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

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许多爱国人士在寻求救亡道路的过程中，这些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前进的指南。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曾经受到这三大思潮的熏陶，并在他一生中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实用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忆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的确，西方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的影响是较大的。实用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作为评判理论的依据。这种态度强调了现实的重要性，使青年毛泽东能够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各种理论思潮。另外，实用主义在其注重实践的理论中，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一样，给毛泽东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务实的精神。

自由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确实从小就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青年时代是他思想的转型期，各种思想影响着毛泽东。就像毛泽东后来对斯诺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不过，虽然毛泽东年轻时受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但从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产生了纠葛，最终与自由主义脱离。这可以从毛泽东在1937年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中看出，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特别在晚年又对自由主义作了猛烈的批判。毛泽东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始终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进化论对毛泽东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进化史观，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是欧洲近代影响巨大的思潮之一。在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康有为和严复等思想家介绍到中国。严复翻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籍，如《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影响甚大，很多人因此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的社会道德目标。毛泽东也深受影响，这是必然的。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一、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实用主义

毛泽东与西方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国外学者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国外学者看来，“实用主义”是可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胡适的实用主义。而胡适的实用主义是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发现了这种哲学学派（主要人物有皮尔斯、詹姆士、杜威），并潜心研究以便将这一原则融入中国的思想中。国外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到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胡适与毛泽东的密切交往，加深了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的理解。而且他们断言，毛泽东一生都在不自觉地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

美国学者斯塔尔专门写作《论实用主义思想的可能性：约翰·杜威和毛泽东的认识论原则》一文，详尽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同约翰·杜威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间的关系，指出毛泽东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反对胡适及其方法。他在评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断言，毛泽东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主义是不够的。毛泽东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的综合”。他论证说，毛泽东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确实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斯塔尔为了证实毛泽东的实用主义观点，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为了证明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实用主义，他又联想到毛泽东晚年实用主义的表现。斯塔尔说：“即使到了‘大跃进’前夕，也就是人们大多认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最缺少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毛泽东仍坚持说相反的话。”例如毛泽东讲道：“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主义者。”因此，通过对毛泽东与实用主义的全面考察，斯塔尔得出结论说：“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

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他论证说：“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胡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杂志《每周评论》曾热情地为它的问世而欢呼，一个评论员在介绍《湘江评论》开头几期内容时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这些话的作者实际上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自己。”施拉姆接着说，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受胡适的实用主义影响，但是，“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毛泽东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魏斐德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在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提醒党的干部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毛泽东似乎是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对他而言，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武器”。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的观点大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五四时期，实用主义是较为流行的思潮。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对实用主义大加赞扬，并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良药。他对皮尔斯、詹姆士、杜威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皮尔斯强调了一种“科学实验的态度”，即“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若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皮尔斯的学说说明了一切观念的意义在于其产生的效果和它所指示的人们应该养成的习惯和行为。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很相似。胡适认为詹姆士的真理就是一种工具，因为它有用，所以才把它叫做真理，即“有用即是真理”。这种实用主义体现在人生观上就是积极的、创造的人生观，“我们尽一份力，世界的拯救就赶早一分。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但是这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全靠着你和我和他的努力贡献”。对于杜威，胡适认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把经验当成生活，生活就是适应环境。他的目的在于使人逐渐养成一种创造的智慧，以便能够满意地适应环境，因此，“知识乃是一件人的事业，人人都应该做的，并不是几个上流人或几个专门哲学家所能独享的美术鉴赏力”。而且这也是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观的理论基础。胡适受杜威的影响，也提出学校自身应是一种社会的生活，学校的学业应和生活是相联系的。总之，教育就是生活。应该说，杜威的观点对青年毛泽东平民观理论的形成确实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有些国外学者通过一些表面性的研究，简单地把毛泽东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相等同起来，致使毛泽东实践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特性被否定，而与唯心主义画上了等号。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毛泽东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是存在诸多相似点的，比如说，它们都承认实践过程的重要性，认识是在行动中获得，实践是获得认识的唯一方法。毛泽东指出：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是实践。在实用主义者那里，行动是观念的来源。再比如说，他们都认为思想、观念是否是真理，主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尽管毛泽东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有着上述诸多的共同点，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观绝不是实用主义实践观。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毛泽东的实践观与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出发点不同。毛泽东的实践观从社会性的人出发，而把人理解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实践中的人；而实用主义实践观只是从人的生物性出发，而撇开了人作为社会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对于社会问题、政治活动而言，只有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此外，毛泽东对真理问题的理解也与实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者把真理和有用直接等同起来，即主张“有用即真理”。国外一些学者强调毛泽东注重真理的实用性，他们认为在这个观点上毛泽东与实用主义是相同的。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也主张真理与有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他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不过，与实用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是集体主义的功利主义（有用性），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这个客观标准是同任何个人的利益或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主观标准相区别的。而且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他曾强调：“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由认识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程度所决定的。真理的有用性是不足以成为衡量真理的标准的。

总之，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实践观与西方实用主义实践观相等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毛泽东的确曾深深地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但是后来，他否定了胡适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明确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二、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中大都有对毛泽东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关系的论述。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同时还有中国传统中的）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无论在青年和晚年的思想中都渗透着浓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

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杨昌济。史华慈在他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泽东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应。“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不过史华慈指出，毛泽东的个人观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杨昌济在海外留学期间深受康德和英国唯心主义者H.格林的影响，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毛泽东受个人主义影响特别表现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个人主义是很特殊的，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

施拉姆把毛泽东受个人主义影响的时间更加提前，认为毛泽东早在东山小学学堂时，就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接受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也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来源主要是在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学习过程中，杨昌济是毛泽东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他说：“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这种强烈的影响反映在“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稍许不同，“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另外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表现还突出地反映在《民众大联合》中，他说：“如果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有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

魏斐德教授更是对毛泽东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分析最完整和深入的学者。他也认为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影响比较大。他论证说，杨昌济的思想中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不论毛泽东接受杨昌济的什么著作和教导，他都无疑相信意志是个性的本质——在转向社会改造时被完全实现了的一种不朽的核心”。例如，杨昌济在讲课中经常喜欢将王夫之、谭嗣同（他特别赞赏《仁学》）等中国哲学家和康德、斯宾塞、罗素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

魏斐德认为，个人主义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使命，毛泽东受到当时有名的《新青年》杂志影响。《新青年》中有很多是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国外自由主义的文章，陈独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毛泽东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也有通过陈独秀的因素。魏斐德说：“毛泽东读过每一期《新青年》，他甚至把主编陈独秀的部分文章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陈的一篇文章也许促成了毛泽东发表第一篇著作《体育之研究》，它主张中国人民训练自己天生的体质和体力。”虽然陈独秀补充了杨昌济强调个人作用的见解，但是毛泽东一开始在杨昌济和陈独秀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指导下存在缺陷，可能由于杨昌济和陈独秀本能的缺陷，“毛泽东从特殊的精神跳跃到普遍的原则，从两重性的人的概念跳跃到统一的人的概念”。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泡尔生写的这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所相信的是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因此，“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第一次使毛泽东相信意志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利己主义不仅仅是自私。相反，意志却是自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

在魏斐德看来，毛泽东的自由主义主要受到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深刻的影响。他说：“杨昌济深受泡尔生理论的影响，他甚至指定这本书为他学生的课本。毛泽东极爱读它。”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时读过的那本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写下了12100多字的批语。由于《伦理学原理》有多处地方赞扬个人意志，因此魏斐德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些是受了泡尔生的启发。他说，“泡尔生提供给毛泽东的是一种对意志高于理智的理论证明。社会是由个人意志力量决定的。当纯粹的自我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时，毛泽东发现，自我虽仍从属于自然，但却不取决于自然。”魏斐德列举了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页边空白处写的“批语”：“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

魏斐德还探索了新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希尔·格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毛泽东的启示。他说，“格林的新黑格尔的自由观只有通过发现运动的意志对象才能保持自主：人要自由，必须思变。自我发展就是社会发展。”这一思想影响了杨昌济，“我们应该把格林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同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像王阳明那样，为发展自我而发展世界。”魏斐德委婉地说：“尽管这点与毛泽东主义非常相似，但我不能肯定地说出毛泽东在长沙学习时期对格林哲学的吸收程度。”但是，“而从格林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对意志的热情赞扬，也不仅是卢梭的市民社会，而是把政治社会描述成个人实现的工具。国家复兴了，就会促进个人自由；因为没有全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

最后，魏斐德通过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来源的探讨，甚至联想到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于自由主义影响着他，“毛泽东关于历史与意志的解说可能来自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遗产。但只要有一个理由——自由观——毛泽东就转向其他的来源”。

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受到康德的影响，所作的《体育之研究》存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萌芽。他认为这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二是人是身体的存在，是天地之一物这一宇宙观、人生观。另外，他认为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中有明显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他说，“批注”的思想可以整理为两个中心主题：“精神的个人主义”和“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而“精神的个人主义”是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主要原则，“人生的目的即至善，即具足之生活。”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并且他比泡尔生更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原理》从近代西方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出发导向利他主义，以图调和两者。‘批注’相反，它从中国传统共同体伦理的利他主义出发导向利己主义，试图将利他包含于利己之中。这是一个以宇宙和自我合为一体的精神之我。可以说，毛泽东将杨昌济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包含于他的‘以吾为主’之中，并继承了‘有公共新之个人主义’，把它改进为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

在毛泽东的思想与个性中，西方的和中国传统道家的自由主义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的确，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强调自我主体性，他说过“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话，相信“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国外学者大多把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看成是毛泽东接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标志。的确，这篇文章闪烁着明显的自由主义的影子，但是与其说毛泽东那时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还不如说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主要在于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比如，毛泽东在一开始就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不过，青年毛泽东的确在研读西方的政治思想时，受到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主要不是反映在《体育之研究》中，而是表现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起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外学者在这一点上的分析基本是合理的。不过，还需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不仅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且还一度接受了西方团体主义和新个人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可以从后来的《民众大联合》中看得出来。

国外学者论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而没有谈到毛泽东后来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和探讨。可以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弊端进行了专门的批判。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因此，毛泽东号召“反对自由主义”。

虽然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并不表明他没有自由的情怀。一直到了晚年，他已经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了，他仍然敢于在与外国友人谈话时抒发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情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浪漫主义豪情、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浪漫主义豪情、自由主义思想与他反对自由主义、主张统一思想的奋斗相反又相成，体现出毛泽东的复杂人格。但是，就像一开始所说的，毛泽东年轻时受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但从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相脱离。这不仅可以从毛泽东在1937年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中看出，而且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特别在其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对自由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

三、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进化论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进化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关系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史华慈和魏斐德。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认为，毛泽东主要从康有为、严复和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得到的证实进化的客观的普遍科学规律。他甚至断言，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的学说和达尔文主义的结合，“毛泽东似乎能够把如下两种传统的精华结合起来：即把诸种宇宙力统一的传统文化观念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马克思的决定论的西方观念结合起来”。根据史华慈的分析，欧洲思潮中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传入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向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作用”。

（一）毛泽东进化史观的来源

国外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观思想主要来源于严复翻译的著作。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半年后退学，每天泡在省立图书馆。在半年之内，浏览了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其中有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另外还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史华慈在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从严复思想的研究入手，阐释了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的一套整体分析。其中主要讲了严复介绍的西方达尔文主义，以及作者对此的评价。

史华慈认为，在严复看来，进化论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不仅自然界，就是人类社会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发展的。“天演”就包含着宇宙整体之意。赫胥黎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坚决反对将进化论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严复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对此，他不断通过按语加以批评。史华慈指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实际上不是在讲解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在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赫胥黎的思想必须依据19世纪末开始于英美两国的普遍反对斯宾塞正统观点的事实来理解。那么，严复为什么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来介绍呢？首先，史华慈认为赫胥黎的著作确实以见解生动的、几乎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其次，因为赫胥黎对人类的困境比对宇宙的进化更有兴趣，因此，他的思想广泛设计了人类思想的全部。最重要的，赫胥黎反斯宾塞的观点，给了严复为斯宾塞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极好的机会。

史华慈最后说，《天演论》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天演论》中，严复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严复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而对于严复的许多年轻的读者来说，构成《天演论》的中心思想的，则显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

魏斐德也认为，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它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尽管赫胥黎的意图是用伦理社会进步学说来反对斯宾塞的宇宙进步理论。

（二）国外学者论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进化论观点

国外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斗争学说来源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通过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考察，史华慈把落脚点放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即把斗争和分裂看成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在青年时代阅读过的小说已经使他确信了斗争的价值”。史华慈进一步分析道，“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共同思想是追求和谐，对斗争表示反感并视之为纯粹的邪恶之源”。那么，这种思想是怎么样影响毛泽东的呢？中国思想家严复和梁启超所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吸引了对于经济解放相当敏感的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就个体而言，提倡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与传统的经济相融合；就整体而言，追求国家间的超越，隐喻着一种团体冲突”。

魏斐德也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在斗争哲学思想，毛泽东相信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大自然在其阻碍人类进步的地方是不友好的：需要筑坝的河流，需要搬迁的高山。这是同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反对自然；这在原则上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看来，自由就是解放人的天赋能力。魏斐德为了解释清楚还列举了“愚公移山”的例子，认为这个寓言中的上帝只是一个救星。真正有创造性的力量是人的种的（和自然的）繁衍；人仍然是这个寓言的中心。魏斐德指出，毛泽东同时把这种进化论的斗争学说运用到人与人之间。他激动地说，“毛泽东似乎能够把如下两种传统的精华结合起来：即把诸种宇宙力统一的传统文化观念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马克思的决定论的西方观念结合起来。”那么，人既是自然的又是反对自然的吗？完全不是。因为“征服自然”这一名言照字义解释就是对天宣战，所以在“大跃进”期间率先突击耕地积肥的农民不再靠天吃饭。虽然这的确暗示着天（在传统意义上是与外在权威以及无法控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和自然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是含糊不清的。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的融合的思想，在其诗歌的比喻中尤其明显。于是，魏斐德指出，斗争学说在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对这种关系的思考并不遵循假定社会人和自然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的探究路线。

1898年，严复所译《天演论》出版。当时正值中国甲午战争后，列强诸国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之所以出版《天演论》就是“要突出进化规律的普遍有效性，要宣传、介绍事物共同遵循这个普遍观念，要指出中国并不特殊，并不例外”。正是因为事物都是进化、发展的，那么起而奋斗，就会有希望。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通过自我奋斗，改变了环境者，才能生存下去，这也是《天演论》的核心。《天演论》所展示的不仅是改变现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待自我及社会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永远不要自满于现状，静止就意味着死亡；在逆境中，也不要消极颓废，要自强、自立、自主，通过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赫胥黎的进化论不同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那里，优胜劣汰只是为其剥夺、压迫殖民地人民寻找借口，其实质就是强权主义者的价值观。当然，赫胥黎的观点也有不足。当他在论述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因时，认为由于人先天地具有“天良”，因此能够互助互爱，共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

国外学者大多把毛泽东的进化论和改良思想看成是受到严复的影响。其实，笔者认为毛泽东首先是受到康有为的进化论的影响，后来转向更为正统的进化论学说。康有为把进化论与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宣扬一种“变的哲学”，极力推崇“动、变”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处在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中，以此为其改革做思想上的准备。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他结合“阴阳说”指出了事物变化的动力，认为“事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康有为所主张的“进化”和“变”都是渐进的。梁启超继承了康有为的思想，认为变法势在必行，只有“变”，才可以保国、保种、保教。但他认为，正是因为强调变的渐进性，因而无法触动旧秩序的根基，所以变法失败。因此，梁启超作《新民论》，论证了破坏的必要性，甚至把人类的进步归因于破坏，认为这就是进步的代价。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非常熟悉的。破坏与建设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这一点在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中频频出现。这种变化、破坏的动力常常被归结为精神的力量，在康有为那里可见到“如天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谭嗣同那里则是强调“心力”。这是因为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认为自身力量弱小，才一味地夸大精神的作用。

国外学者认为进化论与主“变”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正确的。他首先肯定了“动”、“变”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即“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种宇宙观使他能够以正确的眼光观察现实，认为中国的局势正处在灭亡和新生的关键时刻，这时最重要的就是正视现实，以变为本，也就是通过革命使中国重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之必要也”。他相信经过人为的努力，中国是可以强大的：“吾尚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德意者也，无忧也”。

此外，魏斐德把毛泽东关于斗争的学说看成是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观点也包含一定合理性。但是把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大跃进”看成是毛泽东不顾规律对自然的斗争，并且把它追溯到青年毛泽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这是不合理的。

毛泽东所讲的“斗争哲学”的含义是指被压迫人民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可以把“斗争”概念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事物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斗争，对立面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斗争思想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所讲的斗争不仅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互相排斥的特性，还指作为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在人与物关系中，毛泽东把生产活动称为生产斗争。在人与人关系中，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新旧斗争来概括。斗争就其本质而言即是实践活动。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不仅来源于西方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与传奇小说中的造反精神、反抗精神、斗争精神的启发，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正是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之下，青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社会历史是一个斗争过程、竞争过程的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毛泽东又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加以印证，逐渐认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认识历史，以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过程的观点作为中介去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同社会历史是竞争、斗争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相同之处，这使毛泽东在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认同感。这样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本质的解释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有若干相同之处，从而决定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其独特的思想原因。

总之，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的造反精神和国外传来的社会进化论中的竞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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