，她们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压迫现象的分析，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在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但是，一方面女性主义者看到，恩格斯提出这个论断是在19世纪末，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经济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核心化，大量妇女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获得了经济独立，但是，并没有如恩格斯预言的那样消除了对妇女压迫的基础。妇女在公共劳动领域受到歧视，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同工不同酬，妇女就业大多在社会生产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往往从事非技术性的、低薪的边缘行业。而且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看到，自从工业化以来，虽然妇女也大量参与社会公共劳动，但是女性同时还负担着家务劳动的社会责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所以，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走出家庭领域参与社会生产可能会加重女性受剥削的状况。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从妇女所承担的共同工作——家务劳动的层面可以将女性身份定义成一个阶级。

蒲乐安注意到，在1920年底，毛泽东从早年的无政府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其中，重新认识到暴力和斗争的必要性，是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甚至在他实际致力于革命的国家政权后，在社会变革的所有方面包括影响妇女的那些问题上，毛泽东继续为地方与中央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斗争，但他从没考虑到这一斗争本身可能是父权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处理妇女事务时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紧接着，她又援引了西方学者吉尔马汀（Christine Gilmartin）的观点：“中共早期的政治文化培育了毛泽东父权制的领导特点”。

在蒲乐安看来，毛泽东在总体原则上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路线，一方面坚定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一方面又强调阶级解放是性别解放的前提，且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强调第一个方面“屈从”于第二个方面。因此，毛泽东的女性观似乎是直接师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19世纪思想家，都倾向于认同妇女受压迫的终极原因是阶级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我们不能说她的观点完全错误，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只能说，这些问题应当是共时性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历时性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共时性问题，在现代革命与建设的构架中，妇女解放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但也并非时时都算得上是一个决定性的主要问题（或主要矛盾）。妇女问题，连同其他一切非经济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等一系列上层建筑范畴的因素）一起，总体来说都是次要问题（或次要矛盾），但不排除在特定时期可能会成为主要问题，暂时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也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的观点值得我们加以关注。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rie Putnam Tong）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似乎更多受到20世纪思想家如路易斯·阿尔都塞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的影响。她们坚持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阶级歧视”，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四）毛泽东妇女观的洞见与局限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与当代有关妇女和发展问题的讨论相契合，这种契合意味着，毛泽东思考的环境和一般性目标与当代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社会发展的努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毛泽东思考中的局限使我们留意到一些可能会导致当代的努力不能成功的因素，但也使人们对当代那些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探索这一问题的文献和活动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关切提出的问题为重新审视发展、分配和制度变迁等问题提供了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观点中的洞见与局限就为思考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些素材。

首先，蒲乐安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阶级不公正和物质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具有深刻的洞察。但毛泽东也带有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这样一些缺陷：人类中心主义、男性至上主义、生产主义、牺牲现在而崇拜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性别压迫从属于阶级压迫。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样存在着盲点。虽然其他人，比如毛泽东同时代的印度人默罕莫德·甘地看到了工业发展中来自生态的限制，但很少注意妇女问题和阶级不公正问题。毛泽东基本上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以内，崇拜工业生产，以此作为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途径。当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成功地适应于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关切，毛泽东的观点和政策中也有一些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相矛盾的地方。在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蒲乐安关于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指责是不成立的。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同样也不是“机械唯物论者”。如果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置放于“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他们两位都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主义者”。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毛泽东更倾向于在现代主义的框架内实现修正与调整。

其次，蒲乐安指出，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对不同的发展路径都进行了实验，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有益于妇女，从而肯定了毛泽东妇女观的合理性层面。她指出，控制比例、自给自足、公有制、妇女参加劳动等内容，构成了毛泽东试图建立的一个公平而繁荣的社会的美好图景。毛泽东坚决拒绝接受这样的社会秩序，即容忍男女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有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存在。他号召公民挑战权威，以根除在任何制度中看起来都不易治愈的政治权力滥用问题。即使这一号召极可能带来混乱和悲剧，他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也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应当说，蒲乐安的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事实即是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观念下，大批妇女获得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能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在客观上使得女性有可能选择一条不必依附男性而独立生活的人生之路。毛泽东时代对女性主体位置的认同，包含着的对传统性别规范的严重挑战，使广大女性冲出传统妇道有了某种来自国家倡导的合法性，同时也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垄断权力，而且女性似乎具有了同男性一起，共同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威下发挥自己才能的某种可能。因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成果被许多人牢记，成为一种灵感的源泉，在这样的努力面临挑战时则成为一种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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