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儒家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不可能忽略儒家思想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了历代钦定的官方思想。毛泽东自少年起就读儒家经书，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但青年时代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便转向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毛泽东对儒家哲学既有传承，又有批判。前一节重在表明毛泽东的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在实质内容上毛泽东则重在批判。因此，关于继承的这一方面，就不在此处赘述了。笔者在这一部分中针对香港学者金思恺关于此问题上的观点加以介绍和评论。毛泽东思想中对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历史观、认识论和伦理观三个方面。

一是斥“天命”，即在历史观上批判儒家唯心主义和固定不变的“天命论”，强调发展变化的唯物史观。金思恺引述毛泽东著作《矛盾论》中对董仲舒的批判：“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认为，毛泽东对“天命论”的批判有两方面的意义，即它与唯物论相对立，方法论是固定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事物本身运动发展这种既辩证又唯物的观点。从历史观上考察，他既批判又区分了固定不变的“天命”的历史观与运动发展的历史观。

二是在认识论方面，批判儒家个人修身养性的内省修养方法，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毛泽东著作中，曾批判“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金思恺分析说，这两句话是从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引申出来的，然而这种认识不应只认为是道家思想，而是儒家借用老子的话以说明其内省修养方法。在孟子时就强调“存其心，养其性”，后来韩愈在《原道》中发挥了《礼记·大学》中的相关思想，提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学习程序。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完全不同。金思恺还说明毛泽东的“知行合一”观与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观有根本区别。《实践论》中的知行合一与王守仁等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合一观甚至是对立的。王守仁说的“知”是指孟子的“良知”或“天理”，他要求“致良知”是向内心求良知，再将其注入客观世界。他说的“行”也不是“实践”，而是指“一念发动处”。金思恺分析说，王守仁的“格物致知”源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思想，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认识论。金思恺认为毛泽东是强调实践的，他还批判孔子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者，将其视为小人。金思恺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个人对于自然的实践，更着重于社会实践。于这方面，儒家特别轻视。……由于儒家倡导修身养性的内省修养方法，轻视实践，轻视劳动，因而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统治的社会里，形成了‘学而优则仕’脱离实际的特别阶级。毛泽东针对这一点，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由上可见，毛泽东在认识与实践劳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是与儒家思想严格的划分开的，并早已在作针对性的改造，并视之为革命与不革命这样严重的界分点。”

三是批判儒家社会伦理观的“仁者爱人”，即超阶级的爱，强调人性论，主张用阶级的观点看爱与恨，强调阶级论。金思恺评论说：儒家认为“仁”是“天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两个问题上与儒家的“仁”相对立，一是人性论，把“仁”看做是人的天性，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另一个是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是超阶级的爱。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许多文章中反映出来。在毛泽东那里，人性是有的，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换句话说，人类的爱自从分化为阶级以来，就没有统一的爱。金思恺在其结论中指出：“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所谓一切人的‘人类的爱’，根本是假的，孔子所讲的‘爱人’，也不例外，实际上只是爱‘剥削者中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爱人’原则，是‘只能爱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人’就是工农群众”。

在毛泽东与儒家思想关系问题上，以上介绍的金思恺的观点，总体上讲，金思恺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规范的。这也与其华裔的背景有关，这一背景使他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除金思恺以外，国外学者还有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但笔者还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彼此间有较大的不同，甚至有些观点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以下重点介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供读者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性研究时使用。

国外学者史华慈认为：“毛早年在‘传统的中国’的生活，对他的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美学和文学（非民粹主义的）观念全是中国式的，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就用它来包容他所感兴趣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毛泽东对“人民”遭受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在他接触外来民粹主义思想之前，他就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

国外学者窦宗仪认为，毛泽东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离不开儒家思想背景的影响，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的相通之处是促使毛泽东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条件。而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的相通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两者都竭力反对认识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第二，两者都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三，两者都坚持认识论的目的性，其最终目的是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曰“道”；第四，两者都坚持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第五，两者都认为事物运动的根据在于矛盾或阴阳对立；第六，两者都坚持认为，世界永远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发展变化过程是，对立的事物由矛盾趋向统一，之后，对立的双方之间相辅相成，但逐渐又产生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这些观点也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主要观点。窦宗仪还认为，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理论是和儒家相同的。它是根据这样的信念：人类因有智力和思想而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还必须有改变世界的意志。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信念呢？儒家认为，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动具有信心，或者说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自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是可行的。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若不相信自己要付诸实践的思想具有真理性，便会丧失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意志、目的和激情。所以，认识必须成为个人的一种信念，信念会使人们有决心将个人的认识付诸实践。人类是万物之灵，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所不存在的事物。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取得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论著中，唯有在坚持实践在认识论中居首要地位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窦宗仪对儒家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儒家，而是经过改造了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儒家。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史的变迁演化，不是本文篇幅也不是本人的学力所能允准的，故不在此就这一问题加以展开。

澳大利亚学者王衮吾在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中指出，毛泽东与儒家思想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关系。他认为，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儒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学似乎给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看起来，攻击儒学，也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中国的历史及其价值”。五四运动以来，激进派和革命者们攻击儒教是中国一切过时的、落后的事物的象征。在统一战线时期，毛泽东曾毫不犹豫地引用儒家的说法，如著名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还极力提倡按功绩来选拔干部，这与儒学关于贤明统治者要根据功绩来选大臣和官员的标准，是相呼应的。此外，毛泽东对孔子给予的批判是温和的。到了50年代，毛泽东开始贬低孔子的名望，到50年代末期的“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之后更加强烈。例如，他曾引用了孔子“诛少正卯”的事例来嘲笑“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在他那里，孔子成了搞宗派政治的代表了。但是，到这时，他对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渗透到中国语言文化的各个方面已经非常不满，以致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批评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到60年代，当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与西方和苏联对立，中国知识分子再次开始转向中国自己的伦理和精神源流时，毛泽东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不耐烦和苦闷了，他说：“孔子说，‘仁者爱人’。爱谁？爱所有的人吗？没有这种事。爱剥削者，也不是所有的剥削者，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到1973—1975年时，毛泽东对儒家思想已经到了非常尖锐化的程度，批孔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王衮吾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也许内心确实未想过去同孔子比。他肯定认识到了，除非自己能完全改变中国人对孔子的看法，否则，这种比较就只能是自找烦恼。……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把他（指孔子——笔者注）当作圣贤的先入之见，而且最终也是为了一旦毛泽东与孔子比较的话，能使得毛泽东处于有利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将看到，毛主义不仅仅是在当代比孔子在它的典盛时期更具进步性，而且毛泽东还有着改变世界的深远意义，而这是孔子所不曾有的。”王衮吾的这一段话，带有心理分析的性质，但不能说是完全主观的臆测。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十分激烈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有其合理性与普遍性的成分。某些观点可以历久不衰，可以走入当代。但是，儒家学说从整体上完成其现代转型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笔者认为，晚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多批判，较少肯定。其优点是“大病要用猛药治，矫枉必须过正”（胡适语），其缺点或遗憾在于“泼洗澡水泼走了孩子”（黑格尔语）。如果我们能从这样两个角度来评价毛泽东与儒学的关系，完全可以得出比较辩证、比较中肯的意见与结论。

美国学者斯塔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很有它的可取之处，它在汉代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以后，就一直试图把对立力量糅合到一个整体中去，把其他学派表述自然界对立的理论糅合进儒学的框架内。但有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儒家和道家）都具有的，那就是都已认识到事物对立面及其变化。毛泽东似乎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合理吸收，他也把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看成事物自然的、既定的状态。

1958年毛泽东就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而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毛泽东由于自己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够很容易地接受上述思想，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在地充满着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这是儒家学术留给毛泽东的宝贵遗产。但毛泽东对儒家思想还进行了改造，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对立力量的互补性，对此毛泽东是很难接受的，毛泽东反对对立力量的互补性和从互补性中导出的结论，即认为变化的性质是循环的或连续的，赞成构成自然和社会固有对立面的本质特征是冲突，而不是互补，对立所引起的变化必定是前进性的，而不是循环式的。

诺曼·莱文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一种伦理学说，它往往成为人们作决定和选择的合理解释的基础。而这种伦理学说的核心则是对王权、族权和夫权的支持。毛泽东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层次上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的许多观念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继承。同孔子一样，毛泽东也重视个人在自然面前的改造力量，强调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强调个人意志是一切人类改良计划的基础，承认自我意识在人的动机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吸取了孔子伦理模式中对意志和自我修养的看法，但这种吸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能把它们置于一种革命的模式中，服务于革命的目标。意志与自我修养，虽然在毛泽东有关人的行动和人的意识变化的思想中占有首要地位，但它们都服务于毛泽东的目的，服务于革命意识的创造，而不是被导向什么圣贤、什么伟人和什么家族的服从关系。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是利用孔子的观念推翻孔子的文化，对孔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颠覆，从现实革命的需要出发把孔子文化中消极因素进行了扬弃。他摒弃孔子的“社会寂静论”思想，拒绝孔子把知识看做基本上是追求内在的自我道德修养的想象，以及把人类道德看做脱离一切环境和社会的依赖或关联的见解。

还有些国外学者从另一种角度强调毛泽东的思想的中国根源，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例如沃尔夫冈·保尔（Wolfgang Bauer）在分析毛泽东的理想的传统渊源时，认为它包含着中国的幸福观念。而理查德·所罗门在《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则把毛泽东的政治基础严格地限制于文化方面，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模式，即中国政治文化鼓励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因此毛泽东争强好胜的个性使他成为自然的领导人。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摆脱困境》一书中在分析传统根源对20世纪发展的影响时，指出道德方面自律比心理模式的解释更有合理性。他认为，中国人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行为模式的限制，但在观念上中国人受到了新儒家思想遗产的束缚。新儒家思想中心预设就是个人的道德困境，在中国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固有力量，使人们产生了想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愿望，这种愿望又引导了许多中国人满腔热情地去献身于摆脱这种困境的事业，这样一种对个人道德困境的乐观主义的拒绝，设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20世纪发展的边限。

国外学者魏斐德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是个连续性的整体，蕴涵着浓厚的中国意味。毛泽东《实践论》的最后一行文字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王阳明，把毛泽东的“知行统一”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联系起来，两者都指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在魏斐德看来，王阳明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的论述不仅影响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理论家同样影响了毛泽东。魏斐德认为，马克思和王阳明的实践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毛泽东就处于这个差异之间，它们的差异首先是表现在对哲学研究的态度上。王阳明的实践形式是在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下为了防止善的追求者由于过分迷恋抽象的存在之理，忽视从事世俗活动的必要性而提出来的，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形式，它不是作为解决真理问题的逻辑方法而提出来的。他的实践形式包含着对抽象认识的指责，对过去“道”的强调。而马克思不同，他的实践是直接反对唯物主义忽视人的意识的那种赤裸裸的庸俗性的，他把认识置于行动之前，试图运用辩证法来解决西方哲学史上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所谓的二元论问题。王阳明则强调“良知”对具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作用，他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相容的一元论，用变革事物的实践把意志和抽象知识分离开来。毛泽东把这两种实践形式进行了结合，强调特殊革命意识的重要地位，在毛泽东看来，行动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历史普遍性，只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才能进行真正的行动。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存在着影响作用的观点是国外大部分学者都能接受和认可的观点。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影响作用上。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呢？毛泽东对儒家思想是肯定还是否定呢？毛泽东对儒家思想是单纯的继承还是有批判的继承呢？这些问题在国外学者那里都忽隐忽现地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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