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中的“毛主义”

国外学者对于“毛主义”或者说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扩张性解读，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前面的第一、二两节分析了其中的结构主义线索、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线索，在本节中，作者以德里克、杰姆逊、齐泽克和蒲乐安为例，尝试初步以略大一些的篇幅专题分析他们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解读毛泽东的立场、视角和方法。

一、德里克眼中的“毛主义”：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

作为当代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塑造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上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反对儒学救国对中国“非现代性”的本质企图，也反对自由主义对中国独特历史的彻底拒绝，通过“毛主义”的建构，德里克实际上力图挖掘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为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合法性证明。阿里夫·德里克在《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集体经验正统公式的表述。因此，他在行文中交替使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概念。他认为，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中所蕴涵的那些矛盾，可以在毛泽东处理现代性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最为贴切的表达。

（一）德里克解读“毛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在处理现代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分析框架：一是现代主义的，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德里克尝试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与对立来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因为毛泽东本人自己从未有意识地使用现代主义概念，更谈不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了。但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论述或注意到的问题，并不能因其不注意而不存在。相反，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先天地已经作为革命的前提，已经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之中了。这一点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形成的背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发生在历史正在走向世界历史的时代，显然是离不开其特定的全球背景的。这不是愿意或不愿意的问题，这是客观的历史性存在。德里克由此认为：“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

传统“毛主义”的解读模式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站在前现代立场上反对现代性，而德里克则倾向于将其解释成与西方现代性“一般”并行的一种新的“替代方案”。在该视野审视下，德里克认为对毛泽东的解读能揭示出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构件的意义。扩展开来，这一对概念还有助于理解它在第三世界乃至中国范围内的具体化及意义。作者简要地对自己的方法论作了说明，即通过揭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来把握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建构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都可以从不同视角来加以解释。因此，德里克首先就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其中，“现代性”是一种历史性经验，它意味着一种在自身内部永无止境地进行分裂和解体的运动。而“现代化”则是制造这一经验的历史过程，它是内部蕴涵着创造力与毁灭性的矛盾进程，因此现代性的经验还必须是力图不断克服矛盾的经验。伴随启蒙运动而来的现代化使人自拘于“铁笼”之中不能自拔，德里克认为必须进一步启蒙，才能把已成历史客体的众生重新引领回主体的地位。自然而然，德里克也愿意将“现代主义”理解为现代人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成为它的主体，试图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努力。现代主义与矛盾共存，它要求凸显出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清楚认识到它在历史中不可避免的客体化趋势。至于“反现代主义”，则是分享了前者的矛盾，它表达了一种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正是在这四个概念得到阐明的基础上，由“反现代主义”作铺垫从而引出了作为一种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构成同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境界较为接近。”

应该看到上述四个概念都始终紧密地与矛盾相联系。它们不仅在自身之内包含着矛盾，更是在“现代化”与“现代主义”这一对概念之间集聚了矛盾的焦点，即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的历史主体概念的独特点在于，他将重心放到了欧洲现代性之外的“他者”角度，从而有别于马克思对同一问题的理解，而这恰恰为德里克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

（二）“具体化”：德里克关于“毛主义”理论框架的构建

德里克在澄清相关概念后，将理论视角直接延伸到现代性视域中毛的主体性抗争与悲剧性宿命。他通过“具体化”这一概念为其将要建构的“毛主义”直接充实了内容。德里克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区别于既存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的独特话语，他在文中以“具体化”这一概念囊括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和作为中国特殊历史之具体性的毛泽东思想所面对的复杂因素。德里克对于这种“具体化”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剖析和评价。

首先，在德里克那里，反现代主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封建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或者说是前现代的反现代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提倡；第二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反现代主义，在这种现代主义中，现代性特有的不足展现出来，要求人们去避免、去克服，这也就是所谓的另类的现代性。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种观点加以分析。必须承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很多西方人普遍接受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认为毛泽东是保守分子，损害了中国的现代化。形成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高度的中央集权等等。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维度，而忽视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路，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持第二种观点，认为“毛主义”会带来更好、更彻底的现代化。德里克就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是现代的，它是通过现代性的一个视角以及一种有助于领袖人物进入这种现代性之中的现代化获得的。……这一现代性的视角又是通过一种融合在毛泽东思想之中的深刻的反现代主义思想而成为可能并获得的。这种反现代主义远不是什么妨碍现代性的封建的‘渣滓’，它本身正是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产物。它使得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工程远比以往（甚至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更加复杂化和多向度”。

其次，现代性这个概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来，应该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的概念，不应当因地域和空间上的改变而发生实质内涵上的变化。因此，也就不应当有东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之分，更不应当有所谓的“中国的现代性”。在德里克这里，他坚决地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现代性”，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因而格外具有震撼力。德里克说：“马克思主义给毛提供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言，也正是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这类复杂性和矛盾最为明显。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独特的风格。因为当毛在中国的背景下阐述（准确地说应该是重新阐述）时，他力求用现代性来说明中国的经验，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加以重新表述。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正是这一处境导致了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并因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社会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而被迫进入现代性之中的。在这个社会里，现代主义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让人们‘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问题，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作为自发的主体确认并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有的人已把这个世界当做自己的家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它帮助中国的领袖人物进入一种真正可以选择的现代性之前，必须使自己与中国的经验容易结合在一起。”

关于这段话，我必须停下来做一个解释。在德里克看来，毛泽东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言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自身资本主义萌芽迅速成长的产物，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入现代社会不是自发的，而是“被迫进入”的。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主体而进入的。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中国人很难在现代社会中“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因而也就无法自发地完成“主体确认”。

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也不打算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他始终强调要将中国自身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接下来，德里克转向毛泽东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个创新，这一创新相比较毛泽东的其他创新可以说是“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重构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构物”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成功地把民族目标与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也就在全球马克思主义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因此，“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

德里克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和一种历史情势的接合，中国社会则是这一历史情势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全球力量的推动下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够针对一个完全确定的历史情势的多重需要来说话。它之所以具有长远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什么深刻的理论贡献，而在于运用它的思维结构表述了这一历史情势中的问题；它以全球性的视角重铸了马克思主义，其结果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力求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包含着这样一种双重过程。人们可以以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方式来解读毛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这些互补的过程建构起来的。出于这一原因，这些对毛的解释无论在对毛的解读上，还是在另一点上，即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同毛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相反的本质上，都会陷入武断的化约论。这类对毛的解释总是在上述诸种对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择一而从，而忽视了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矛盾（以及这一思想给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矛盾）。”

第三，在德里克看来，要想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所处的背景。20世纪的中国，在其历史处境上，有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所处的全球背景。毛泽东的中国是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当时的情境下，闭关自守的想法不可行，也行不通。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资本增值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必定要超越国界，因此，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中国必然被卷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去。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所处的“第三世界”情境。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本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霸权侵略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因此，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反资本主义的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仅仅只有现代化这一个单一的目标，那么中国追求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就不会是格外迫切的。相反，借助于资本主义来清洗封建主义残余可能仍将具有进步意义。但现实是，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进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力量，总是沾染着殖民、帝国与霸权的色彩。这样一来，当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面临冲击时，落后国家会不惜一切力量举起“反帝”甚至是“反资”的旗帜，即使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地延缓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且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特定的民族情境。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着它自身的历史特征。中国和全球历史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它的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型构一样。

德里克指出：“作为一种语式，毛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推论结构中刻上了层次多样的历史处境的印记，毛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处境中产生出它的问题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两个共存的过程也是对立的。它们充满矛盾地建构了一种语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这一说法，德里克的观点是，从性质上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如果这样，就说明中国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角色过于被动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对中国特殊性的一再强调。在德里克看来，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帮助毛泽东确立了他对新中国的理想，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质的规定性。但是，又不能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全部归之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毛泽东思想还有其他的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情）。在毛泽东的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是两个彼此不能化约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的地位是可以转化的，但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或者在理论结构中消失，它们在结构统一体中保持着相互矛盾的关系。用德里克的话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是决定因素；它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种因素，这一结构的建构有多种来源。毛的马克思主义依赖于建构它的不同因素所提供的不同的视野而表现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耦合中，那些不同的视野要服从于对其结构复杂性所作的综合性分析”。

德里克认为，与马克思主义之后其他马克思主义相比，不能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更少。毛泽东的规范的理论表述是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派生出来的。其政治宣言还是其理论概念都不足以将其与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分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也有全球意义，因为无论就其起源还是展开都是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所培育出来的这一话语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毛的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所讨论的问题。……毛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改造世界的观念，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反思中国社会，并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想来重塑它所反思的中国社会。毛甚至能把中国称作为一张‘白纸’，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它上面描绘自己的图画！”德里克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评价比我们通常所读到外国学者的评价无疑是较高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比较友好的国外学者，一般仅仅停留于肯定毛泽东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强调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合理性。然而，在德里克这里，他不仅强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情境的合理性，而且十分高调地提出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世界意义，强调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即使相对于国内学者，这个评价也是较高的了。

总之，尽管德里克十分清楚，“毛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但他还是把理论重心置于后者，努力发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化”重构的合法性根源，进而凸显出“毛主义”本身就是建立于特定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下的主体性的（因而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特质。实际上，“具体化”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化”，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化”，而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的）“普遍性”之中的“具体化”，是一种辩证意义上的“具体化”。

（三）矛盾：德里克解读“毛主义”的方法论视角

德里克意欲进一步阐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进而解决早先提出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毛的思想构成要素的意义和在第三世界范围尤其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问题，就必须首先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而矛盾概念的探讨在这里与其说是一种知识论的界定，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德里克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放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其目的是凸显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中国的现代性。毛泽东在对矛盾概念的建构中不仅在内容上增添了不少中国的东西，而且在论述的语言技巧上也切合了本土文化的声音，这使他能够更好地说明中国的经验。关于矛盾概念最集中的论述是在他的《矛盾论》中，弗朗西斯·苏曾经指出毛泽东矛盾概念的两点独特贡献：“一点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着矛盾”。德里克同样认为这两点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发展，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创新，不如说是他的理论对中国现代性的迎合。因为矛盾作为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它的构建必须同中国现代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当它被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时，它的结构要素中必须要包含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中国的历史语境。只有这样，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才是有效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概念，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他阐明中国的历史处境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

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显然，毛泽东是从第三世界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帝国主义通常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因此，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间接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反帝”并不直接意味着“反资”，因为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毛泽东在从中国的现代性出发重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调和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需要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使得理论的解释结构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达成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借助“具体化”的方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但是反过来，“具体化”又必然建立在外来主义与当地文化等诸多因素不可化约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不可化约，所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矛盾性，甚至连他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探索本身也带有矛盾性。具体到矛盾概念上，德里克认为毛泽东把它当做了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去把握，他试图从寻找中国的社会矛盾出发来重新构造理论，但终因按照主观意志来构造矛盾而造成了革命本身的乌托邦化。毛泽东从矛盾的概念出发把中国的现代性看做是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它本身的矛盾性则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策略。

毛泽东从矛盾概念出发重建革命理论，必然要求超越现代主义并不断寻求新的现代性。毛泽东在现代性的层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可是他又不满足于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的头上，有着一个高悬的目标，那就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这个目标正成为不断激励其去探索去实践的内在动因。为此，毛泽东在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同时又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他不断地通过实践去超越现有的语式。毛泽东不断试验他的矛盾理论，他的目标是极其现代的，而效果却是破坏性的，现代性的矛盾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彰显。

（四）发展的悲剧：德里克论“毛主义”的理论品格及其实践结局

如果说“矛盾”成为德里克意欲建构的“毛主义”的方法论视角，而“具体化”充实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内容，那么对于“发展的悲剧”这一范畴的描述，则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理论的特有品格及最终结局。黑格尔辩证法认为，随着事物发展它必然创造出自身的反题。德里克将这一原理放进现代性视域中，首先描绘出一部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的悲剧”。“资产阶级的悲剧就在于，它之所以必然走到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而作为追求另一种现代性的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最终也难以幸免“发展的悲剧”。

德里克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矛盾以及他在革命实践中寻求矛盾的行为，都和中国现代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毛主义”就是对后者的表达。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修正他的理论以期使之适合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处境，他绞尽脑汁地坚持一种新的现代性以克服那些由既存现代性带给中国的社会问题。毛泽东试图解构传统创造新的现代性，但最终仍只能面对最富悲剧性的现代性的矛盾；毛泽东试图从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去解决现代生活矛盾，但却将人类置于痛苦的挣扎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最为深刻的见识，并同时使它所具有的最为深刻的内在矛盾凸显出来”。尽管德里克极力凸显毛在现代性视域中的积极意义，但他也无力改变毛的悲剧性宿命。这实际上正是现代性的客观悲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西方既存现代性带来技术的进步，却造成了历史主体的失落，而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性在张扬主体性的同时，客观生产了大量痛苦的历史经验。这正吻合了黑格尔式的悲剧理论，“黑格尔认为，不仅在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可以找到某些善，可见双方同样被证明为正当的”。西方既存现代性与毛泽东所追求的新的现代性各自代表了某种片面的正义，无论孰胜孰败都是一场悲剧。毛泽东以其矛盾视角去应付社会矛盾，无意中却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但他这种站在本土立场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历史审视的理念却是不容否认的。

所谓发展的悲剧，除了上述两种现代性经验的矛盾抗争之外，更深层的恐怕是一种批判性视角的悖论。以一种拘囿于现代性逻辑之内的“外在批判”来反对现代性本身，是不可能达到对现代性的真正内在批判的。当毛泽东伸张一种对于既存现代性的主体性抗争，即建立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时，他实际上仍是采用了现代性的理论逻辑：主体性本质上就是构成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就为“发展的悲剧”增添了更浓厚的戏剧色彩。

不甘于陷入悲剧的反抗最终却陷入悲剧的陷阱，这似乎是一种更深沉的悲剧。对于这个两难窘境，德里克以一种隐匿的方式透露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构造了矛盾，并自信已经掌握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也就预示了毛泽东的主体性抗争多少存在着先天的缺陷：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至脱离了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并最终酿成“悲剧”。因此，反观毛泽东，我们对上述悖论可以获得如下认识：在坚持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时，首先要以历史的客观进程为基地，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深入社会历史并通过展现其内在矛盾，不断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理论品格。

（五）消费主义批判：德里克论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德里克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富有远见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理论，尽管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没有获得实践上的成功，但他的判断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否认。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中国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需要重视毛泽东发展理论上的一些有远见的思想。

德里克认为，在中国式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包含以下两个前提和预设：第一个前提就是自力更生。所谓自力更生，指的是在很多层次上的自我依靠，从自我层次到国家层次，不过，它更多的是在强调地方的首创性和关注地方的需要。地方自力更生的一个方面是在地方层次上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以直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第二个前提是赋予社会关系（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以重要的地位，强调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社会和政治整体。德里克认为，反映毛泽东这一“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文本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个讲话把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一起提出来，还提出了各种空间的发展问题如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中国和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看来，唯独没有提到的是环境和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从当代视角看，毛泽东在简要谈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他最为关心的“整体”不是全球的，而是民族的（national）。全球整体中他认为最要紧的方面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中国必须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学习什么的问题。

德里克指出，全球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甚至有望变成全球的经济中心。改革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有可能最终包括20%的人口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现在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发展带来的利益。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也产生了值得重视的负面后果。比如说，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在加剧。此外，生态环境问题也在日益加剧。由于转向“美国式的”发展方式，让消费从公共模式转向私人模式，使得资源和环境面临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重新呈现出来。根据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双重的：既要考虑到发展的社会目标，也要考虑到发展的生态目标。德里克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发展战略解读为崇尚消费和文化异化的发展的批判，而那些批判不受约束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家也正是这样解读的。在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和生态的维持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等问题，可能变得更加重要。……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会成为一场正在积累的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还是将寻找一种能代替导致这场危机的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可行的替代制度？”

二、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

杰姆逊不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不以毛泽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他与阿尔都塞一样，都注意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具有了某种所谓的“情结”。这些理解、判断和“情结”，无疑也是一种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读，不过这种解读更多的时候可以将其称为是一种扩张式解读。因此，也可以把它列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范畴。

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毛主义”不仅是一种学理和理念，而且成为西方60年代现实政治运动中不同流派和不同团体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这些流派和团体中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们以所谓的“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主要不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者，更多的是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些人与那些从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者之间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解是感性的，是未加深入思考的，或者说，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语录只是一种用于启发灵感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超出研究型学者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身体力行者。这一部分人对所谓“毛主义”的理解及其政治斗争的实践，不能不对西方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方“毛主义”政治运动是围绕“毛主义”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实践背景。

对于包括杰姆逊在内的一部分西方学者来说，“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一回事。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另一方面，“文革”又是毛泽东的“标志性成果”。西方人对于“文革”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望文生义、趋之若鹜；第二个阶段是幻灭懊悔、诋毁藐视；第三个阶段是重新肯定。西方的“毛主义”运动，在其性质上，在其对“文革”理解上，属于第一个阶段；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则属于第三个阶段。相比较第一个阶段的感性认识和肤浅理解，杰姆逊在全球一致攻击“文革”的时候仍然站出来重新肯定其价值和意义，显示出其观点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依据，是独立思考后形成的结论和判断。

（一）杰姆逊作品中的所谓“毛泽东情结”及其由来

杰姆逊在中国大陆因较早阐发后现代及其文化理论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将他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并判断其有一种所谓的“毛泽东情结”，这种做法还是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其始作俑者是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少波。谢少波在其《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一文中指出，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表现在他的大量理论和批评著作里。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拉康的想象域与符号域》、《政治无意识》等作品中以或隐晦或直白的形式提到毛泽东及其思想以外，对他的毛泽东情结表达得最为清楚的是其于1984年发表的《划分60年代》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60年代最轰动且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毛泽东的象征性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60年代乌托邦焦虑的极富象征性的表达。显然，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首先是一种“文化大革命”情结。

杰姆逊的所谓“毛泽东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呢？杰姆逊为什么能够在其理论体系中将毛泽东及其思想吸纳进去的呢？谢少波在其《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中对这一深层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杰姆逊的整个反霸权文化政治理论是与他的认知测绘密不可分。在杰姆逊的认知体系的中心是阿尔都塞的主导结构概念。这来源于毛泽东的文章《矛盾论》”，“要讨论杰姆逊怎样受惠于阿尔都塞式的主导结构也就是要承认杰姆逊的毛情结。因为阿尔都塞的不平衡结构层面观来源于毛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阿尔都塞式生产结构或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及其特殊性的概念。他把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看成相对自主或不平衡层面的构成物，抵制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谢少波的上述论证和结论表明：从深层逻辑递进和理论传承关系角度看，杰姆逊并不是直接“到达”毛泽东的，在这个联系起来的过程中，阿尔都塞充当了一个理论上的“桥梁”和“中介”的角色。

（二）杰姆逊对于西方60年代的认识和对“毛主义”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方兴未艾，得到西方国家左派的热烈支持。与此同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的运动，目的是争取民族权、种族权、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的权利。这样一来，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在《划分60年代》一文中，杰姆逊认为60年代是一个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已经体制化的现代主义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大众文化和各种处于边缘地位的意识形态争得了生存空间，以至于文化上出现的断裂、零散、分离、殊异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总体性和统治地位，成为当代后现代文化的优势。由此，杰姆逊把世界背景下的60年代看做资本主义向其晚期过渡的时期，认为在文化上60年代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杰姆逊认为，西方60年代的这一次运动的起点并不在西方，而在第三世界，因为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引发和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反体制、反文化、反战运动，而且为西方的左派力量提供了政治文化的典范。这里，中国的“文革”作为典范，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有一套系统的、着眼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也就是说，“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缺乏革命意识的各劳动阶级的集体的再教育；作为一种战略，文化革命旨在打破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级第二本能的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因此，毛泽东思想，或称“毛主义”，在“60年代所有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是最丰富的”。

在杰姆逊看来，“毛主义”是《划分60年代》一文无从集中体现而又无处不在的“幽灵”。在他看来，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文革”理论乃毛泽东思想的精华，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则是世界60年代政治文化运动的缩影。杰姆逊写道：“在60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

（三）“毛主义”对西方60年代的影响

对于西方左翼阵营中的激进派来说，以发动群众清除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为口号、以“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新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来说，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与他们内心积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义共鸣。于是，“毛主义”、“文化大革命”立即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反叛运动的灵感、启示和动力。当时，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学生造反类似红卫兵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在著名的1968年5月巴黎红色风暴中，不少学生领袖都以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自诩。一时间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十分畅销，连名声显赫的罗兰·巴特都受不住诱惑，要用朝圣的经历来装点他所擅长的文字游戏，因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似乎已经不止是诗，而是现实。

造成真实的“文革”与西方视野中的“文革”如此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畅，特别是当时的东西方正处在“冷战”阶段，封锁与封闭的格局十分严峻。不用说，在国家对外封闭的情况下，再加上政治、文化上的隔阂，国外赞赏“文革”的人多半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排解自己胸中的积郁，国外研究“文革”理论的学者也难免望文生义。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终于披露于外界，与此同时，世界文化革命热潮也逐渐降温。于是，当年“文革”的热情支持者，正如当年中国的红卫兵一样，都有深切的幻灭之感和懊悔之痛，进而开始认真反思60年代的得失。

杰姆逊此时也指出：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signif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

（四）杰姆逊对“毛主义”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肯定

毛泽东逝世以后，不同于中国国内对于“文革”和“毛主义”的彻底否定，也不同于国外一部分人的诋毁批判，一些西方激进左派理论家，包括杰姆逊在内，仍旧认为中国的“毛主义”及其“文革”理论是60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并指责那些反击“文革”的人背弃了60年代的革命传统，顺应了七八十年代右倾的世界趋势。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在全世界出现的宣传运动中，毛主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被斯大林化，‘文革’已被重写为东方的又一个古拉格集中营。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全面诋毁60年代”。

杰姆逊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毛主义”坚决抵制西方霸权主义发展话语，反对“经济效益必须优先于平等和民主之前考虑”，拒绝“基于经济学的设想而将社会进步简化为经济发展”，坚持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述之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观念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霸权话语的主导性维度。毛泽东并不拒绝“发展”这一概念，他要反对的是将社会主义进程归结为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想法。毛泽东这种使中国从标志西方现代性的资本结构中摆脱出来的策略，在杰姆逊看来无疑是进行了一项伟大的破除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霸权议程。其次，“毛主义”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乌托邦焦虑，它渴望依照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目标来改造世界，而不是堕落为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谬见的牺牲品。毛泽东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改造人类灵魂、破除社会不平等并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谢少波进一步将其判定为“使国家恢复活力，更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欲望”。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一象征性的政治模式激发起杰姆逊将阶级斗争和对抗式的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行再思考。第三，“毛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新范式的构思。在对生产方式所有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劳资对立的矛盾已被人民群众与走资派的对抗所替代。为了确保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防止革命内部的异化，毛泽东必然要去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使之适应现实的斗争状况。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便以一种扩大化了的形式呈入杰姆逊的视域，使之去思考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抵抗策略。

尽管现实中的“文革”不可否认地具有残暴和非理性的一面，尽管一场旨在“反对人的异化”的革命又产生了新形式的“异化”，尽管历史在不屈不挠地抵制着个人或集体强加的概括与描述，冷冷地击败他们根据其自身利益来改变历史的公然意图，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使之几乎不能接受在西方消费社会里构想反霸斗争的新空间，但杰姆逊的黑格尔式辩证法决不会向悲观主义投降，他毫不犹疑地指出：“认识到这种历史的悲剧，并不是因此从革命中退缩，而是承认进行继续革命——克服异化和‘僵化的革命意识’的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总是必要的，同时，革命也以不断异化的现实为先决条件”。谢少波还援引了道格拉斯·凯尔如下的一段评论：“除却与悲观主义的偶然的较量，杰姆逊从来没有像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真正沉溺于左派忧郁症或失败主义。忠实于60年代的革命精神——这使他在70年代充满活力——杰姆逊一直在文化理论领域里为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斗争着。”对杰姆逊来说，忠实于60年代的精神是指“将那些已获得解放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化，使他们在60年代扩展的阶级斗争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并深入到世界最边远的地方和局部最基层的机构中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的文化政治和阶级斗争理论，因为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无产阶级化”他的几百万革命造反派，将阶级斗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

谢少波在其文章的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指出，在接受先进技术和后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也面临新殖民主义渗透的危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被束缚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主导性历史叙事中。因此，重新将毛的部分乌托邦主义引入当代反霸权斗争的政治议事日程中十分必要。事实上，除了杰姆逊外，阿里夫·德里克、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分析经济学学派、制度经济学派）等也持同样观点。更有意思的是，国外的这样一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国内。近来，有不少学者起而响应这样的观点，这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中国“新左派”。

对于“新左派”的观点，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指出，对中国“文革”理论的赞赏在西方当代理论界并非个别现象，杰姆逊为“文革”辩护，绝非独树一帜。中国的60年代对阿尔都塞、福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有相当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产生都不仅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受西方“后学”影响，所谓的“新左派”尝试在所谓“文革的合理因素”中探寻“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他们的“文革论”深得杰姆逊理论的真谛，自然也就摆脱了“文革情结”的压抑，对所谓“文革的合理因素”给予肯定。不过，不管是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对抗现代、超越现代的革命也好，还是把它看做中国误入现代歧途后经历的一场灾难也罢，“新左派”和“后学家”们对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中全盘否定现代传统这一基本命题并无异议。

三、齐泽克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于2007年1月已在英美出版，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齐泽克此前也曾写过关于毛泽东的专著。他著述极丰，近年来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内地。印行此书的英国Verso书局（后改称Verso出版社，Verso是拉丁文，意为“左”）是著名的左翼社科读物出版商，20世纪70年代由《新左翼评论》创办于伦敦。最近几年被齐泽克关注和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除了在著作中反复以“列宁主义者”自称外，在2004年Verso出版社推出的列宁写于1917年的一本文集（Revolutiona the Gates）中，他还特地写了一篇超长“后记”，其超长之程度，相当于列宁文集之全部英译字数，即这个“后记”实际上占去了整整半本书的篇幅。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Organswithout Bodies）中，齐泽克的论述就已谈及毛泽东，尽管是以很简略的方式。

国外学者如果想要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首先就绕不过毛泽东。而理解毛泽东，就必须从理解当代中国开始。不难看出，齐泽克对当代中国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说，在谈到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时，他就有如下的一个判断：东欧的国家系统并未很好地正常工作，因此它们必然崩溃。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代中期，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你看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而当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悲剧在于，并非是敌人的反攻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东欧所谓的进步力量并不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发展现代化的积极方案。

如果中国的学者想要了解齐泽克的中国观或者是毛泽东观，也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要理解齐泽克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里，我们先来引用齐泽克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段自我描述，他的第一段话是：“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全球的最终答案，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运。当今的社会有新的危机、新的紧张，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这从来不是一个躺下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如果你承认现有的东西，怎么改变它已经是无意义的了，或许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地方做些微的改进，但是不对整个系统作出批判就没有意义。后现代左翼力量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做微小的斗争，但是微小的斗争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他说的第二段话是：“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持同样的态度，以批判的态度来展现马克思本人的局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做到了对马克思精神保持忠诚——忠诚于马克思，但是超越了马克思。”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旨趣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反动力，在人们普遍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世界最终社会形态加以坚持和发展的时候，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症状”，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解读成为了一种迫切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的危机和新的紧张的时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根本逻辑的颠覆为现实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美好图景提供了一种模式可能。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论形态是不能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症状”提供完美解决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阈中进行批判式解读，保持马克思精神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对马克思进行批判、进行超越。

从上述立场出发，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两次重大传承：一次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一次是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这两次传承的共同特点是都对原初理论有所发展和改变：第一，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第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原初情境中剥离出来，然后，在异国他乡，将这种原初理论加以重要改造和创新后加以应用，将其付诸实践。用齐泽克自己的话说，就是“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在这里，齐泽克所说的“普遍性”，以及别处讲的“普遍性的具体化”当中的那个“普遍性”，意义和所指都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在这里，齐泽克是教条主义坚定的反对者。不能以教条主义的眼光来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在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

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改造，这是“十分恰当的”。如果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缺少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主义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毛主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违背，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这种观点，主要是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中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和理解问题上通常是比较“懒惰”的。

齐泽克接着指出，如果我们“不过分纠缠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运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齐泽克的这句话，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曾经有人在有一段时间中过分夸大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改造，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第二，在讲完这句话后，齐泽克在这里加了一个引申性的说明，他说：“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这个说明十分重要，这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的时间与空间的界定。时代变化了，空间转移了，毛泽东的改造和发展呈现出其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力。最后，齐泽克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齐泽克的一个观点是：当一种理论观点付诸实践时，实践者对于这种理论的运用也影响到了该理论本身的内容。也就是说，理论是僵化的，而实践是活生生的。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他认为，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必要的变更和适当的修正后，也影响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同样，毛泽东在运用以苏联为主要解读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对列宁和斯大林观点也都进行了改进，特别是改进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齐泽克指出：“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农民阶级，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掉农民的惰性，改变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其‘无产阶级化’，从而彻底融入现代化的洪流。这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文的读书笔记中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这一转变的理论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一）齐泽克论毛泽东的《矛盾论》

在齐泽克那里，毛泽东的《矛盾论》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在特定的情境下，相比较经济因素，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斗争也可能是最主要的矛盾。他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标志性理论特征。齐泽克认为，今天，一方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表面已经获得胜利，具体表现是甚至连这一术语都在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社会学家们的词汇中消失了。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却仍然是风起云涌。那么，如何理解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呢？表面上看，前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分歧，后者则是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或者说，后者是一个几乎难以看到其直接的意识形态一面。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全球化浪潮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人批判其基本机制，有的只是反对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把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改造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它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说，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种当代形式。反全球化运动，也就是反美，任何联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是的。过去我们讲资本主义的“替代”（alternative）指的是社会主义，今天，这个替代已经变成了“反美”。只要反美，一切反美的力量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看上去似乎是更加“进步”的框架内来“调动资本主义体制”。而在齐泽克看来，无论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是反对全球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反对资本，后者反对帝国，而这两者实质上都是“经济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前者是反对一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后者是反对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前者攻击的对象是本国资产阶级，后者攻击的对象是国际范围内的超级帝国（即美国）。因为这两者实际上还都是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上组织革命，而没有看到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文化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而这恰恰也才是当前我们应当去努力的重点方向。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详细阐释过，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这个问题已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给我们比较好的解释。齐泽克指出：“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做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他的‘矛盾论’的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在毛泽东那里，齐泽克接着指出：“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掩——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共产党想要赢得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对阶级斗争的直接关注都违背了阶级斗争，建立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就是最主要的任务。”

讲完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后，齐泽克又转向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上去，他指出：“另一个关键要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这里，他援引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一段经典论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齐泽克在这里是十分欣赏毛泽东的，他指出：“这场辩论的政治因素是主要的：毛泽东的目标是确认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上通常称之为‘主要因素’的理论、上层建筑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就忽略了这一点。”

在齐泽克看来，在当代，有一位真正的“毛主义”者，这个人就是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这个人继承了毛泽东的主要观点，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巴迪乌的主要观点是：“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也就是说，今天除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正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信仰。在这里，齐泽克又为我们引入了列宁的立场和观点。他说，列宁当年反对“经济主义”以及反对“纯”政治的立场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它对于左派中出现的对经济的分裂态度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们”被今天全球经济的运行所迷惑，排除了一切政治干预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纯粹的政治家们把经济作为斗争和干预的场所抛开。对于这种分裂，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回归列宁的观点：是的，经济是主要的领域，决定性的战斗将会在这里展开，我们必须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惑，但是干涉应当是政治性的，不是经济上的。

这里，又要涉及到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齐泽克的观点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不改变宗教信仰，不进行一场革命，想改变腐败的道德体系、其根本制度和法律法规是不可能的。因而“文革”是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必备条件。齐泽克宣称：“迄今为止革命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太极端’，而是因为它们‘不够激烈’，没有质疑其自身一开始的预设。”在这里，笔者必须提醒读者的是：不加批判地肯定“文革”合理性的做法是非历史的，同时也是非科学的。齐泽克的观点具有理论上的抽象可能性，与现实历史则是不相关甚至是相违背的。

（二）回到毛泽东：改变现实与改变梦想的统一

齐泽克指出，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的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只改变了现实，而不去改变这些梦想本身，我们迟早会退回到从前的现实。”

在齐泽克那里，有两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自由主义情绪的爆发，一种是真正的革命剧变。大多数革命都是前一种革命，比如雅各宾派的革命、苏联革命都是如此。这种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剧变，这种革命爆发后，经常会在随后的“乏味的”社会重建工作中将革命所获得的能量丧失殆尽，以至于毫无生气。今天的资本主义挪用了当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资本主义力量与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某种的合流。因此，齐泽克就在此处得出了一个反动的结论：即，“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今天中国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齐泽克认为，我们今天需要重复毛泽东，或者是回到毛泽东，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曾经希望通过革命建立一种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原理就是频繁的自我革命，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回到毛泽东，就是要重新把毛泽东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齐泽克号召人们记住毛泽东以下两条信念：第一，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第二，“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

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的思想的解读，并没有真正地脱离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他不满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症状”，力图站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立场上真正构建出一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完美图案。我们不仅惊叹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寄予如此善良愿望，而且惊叹于他对毛泽东所做的“扩张式”解读。同国外其他学者一样，齐泽克也十分认可《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十分欣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辩证法的论述，并力图把毛泽东矛盾辩证法精神运用于分析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真正从政治上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神话。在他看来，“文革”也是毛泽东矛盾辩证法精神的集中体现。齐泽克的这种解读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问题的反思：第一，是否可以把毛泽东放入后现代主义视角中进行解读；第二，毛泽东在谋求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是否真的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答案。

笔者以为，引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毛泽东进行解读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完全可以的，它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使毛泽东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呈现得更全面、更透彻。问题是，引入后现代主义视角后真正能把这种视角进行合理充分利用的国外学者并不多见。实际上，这种视角的运用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实事求是，不能脱离毛泽东所处的客观社会实际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笔者以为，任何一种理论视角的引入，都不应该排斥和否认的基本事实是，毛泽东是属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从中国社会独特语境出发展开毛泽东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合理的，同时，毛泽东又是属于全世界的，引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解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首先是属于中国的，然后才是属于全世界的，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解读需要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出发，然后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在齐泽克看来，毛泽东提供的这种答案是通过革命的过程表现出来的，他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改变现实的实践努力和改变梦想的积极尝试，对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和革命魄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能够反思自己进行自身革命，在齐泽克看来，这是毛泽东留给后现代主义解读思路的重要启示。然而，毛泽东在谋求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是否真的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答案，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容易回答的问题。笔者以为，即使毛泽东的思想能够走入当代，走入西方，也必须经过一个现代化的转型，也必须为这一思想的实施提供真实的历史土壤。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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