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变迁

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不仅十分重视和肯定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流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从整体上讲，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其他流派思想的总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因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由于篇幅关系，作者不在此做一一探讨。为了更好地解读出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流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把握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历史逻辑，我们有必要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性梳理。在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即青年时期、成熟时期和晚年。

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认知主要是青少年时期通过私塾和各种新式学校（学校教育）来实现的。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儒学关系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毛泽东深受儒学思想影响；一种则不然，认为毛泽东是儒学的坚决反对者。

我们知道，毛泽东这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都是熟悉中国儒家经典的。毛8岁读《三字经》，然后是《论语》、《孟子》、《诗经》等。13岁读《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后来又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60年代对《毛泽东选集》作了一次统计，说其中所引用的全部语录里面，儒学和新儒学所占的比重占22%，居各种语录之首。其他一些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早年的儒学功底，是儒学的现代化形态。

当然，我们也知道，毛泽东自己也讲过，他是反对读经书的。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三国》和《水浒》，喜欢造反人物。有人便由此出发，认为毛泽东是反对儒家专制文化的。而施拉姆则认为，《三国》与《水浒》并不是真正的造反小说，而是潜在儒家文化的卫护者。刘备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理想中的儒家君主、开明专制者。至于《水浒》则只反苛政不反帝制。所以，施拉姆说：“因此，这些小说，不管学校的老师认为多么具颠覆性，充其量也不过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脱离不了传统轨道的叛逆者。”

美国学者迈斯纳非常不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总是要求尊重本民族的过去，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倾向于颂扬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倾向于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加以抛弃，随后又把这些东西当作产生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批判。”这其实很容易回答。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表面上是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但在根本的社会存在却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之间的差距使然。也就是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与古今问题是紧密关联的。尽管东西方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但它远不如传统与现代（古今问题）之间的差距那么遥远。因此，为了走向现代，东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主要采取了反对自己传统的方式。

同样，罗伯特·诺思认为，毛泽东从童年开始就憎恨孔夫子，因为在家里粗暴地对待他和长工的父亲总是经常引用孔夫子的格言（父慈子孝的故事）来教训他。毛泽东后来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从8岁起就恨孔夫子。”诺思认为，“就像反对家长制一样，毛泽东的这种反孔情绪也不孤立。中国在西方技术和思想的影响下，迅速从传统和权威中分裂开来——这一切意味着从传统家庭制度、传统哲学以及进行权威中松散开来。”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毛泽东开始走出乡关。在东山小学堂时期，毛泽东开始接受康梁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主要是借助康梁反儒。

有些国外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对毛泽东反儒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迈斯纳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叛逆在1915—1919年的‘新青年’时代获得了它最极端的表达。那批新知识分子对传统观念的全面抨击，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旧时代传统和组织机构的排斥，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上没有生根。对传统观念的抨击同时是对他们的社会独立性的肯定，因为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它既不与任何社会阶级联结，也不是任何社会阶级代言人。这样，从那个垂死的绅士阶级中产生了一批自主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排除了这些知识分子所叛逆的那个阶级的继续存在。”这种关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反映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阶层对封建买办阶级及其思想文化的普遍失望和不满。

还有些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儒学的认同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表现出来的。在长沙，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导引下，学习了通过西方文化诠释了的儒家思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新儒学”。而杨昌济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儒学把国家当做天然合法。由爱国家推至爱民族，在国家与民族面前，个体是渺小的，国家民族是重要的。应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一点对于民族主义的宏扬是有意义的。第二，重实学精神与崇尚曾国藩。儒学当中有心学、理学与朴学、实学之分。杨引导毛重视实学作风。儒学的心学理学路向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已经把专制当做天然合理，根本违背了实学精神。已经对儒学之弊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实学的肯定暗合于实学路向。第三，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观。认为到达天下“大同”的路径是修身为本，继而展开民众启蒙。通过道德教育来实现“天下为公”的设想。毛泽东认为，天下大治固然好，但不现实，在他看来，大多数社会当中存在的乱未必一定是坏事，乱也可能带来更好的治。其实，无论乱还是治，都是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现象，毛泽东的进步在于看到了乱的长期性与漫长性，但他此时并没有能力来分析导致乱与治现象出现的根本机制是什么。这一观点，固然可以反对乌托邦的社会构想，但也为后来毛泽东晚年问题埋下了一个伏笔。

不难看出，杨昌济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体现了中西方之间的对话，既倡导学生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制度和科学技术，又要求学生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整个地取代中国的文化，而是推动中国的文化恢复活力。这是典型的“新儒学”构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毛泽东一直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与发扬。但是对于西方的东西毛泽东却不是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亦为后来作了铺垫。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苏所认为的那样，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扩大了传统的古典作品、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还扩大了西方思想方面的知识，尽管这方面的知识不算很高。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主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典籍、文学和历史）的影响下和他对这种传统思想的反抗中形成，也在与西方思想的初步接触中形成，不过程度上要少一些”。

在国外学者看来，成熟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已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在现实中，毛泽东也展示出他所创造的理论的生命力。但在一些学者看来，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地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他早期所受的教育为他后来思想的形成留下了某种框架。但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很强的反叛性。诺曼·莱文就曾指出：“毛泽东反叛中国古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学方面和伦理学方面。每个方面都既有继承又有中断。毛泽东借用古代的思想，但把它们置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毛泽东通过利用过去而推翻过去。他借用过去的某些思想，但把它们置于革命的背景中。”

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国外学者讨论的焦点，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晚年毛泽东有两大行动：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我们国内的认识不同，国外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把十年“文革”分为两个阶段：即，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被称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年，而从1972年以后，则被称为是“文革”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冲击。中国台湾学者叶青（原名任卓宣）认为，全盘西化的实质是消灭中国文化。而全盘西化又可分为两种，一派是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在右的方面来批传统；另一派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晚年，对于“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攻击就是针对了他们的“鼓吹剥削阶级的道德”来的。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绝对必需的。相对应，《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小说”。此类书籍虽未禁止，但不提倡大家去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外的一切，俱在消灭之列。因为这一切，不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所遗留，就是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所建立。现在，毛泽东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都成了反动。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合需要。总之，毛泽东思想也是全盘西化派之一种。不过它是全盘西化于马列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乃马列主义的一种形态或支流。这与通常的全盘西化于自由主义不同，但在全盘西化的一般性上是相同的，要全盘消灭中国文化也是相同的。因而在反民族主义上就一样是相同的了，于是与全盘西化派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于叶青这种观点，撇开其明确不同的政治立场不谈，他有两点似乎是对的：一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本质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内一个“变种”，与马克思主义是同根同源的。这一点倒没有讲错。二是明确指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差异。这也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包括中国传统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继承与学习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先进理论、科学理论。而且，更应该看清的是，在解释和改变现代社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发生对立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吸收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大力批判旧文化，积极倡导反传统，就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叶青在此处的做法在主观上全无“善意”。他强调的第一点，是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强调的第二点，则是丑化毛泽东，用“全盘西化”这样的字眼来评价毛泽东，这是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同样，“批林批孔”运动在有些国外学者看来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日本学术界对“文革”和“批林批孔”的认识很具代表性。根据日本学者竹内实的说法，在“文革”当中，日本学者绝大多数是赞成“文革”的，而他本人则是例外。而赞成“文革”的那些人是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并且公然对这些人加以指责。也许觉得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头三年的“文革”在日本学者看来，是以发动红卫兵或工人选择派的非常状态搞起来的，即呈现出了所谓“天下大乱”的状态；而“批林批孔”运动则完全是按照正常秩序进行的，其可以说还是“天下大治”的样子。日本学者大多肯定“文革”而对“批林批孔”运动持褒贬参半的态度。这些问题，凸显了国外学者解读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异域情调”，显然是与历史的真实不相符合的。

针对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国外学者指出，批判孔子的极端，竟导致了称赞秦始皇，这似乎暗示着儒家与法家在思想上的对立。法家当然是主张法治主义的，可以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角度来加以区分的话，那法治主义显然是属于性恶论。竹内实的意思比较清楚，与法家相比，也许儒家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新岛淳良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儒家文化讲忠孝两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孔子学说的根本就是“亲亲”，当自己的父亲成了罪犯时，儿子无论如何也要做到“父为子隐，子为父瞒”。与此相反，在法家的《韩非子·五蠹》篇中，把君臣关系视为“公”，把父子关系视为“私”，认为公与私不可能两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斗私”，也是根据儒法斗争的历史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毛泽东的思想倒是法治主义的了。德国因果·南特威希同样指出，毛泽东反对儒家和同情法家是有道理的。国家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现在法制国家道路上发展很快，值得祝贺。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流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指佛家思想和经过近代西方思想熏陶而形成的一些新学说。佛家思想之于毛泽东的影响，在国外学者看来，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早年时期。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出现过以佛学和墨学的平等博爱来反对儒学所极力维护的封建专制的思潮，比如清末新学即与佛学有关系。而佛学的这种平等博爱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因此，毛泽东从小就同情弱者，反对等级制与不平等。

后来毛泽东“由于读书所受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波及到一向平静的韶山，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毛泽东母亲认为对于毛泽东父亲的斗争形式应该是相信轮回与报应，不必追求“现世报”。而毛泽东直接顶撞的做法在毛泽东母亲看来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特里尔在这里指出，似乎毛泽东已经做好准备与“中国人的做法”开战了。麦克莱伦认为：“对毛发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信佛，直到青年时代才破除迷信。此事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还难于做出论断。佛教思想含有辩证法因素，这也许能说明毛泽东何以自学生时代起就往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

同时，由于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严重冲击，产生了中西融合的改良主义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托古改制”及“大同说”；谭嗣同、严复的西学；洋务派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些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主要体现于毛泽东在《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等文中都有对这些思想的评论，批判它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唯物观点和辩证观点不彻底的方面和唯心史观。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走好这段路，真正地把握好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国外学者列文森提出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那就是我们在考察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时，必须把中西方思想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改变联系起来，这就好比“语言”和“词汇”的关系。“外来思想传播的效果如何，它影响原有思想环境的程度如何，看来并不是取决于它们是作为某种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的抽象思想，而是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异质的母体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只要一种社会没有被另一种社会彻底摧毁，外来的思想就只能够作为某种新词汇为原有的思想环境所利用；而一旦外来的冲击及其对于原有社会的颠覆达到相当的程度，外来思想就开始排除本土思想，那么发生改变的就不只是‘词汇’，而是‘语言’本身。”如果说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最终也只是丰富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词汇”，那么西方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则表现为一个由接受新词汇到改变旧文法（语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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