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与结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笔者以为，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历时性、历史性的研究方法，它强调在毛泽东研究中根据不同的时段划分，分别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个性化特征；一种是共时性、结构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对毛泽东的一生做整体研究，跨越时空间隔，打破时段划分，探讨毛泽东思想的逻辑构成。依据这样两种方法，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成果，前者重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后者重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笔者力图在对以上研究成果介绍与说明的基础上，尝试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国外研究对拓展和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具体的毛泽东”：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笔者在这里所描述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重在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历史考据意义上的界定，一是思想发生学意义上的界定。这一方法的特点是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对历史事件加以详细描述，从而清晰地反映出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使人一目了然。

对应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终研究成果必然是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密切相关的。就国内毛泽东研究而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更为注重的不是思想发展史研究，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具体地说，从意识形态统一思想的政治功能看，我们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要在本质上去概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集体的智慧的结晶，为人民群众说明“毛泽东思想”中最为科学正确的成分和内容。与之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早期研究，甚至是50、60年代的所谓学术研究，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都是西方国家的领袖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与国内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科学定义不同，西方学者更为关注的是作为单个人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及其本人的思想，更为关注的是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仅要考察成熟时期的毛泽东，同时还要关注青年时代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不仅要考察毛泽东本人思想中的科学正确的内容，同时还要关注其中错误的成分。当然，我们并不可以简单地说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在毛泽东逝世前从未使用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比如说萧三、李锐等人的传记性作品，已经进行过一些历史性的考察，但是，就整体而言，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领先于国内学界而首先使用了比较规范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许全兴、庄福龄、杨超、黎永泰、郭建宁等人的通史、断代史作品大多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形成的。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哈佛学派的大多数学者，比如施拉姆以及沃马克等人最早尝试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在他们看来，从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出发，就应当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解为一个“分阶段演进”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理解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逻辑结构体系。历史主义方法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中非连贯性的因素或方面，强调要将毛泽东的思想划分成不同的时段加以研究。即，毛泽东思想中的各种要素成分的排列顺序和逻辑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阶段才能理解毛泽东，只有联系毛泽东著作特定的写作背景才能准确地解释毛泽东文本的意蕴内涵。

沃马克认为，从1917年到1935年，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处在“青年毛泽东”阶段，1936年到1947年则是毛泽东的“延安时期”、“成熟时期”或者是“成年期”，并指出在这两个时期中毛泽东的思想在某些重要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这一所谓的“青年毛泽东”研究专著中指出：“我试图把毛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同这些概念的原来所针对的事物联系起来，并且讨论毛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面临政治上的关键时刻所认为的紧迫和重大问题。这种研究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毛。因为毛的理论概念通常是在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从开端起，按照顺序研究发展的诸阶段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者才能了解到毛的有关的政治策略经验。”沃马克的观点表明，要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首要任务是抓住这种思想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就是在现有的一些关键性文献中还原和重建其具体语境。与此同时，沃马克并不认为他的研究反对从总体上对毛泽东及思想加以归纳和概括，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并不排斥对毛的政治思想做一般的概括，而在我看来它可以分清幼稚的概括和慎重可靠的概括”。也就是说，在沃马克看来，一切概括必须是慎重和科学的，概括必须以扎实可靠的文献为依托，必须以具体语境的还原为基础和前提。应当说沃马克的这一观点很好地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原则。

同时，沃马克的观点也得到了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的支持和肯定。施氏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毛泽东文献的编纂与考证工作，特别强调言必有据。他公开表示：“在我看来，布朗德利·沃马克提倡的方法论是恰当的”。与沃马克不同的是，施氏提出了划分阶段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三分法”，即毛泽东及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917—1935年为“雏形”时期，1937—1962年为“四分之一世纪的成就期”，1962—1976年为“最后阶段”。另一种是“六分法”，即“性格形成时期（1917—1927）”、“锻造武器的时期（1927—1936）”、“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时期（1936—1947）”、“过渡时期（1947—1957）”、“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1957—1966）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它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不断变动的一种反映，同时，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中，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的各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中毛泽东的思想的实质以及这些思想的深远意义，它们对政治和社会变化与变革的作用乃是应该着力研究的方向。随着革命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就基本原则和整体而言，毛泽东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存在着断裂和矛盾。

针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片面强调毛泽东思想连续性一面的做法，施拉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当中，毛泽东的思想既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有不断变化的东西，但是，无论是变与不变，都不是简单的等同、同一，即使是相同的观点，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内涵。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且往往是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如果脱离具体语境进行抽象的分析，就难免发生误解。比如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制约性之间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在尊重革命斗争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更多地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可能存在的潜能，这肯定是正确的。然而，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在具体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可以继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和尊重经济建设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人类实践所具有的制约性。再比如说，虽然毛泽东晚年某种思想倾向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延安时期或更早些时候的理论观念中，但绝不能把“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高阶段”或“顶峰”。

从研究特色上看，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一般不是从纯哲学或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去透视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也不强调从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角度研究思想，而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事实的客观展现，着力分析人物、思潮和事件的过程、实质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思想”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依据这一方法论原则，施拉姆在他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竭力摆脱那种从某种类似“绝对精神”的思维框架出发，尔后再提出若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原理”等口号式的研究方法，尽量避免情绪化的推崇和抨击以及形式主义的空泛议论，而是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置于客观的历史场景之中，通过细腻的考证和描述，把握毛泽东的思想逻辑之主要内涵和不断转换，最后作出富有特色的独到判断。

从研究目标上看，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试图还原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不同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它要展现给人们的是所谓的“具体的毛泽东”或者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具像形态”。从文献的使用上看，它把文献的搜集与占有视为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即，所有的观点都必须以可靠稳妥的材料作为依据。在研究方法上，它反对笼统抽象地讨论问题，反对把毛泽东在某一时期的思想与另一时期的思想联系起来加以类比和猜测。因此，它强调历史语境的至上性和优先性，不愿意笼统讨论不同时期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历史主义方法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历史考据学方法，它试图勾画的是分镜头、多场景、多画面的毛泽东思想肖像。从这一思路出发，国外毛泽东研究取得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毛泽东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版本比较；二是围绕毛泽东的一生创作了一批较为严谨的学术传记、政治传记；三是涌现出一批极具考据学风范的断代史研究作品。

从最终研究成果上看，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一方法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之间曾经发生过革命性的“认识论断裂”。如果说把毛泽东的一生划分为青年、成年（革命）与晚年（建设）三个不同时期的话，那么，从青年毛泽东到成熟时期毛泽东，这是第一次断裂；从成熟时期的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这是第二次断裂。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旅馆论”，即，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思想者个体而言，思想的发展是从一个旅馆进入另一个旅馆，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而且，一旦进入另一个旅馆或房间之后，就不再同此前的那个旅馆或房间发生任何联系。比如说，一旦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青年时代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不再产生影响。或者反过来，一旦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那么他就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导致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时走向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显然，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不准确的。其次，历史主义方法由于过分强调史实和第一手资料的优先性，过于强调语境还原的基础性，往往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究者观察视域的高度和广度，从而忽视了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共性和连续性。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的中译者在序言中指出了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即尽管该书文献基础较好、史料扎实，“但坦率地说，或许因为更加关注‘本文的含义’，进而在‘超越本文’进行意义分析时它就略显单薄。……如果研究者的思路再开阔一些，那么完全可能‘超越本文’，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挖掘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涵”。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肯定的对于文本的“超越”并不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超越”。

二、“抽象的毛泽东”：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笔者在这里使用“结构主义”一词来描述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时，采取了对这一词汇的广义用法，即从与“历史”一词相对应的角度出发，一般性地讨论各种逻辑构成要素与其整体意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不同于国外结构主义思想发展史中的狭义概念。

对应到毛泽东研究领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最终关注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整体逻辑，其研究成果将会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联系在一起。从研究目标上看，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满足于那种断断续续思想勾画的方法，它尝试用一幅图像勾勒出毛泽东的思想全景。具体地说，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希望能用最抽象、最本质的语言去告诉读者：毛泽东现象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最为基本的原理？这一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将毛泽东的思想分解为不同的结构要素，首先对各项要素进行独立分析，然后再从要素互动的结构组合角度进行总体的功能评价。例如詹姆斯·R·汤森在《中国政治》一书第四章中专门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时曾经指出：“尽管毛泽东的思想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但还是可以把一些东西看做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首要的两点是革命的民众主义和实践性，这是最基本的两点，其他三个特征是辩证法、过程的重要性和通过斗争达到联合。”因此，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就是以上五种要素在不同环境下进行不同组合的表现。对于读者来说，以上五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东西。要了解毛泽东，就必须了解以上的内容。

结构主义方法认为，不同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观点之间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因此，可以把毛泽东的思想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结构主义方法不认为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发生过思想认识上的断裂。也就是说，它不承认所谓的“旅馆论”，更不认可所谓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认识论断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持这一方法的研究者大多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在1920年前后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否认毛泽东在清理批判当时所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基础上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来，在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始终是多元因素并存，由于残留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始终都是不彻底的。由于这一派学者不承认1920年前后这次决定性转变，因而也就根本不能对毛泽东在此后几十年理论与实践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一研究思路并不十分强调对文献的占有和考据，一方面文献工作十分具体冗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持这一思路的部分研究者大多不是专门从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自己专业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个案应用。持这一方法的代表性人物在早期主要是汤森、斯塔尔、魏斐德等人，后期则主要是阿里夫·德里克、杰姆逊等人。显然，这一研究思路的重心不在于文献方面的基础，而在于新视角和新方法。由于视角转换和方法论资源的引入，使得原有的文本阅读呈现出新的意义和涵义。从这一思路出发，它不认为毛泽东思想在不同阶段是截然不同的，青年、成年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其深刻的连续性。因此，这一研究思路的目标就是概括出毛泽东一生中一成不变的“核心”，并用这个核心来解释毛泽东一生中若干重大事件的成因。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个人文献，这些文献时间跨度有六十多年。一部分国外学者在解释毛泽东的全部原著时，力图把这些文献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尝试从中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这一思路出发，把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但是，这样一种做法经常得出的结论是把毛泽东后期的一些思想观点归结为是早期某一思想的延续。比如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指导思想的形成是发源于青年毛泽东的新村主义运动中的某些空想性成分；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早期毛泽东过分注重思想的改造，过分注重“新民”的塑造，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的确，毛泽东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经接触形形色色的国外近代社会思潮和理论学说，甚至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极为推崇。在这些思潮与学说中当然不缺少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因素。如果对其作抽象的哲学分析和表面的比较，不难在其中发现某些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相通相近的要素和成分。但是，当他们脱离历史语境来加以比较时，就不能不流于一种肤浅的现象层面的描述，而不是一种科学严谨的考察。

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出发的一部分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视线在青年毛泽东与晚年毛泽东之间不断地跳跃闪回，其目的是揭示二者之间蛛丝马迹的因果联系。这样一来，“似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是一个早年接触过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观念，经过几十年的潜伏期，最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得到显现或回归的过程。似乎这一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或主要线索”。话说回来，即使我们假定在早年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晚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是如何跨越“成熟时期毛泽东”而维系并发挥作用的？这些长期潜伏的思想要素为什么偏偏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显现出来，而不在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爆发？遗憾的是，这一批学者并未对此加以科学阐明，也未提供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明确的分析论证，有的只是一些暗示、联想和猜测。显然，脱离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这一具体思想语境的分析，单纯在思想史领域中寻根溯源，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企图在毛的早期经历中探寻“毛主义”的真正起源，企图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或行动的形成动因归结到毛泽东思想的早期阶段，这一方法存在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假定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一成不变的，一经确立便不会有发展。就毛泽东而言，他的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在不同时期没有质的不同，每一个后续的思想不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如果说实在有些差异的话，也只能说是后一个时期会比前一个时期更确实、更明朗化而已。因此，沃马克所谓的“毛的政治活动的每一次重新筹划都为他的政治思想创造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当把那些所谓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从具体历史背景中和具体实践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时候，它的全部意义会保持不变。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判断任何一个命题都有其形成和提出的具体语境，脱离上下文来对文本和命题加以理解必然产生误解。或者说，并不是所有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得出的结论都是可靠的，相反，从“多”中概括出“一”的过程是极具风险性的，无论这种概括是多么的深刻、深奥和富于联想。

美国学者约翰·斯塔尔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尽管他没有完全忽视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时期之间存在的非连贯性，但其研究重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到对毛泽东思想连续性的关注上来。他把“冲突、行为、权威、斗争、组织、参与、文化、传统和发展”等概念作为贯彻毛泽东一生思想的不变要素，并围绕这些要素展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若干专题研究。斯塔尔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其作品问世后，很快就遭到了持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们的指责，认为该作品严重地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看到斯塔尔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所在：即，一方面，他的这一方法尝试为毛泽东研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比如说萨特的存在主义、韦伯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等，尝试将毛泽东思想置放于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理论天平上，这为从学理上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另一方面，从专题角度入手研究毛泽东，有效地弥补了编年史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如果说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为毛泽东提供的是一种二维平面“肖像”的话，结构主义方法提出的则是为这一“肖像”增添立体的维度。

这一方法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与斯塔尔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显然，从标题上读者一眼就可以读出他的研究必然是一种立体式“透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背景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影响了毛泽东的晚年。他不仅没有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样一些毛泽东在晚年的理论失误加以区分，而且把这种理论失误当成毛泽东思想本身或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通过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哲学透视，他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全部哲学，就是他处理历史与意志矛盾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强调“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大敌人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从方法上看，透过历史事实的表象，读出思想背后的深刻本质；略去时代大潮中的波涛与浪花，直逼历史河床深处潜流涌动，构成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全部目标与诉求。

一言以蔽之，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目标是尝试找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个目标究竟能不能实现呢？在这个问题上，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很难概括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在毛泽东的研究中，他却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对此，尼克·奈特给出了十分尖刻的批评，他说：“既然马克思思想不能被归结为一个‘核心’，难道又能以毛著中抽取出的片言只语和这些词句与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表面联系来表述他的思想核心吗？”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自一问世以来所遭受的批评就是十分严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大多数毛泽东研究专家都是以历史主义方法起家成名，相比较而言，这些专家在史实研究与史料把握上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也就决定了后来者必须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方能获得前辈专家的认可。同时，持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由于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且大多不是专门从事毛泽东研究，因而尽管他们先在的“认知背景”和“认知结构”为毛泽东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资源，但由于其以“非历史性”的立场颠覆了前辈研究的若干重大观点和结论，这就不能不招致种种批评和非议了。

尽管如此，结构主义方法的合理性还是不容否认的。这一方法坚持认为所谓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阶段上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而且这种在表面上的不同，只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变化所形成。在深度逻辑层次上，毛泽东的思想是完整统一的。因而，无论最初是作为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还是今天越来越取代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成为一种主流模式，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存在的。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国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批判性反思

在以上两个部分中，笔者描述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介绍了相关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接下来，笔者将对以上两种方法加以简要评价，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探讨21世纪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进路。

从形成时段上看，历史主义方法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早期使用的主要手段，结构主义方法则是在近期比较多见。其实，两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其先后产生的顺序也符合科学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规律。从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上看，前者主要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后者主要以唯理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如果说历史主义研究方法重在在线性因果观的基础上进行常识性、经验性表层描述的话，那么结构主义方法则重在在结构因果观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性、理论性的深层分析。也可以说，前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常识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唯理主义的科学模式。后者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出场”体现了科学研究从经验层面向理论层面转换的客观必然性。但后者的“出场”并不意味着前者的“退场”，两者在该研究领域仍将会长期并存下去，通过相互的对话冲突不断刷新毛泽东研究的理论平台。同时，我们不应当否认的是，在具体的研究者身上，以上的两种方法也并不是截然二分的，通常倒是体现为相互为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区别只在于研究重心的不同，因此，两种方法的划分只是我们今天在考察方法论进展时的一种方便。

首先，就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而言，它重视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经验性基础，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加以把握，这是毛泽东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保证。相反，试图以当代国外的“解释学”颠覆毛泽东研究的传统，割裂“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孤立地强调“文本”自身的价值是不可取的。坚持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毛泽东，要求提出或回答任何问题，包括对毛泽东著作文本的理解，都必须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从社会的具体矛盾冲突中观照毛泽东思想演变的现实基础。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文本”的任何一种“解读”或者是“理解”都必具主观性。“文本”如同历史一样，不是任人“戏说”、“解构”的玩偶。任何重要文本，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都具有客观的评价尺度，绝非“怎么都可以”。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对于国内毛泽东研究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在于：第一，必须坚持历时性原则、过程性原则，不能局限于对毛泽东思想做一般性的原理式概括。第二，必须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要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还原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变迁的真实语境，用材料和事实来代替人们头脑中的推测与想象。

其次，就结构主义方法而言，它必须慎重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即，有没有一个绝对抽象的毛泽东？能不能存在一个“抽象的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进行推理。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的这段话应该加以辩证理解，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是一种黑格尔体系哲学意义上纯体系化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否认这种抽象理论体系的存在，无疑将会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反智主义，同时也就无法理解列宁所谓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显然，毛泽东这里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绝对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抽象的毛泽东”也是可以存在的。毛泽东及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和概念范畴，有其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研究者从研究需要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抽象的毛泽东”就是合理的、有意义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理解“抽象的毛泽东”时，要坚决反对把毛泽东的思想看成一种可以脱离具体环境，且高度概括、绝对抽象、一成不变的体系化教条化体系。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对于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编年史式、流水账式的思想发展史研究，必须坚持本质主义原则的合理性，相信我们能够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概括出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比如说，实事求是的原则、意志的能动性原则、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则，等等。第二，这一方法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局限于毛泽东研究的既有理论场域，就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毛泽东研究必须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引入新的观察视角，比如说，存在主义的视角、解释学的视角、精神分析的视角，等等。

那么，究竟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好，还是结构主义方法更为适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调解“抽象的毛泽东”与“具体的毛泽东”之间的对立和分歧？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仍然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尼克·奈特对此采取了中立调和的立场，他认为不存在一种不证自明或是必然正确的探讨方法。也就是说，这两种做法都有自己的理论，并且每一种做法都将导致对毛泽东著作文本的不同“解读”，且都将有其各自独立的不同解释。尼克·奈特的判断当然不错，但问题在于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立场上，而拒绝进一步提出一种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笔者以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使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历史与资本运动，同样可以用来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演变与逻辑结构。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具体的对象，因此，必须把对象当做具体的整体来认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把握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具体时，首先要通过直观和表象来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所使用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恰恰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然而，对于历史主义方法而言，反映在直观和表象中的具体整体仅涉及事物的现象和外表，所以只能是混沌的和模糊的。而且，历史并不直接等同于逻辑，思维的逻辑进程也不能仅仅是对历史的复述。历史必须经过思维的加工方能在其逻辑的必然性中表现出来。历史主义方法以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和依据，但又往往停留于对历史足迹的追寻与跟踪，这是它的局限所在。另一方面，就结构主义方法而言，它通过分析和抽象把感性中把握到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具体”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直到作为其构成要素的最简单形态。马克思把这条分析的道路叫做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是，对于整个认识过程和认识目的来说，这只是为“第二条道路”做准备的。如果满足于从分析中得出抽象一般的结论，至多也只是认识和研究过程的一半。若到此为止，就是半途而废，其结果是极不可靠的，这仍然属于前科学认识的阶段。真正的科学认识必须从这里回过头来，从最简单的抽象规定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最丰富的具体。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至此，具体整体还是具体整体，但已不是停留在直观和表象中的混沌的具体，而是经过人的头脑加工和改造过的“思维中的具体”。

笔者以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存在的结构主义方法比较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从复杂到简单的“第一条道路”。但是，这一领域中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却不能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所讲的认识过程的“第二条道路”。的确，历史主义的方法为我们呈现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所给予我们的毕竟不是“思维中的具体”，这是因为在它的研究中缺失了结构主义方法所提供的“第一条道路”这一重要理论支撑。正确的研究方法还是应当彻底地贯彻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使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当前阶段的毛泽东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当综合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合理性，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材料”，积极引入后者所提供的“方法”，使“材料”与“方法”二者相互为用，真正呈现出作为“思维中的具体”的毛泽东思想肖像。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就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而言，无论是吸收借鉴国外研究的合理性因素为我所用，还是对其局限加以批判性反思，皆有助于推动21世纪毛泽东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同时，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更应当主动地投入到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中去，充分利用已有自身理论资源和知识背景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理论“亲和性”，使其以“思维中的具体”的形式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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