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民粹主义”（Popu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通常被看成是概括毛泽东政治哲学特色的重要概念。

“民粹主义”特色表现在，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革命动力归结于产业工人阶级，那么“毛泽东主义”则把革命动力归结于“人民群众”。“无政府主义”特色则在晚年毛泽东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当国外学者发现这些特色的时候，试图寻找理论和学说去诠释，而这是用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说所无法解释的。为了弄清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国外学者尝试跳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外去寻找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相比较，就是其中代表性的做法。

一、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研究的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他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研究至今还在进行中。

“民粹主义”是迈斯纳毛泽东研究最主要的基础性概念，对此，他作了如下界定：（1）民粹主义信条当中基本的因素是对农民在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2）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欧洲资本主义是一个魔鬼，俄国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避免资本主义。（3）民粹主义运动也带有一种虚幻的唯意志论色彩，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社会发展进程和政治事变完全是由具有“决断性思想的人”所决定的。他们能激发“民众”内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和革命的活力。迈斯纳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等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70年代，他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又写道：“毛泽东并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但民粹主义的观念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1982年，迈斯纳又把自己的一些相关论文结集出版，题名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使得这一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被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广泛运用，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他们中有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此外，日本一些学者也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倾向，如永野英身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

（一）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的来源研究

首先，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思想。魏斐德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家王夫之思想，特别是王夫之的如何利用“农民造反”的观点。王夫之说过：“用群盗者，大利大害之司也。收其归者有权，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铜马而帝，曹操兼黄巾而强，唐昭用朱温而亡。”魏斐德认为：“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搞农民运动调查时，他可能运用了类似的观点来作思考，但是他并没有小心谨慎地权衡利用农民运动的‘益处’和‘险处’；他那时正坚持认为，这种农村革命的洪流必将迅猛发展起来”。因为毛泽东在描述农民运动时说：“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白话文小说和武侠小说中也存有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8岁时，就爱读《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来他又读了宋代英雄岳飞的传记和18世纪的小说《红楼梦》。……在这些故事中能找到一切：军事的价值、改朝换代的理论、关于坏人和英雄的刻板的人物区分，甚至还有某种民粹主义”。

史华慈认为，毛泽东在接触外来民粹主义思想之前，就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有对人民有仁爱之心，“传统的中国思想倾向于农民，致使同志者也不得不这样做。……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民间经常表达出平等的思想，要求满足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

迈斯纳一开始时把民粹主义倾向追溯到李大钊，但他一直存有困惑，为什么毛泽东在没有读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情况下，却始终如一地坚信农民革命的自发性、落后地区的有利条件、意志的重要性和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迈斯纳认识到，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可能有其本国文化的根源，“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才形成的”。在强调中国传统知识对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同时，他更多强调从“似乎更多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因素里寻找民粹主义成分出现的原因”，强调在苏联和中国“独立出现的某种相似的革命思想方法”是由于一些相同的原因，诸如面临资本主义的传统，农村生活的破落，两国都缺少一个资产阶级，等等。“民粹主义可以被看做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人与社会的代价，特别是对那些由农民所承担的代价的一种反抗，但它不是一种农民的思想，而是一种代表农民大众讲话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思想。”

其次，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来源于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影响，“俄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先于马克思主义阶段，而在中国，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动多少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同时出现和发展的。在俄国，民粹主义逐渐趋向于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运动最终为列宁主义所抑制，而在中国，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动继续存在下来，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性质发生了改变”，当然毛泽东并没有读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他受民粹主义影响是通过李大钊，“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主要是通过李大钊而受到影响的。迈斯纳认为，李大钊1919年2月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是“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并认为李大钊“正是带着这些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也成为他的革命理论基础”，而这些东西，“都严重地影响到李大钊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并推测“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迈斯纳认为，“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受益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李大钊不仅在1918至1919年冬向毛泽东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毛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且还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大钊在l919年曾经向年轻的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1925年，毛泽东重新发现了农民，但正像施拉姆所指出的，李大钊很可能在1919年就开始走上那条重新探索的道路。”他认为：“在1919年中发表的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性著作中，他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发生了共鸣。他们都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的统一体，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未来是繁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成为席卷全球的伟大潮流。这些都是毛泽东在1919年中从李那里接受的观点。此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紧密地遵循李大钊所提的原则。”

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受民粹主义影响最初来源于李大钊，他说：“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农民并不特别关心，是一个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但是他和李大钊一样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另外，“他们不但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当做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

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实得益于李大钊，不过是帮助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不是民粹主义。不可否认，李大钊在一段时间确实受过民粹主义的影响，1919年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这是一篇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文章。毛泽东等知识分子曾经受到过影响，比如毛泽东的新村计划就是明显的例子。李大钊呼吁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还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倡导厌恶城市、喜爱乡村的民粹主义式情感，“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的结论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但是到1919年9月以后，李大钊的思想就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其标志是他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关唯物史观的几个主要片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思想的若干证据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过民粹主义色彩的观点大多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依据：

首先，毛泽东有盲目崇拜农民，即“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个倾向为“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的思想特征之一。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把毛泽东对农民的关心追溯到其早年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青年毛泽东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造反运动的重视，表明他是一个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的民粹主义者。国外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俄国的民粹主义，其主要标志是他1919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一个广义的民粹主义者。他把民粹主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民粹主义寄希望于农民，广义的民粹主义寄希望于人民大众。施拉姆说：“毛泽东1919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表明并不特别关心农民，因此他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民粹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迈斯纳也认为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书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同民粹主义一样，对人民固有力量的潜力的特殊依赖，“1919年下半年，在毛泽东正式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几个月出版的早期政治著作中，他看到中国人民作为唯一的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宣布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大声疾呼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行动”。魏斐德同样认为：“毛泽东编辑了他自己的一本刊物《湘江评论》；这份刊物发表了毛泽东的第一篇重要政治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这篇文章还处在一个前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阶段。”“毛泽东的民粹派文章准确地反映了1919年夏季社会骚动的特征。”

青年毛泽东创办以农业合作劳动为主的新村计划和自治运动被国外学者认为是在中国实行民粹主义的试验。他们认为，1920年青年毛泽东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毛泽东倡导湘人治湘，建立独立的湖南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关于区域自治联合体的思想翻版。永野英身在《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当时写的关于湘人自治主义的文章的思想背景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活动家关于区域自治联合体的民粹主义思想，“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仍处于1919年刊登在《湘江评论》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延长线上”。

国外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就不自觉地用民粹主义思想加以改造。他们认为，1926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主张用贫富来划分阶级标准，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另外，在1926年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赞扬贫农，认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和主要斗争力量，没有提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确定了革命的领导权属无产阶级。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思想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后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形的文化因素”。史华慈说过，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其说是出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如说出自俄国。我们这里找不到那些贯穿在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阶级独立的革命作用的责难，相反这里不断地暗示农民阶级自身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在1927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得更加显著。他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倾向体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把农民看做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自己。在毛泽东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报告强调了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干预和有组织的控制。迈斯纳进一步论说，在革命后的年代里，毛泽东那些倾向农民的民粹主义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民粹主义路线，“毛泽东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念，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迈斯纳认为，晚年毛泽东的“相信群众”民粹主义倾向表现得更加强烈，戏剧性地表现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赞美群众的“无限的创造力”，说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党则不如对群众那样非常看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起初完全绕过了党，号召群众反对党的大多数领导。

永野英身在《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是所谓“越穷越革命”的“米柜论”。这种阶级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巴枯宁的民粹主义思想。他们的思想共同点表现在：巴枯宁“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与毛泽东“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农民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巴枯宁“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民的处境、即解决他们的全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毛泽东“革命的问题是解决吃饭和失业的问题”；毛泽东要求革命家与农民在感情上融为一体，而巴枯宁也号召“到民间去”，要求以革命为志向的知识分子“真正地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巴枯宁“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与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由此他进一步发挥说，毛泽东“终生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意识问题。这件事意味着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为背景的历史必然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其次，在毛泽东的心态中有许多特征是民粹主义的。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长的不重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信任、反官僚的倾向、反城市的倾向，以及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怀。

迈斯纳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比，它们与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这些方面是：毛泽东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有成见；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主义色彩。”

具体地说，毛泽东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即一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中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的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具有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较少地具有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专家极不信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给群众，要向群众学习，还告诫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反城市倾向。迈斯纳认为，正像民粹主义者指责城市是资产阶级腐恶之源一样，毛泽东也在城市里找到了旧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滋生地。并且，“正如俄国民粹主义者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和普遍瞧不起西方城市无产阶级一样，毛泽东也是轻视现代西方社会各阶级，又担心中国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太易于受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由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存在疑惑，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对相对纯洁的农村和农民信赖上。

最终，由于毛泽东没有摆脱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试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历史阶段，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进而引发了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

国外学者谈论毛泽东思想的非正统性或民粹主义倾向，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1958年后把“一穷二白”看成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优势、“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和“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这种对落后优势的特殊理解与俄国民粹主义相似。他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的信念是“落后本身为革命的未来提供了道德和社会的特殊有利条件”，而与之相似的是，毛泽东思想中也存在着关于落后优势的特殊理解，“毛泽东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更相像的还有，“赫尔岑在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时宣称‘我们一无所有’那样，毛泽东也宣告中国是‘一张白纸’，并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总之，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最突出的表现。

（三）对国外学者观点的评析

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民粹主义思想？如果有，那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如何产生的？对他的一生有怎样的影响？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究竟有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1．“民粹主义”概念的澄清

对于当今国外关于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争论，笔者认为他们首先没有理解民粹主义是什么，很多国外学者一般把民粹主义追溯到俄国社会，并把民粹主义与俄国式的民粹主义相等同。的确，民粹主义在19世纪的俄国最典型，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导致俄国农民纷纷破产，遭受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双重压迫与剥削，一批农民的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精粹”，掀起了到民间去的拯救人民运动，他们把俄国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由此而来。俄国式的民粹主义虽然具有民粹主义的一般特性，但是它不能代替具有世界性内涵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是指一个国度在其不发达时期或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对现代化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种激进的话语以及相应的政治趋向或态度，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愿望。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被18、19世纪的英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思想家和18世纪后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出现的赫德、穆勒等人，还有20世纪东方各国如印度、日本和中国出现民粹主义的“沃土”所证明。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S.M.Lipset）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试图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平民），以寻找力量的源泉。这种倾向，汇同了当时人们对“德先生”的高扬，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冲击波。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主要是把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作比较。的确，在各国民粹主义中，俄国的民粹派独具特色。它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等，“他们大多沿循赫尔岑之说，相信俄国农民公社已经有一个公平且平等的社会——所谓的村社，俄语obshchina，是一种集体单位的组织，又名Mir”。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认定，只要以Mir为基石，参照法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就能超越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俄国的民粹派在开始成立时是激进的，有进步意义的。它批判了资本主义，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民粹主义者相信，这种农民公社的合作形式可能在俄国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发源于俄国社会（甚至一切人类社会）最深的道德本能与传统价值，西方为了达成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而对之使用暴力加以摧毁。19世纪民粹主义者运动的失败，使得他们不相信依靠政治能获得革命的成功。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行动开始走上了极端。民粹主义者发起了“走入民间”道路，得到知识的农民对他们产生了冷漠、猜疑和反感。另外，民粹主义者主张消灭国家，“把国家视为一切胁迫与不平等制度的体现，国家的本质为恶；国家消灭以前，不可能有公道与幸福”。正如后来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的一样，所谓民粹主义，是指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做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把知识分子看做超越社会阶级利益表达的自主阶层，能够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体系。

从上面对民粹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所存有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受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固有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国外学者混淆了“民粹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或者更直接地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平民主义”口号，其本意都不完全是“民粹主义”的意思，而在更确切的含义上，是指现代语义上的“民主”或中国传统含义上的“民本”。应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与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晚年所犯的错误，虽有类似于民粹主义的现象，但不能一概而论。

2．“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的历史阶段性厘清

毛泽东是否真的存有民粹主义思想？笔者认为，不能说毛泽东一生中没有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不能笼统地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上去考察毛泽东身上究竟是否真的染有民粹主义思想。

第一个阶段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由于毛泽东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因此，其思想也难免有某些不够恰当或错误之处，毛泽东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养料，自然是很有限的；他正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粹主义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这段时间受民粹主义影响而存在民粹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的代表性的著作《民众的大联合》和在1919年春夏之间提出的“新村计划”确实或多或少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但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俄国民粹主义有联系而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是缺乏证据的；或者说，毛泽东受李大钊的影响而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毛泽东可能受中国传统思想中本身存有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较多的观点，这影响着对这段时间毛泽东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理解。有些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1920年以后并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期间存在一个民粹主义的阶段，代表人物有迈斯纳、永野英身等学者。因而，毛泽东这段时间所写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民粹主义思想。

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是一脉相承的方法论体系。首先，毛泽东是依据中国具体的国情来分析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也就不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其次，毛泽东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看来，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必须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业无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越穷越革命”，他在分析游民无产阶级时，认为必须引导得法，才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也是一样，就经济地位而言，不可能具有“革命性”的，但是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自我发展的要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一致，是具有一定革命性的。最后，毛泽东对于农民革命作用的分析是以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为前提的。毛泽东虽未写明“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但在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分析中已包含了这种思想。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了“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的观点。这一问题的解决，使中国的农民革命具有了与旧式农民革命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前途。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毛泽东此时的阶级分析方法已很完善，实际上，确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例如以余粮剩米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带有较明显的直观性，至多是种形象的说法。直到1933年，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才系统地提出了以剥削量为主的指标体系，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科学概念系统。

因此，与国外学者所认为的相反，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反对民粹主义。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就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坚决把民粹主义思想清除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党内的民粹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其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及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丝毫没有染上民粹主义，其新民主主义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不但没有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比较多地谈到社会主义革命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强调进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于最终造成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但是，国外学者笼统地认为毛泽东这段时间是进行民粹主义的一次大实验，也是不合理的。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犯了类似于民粹主义的错误，和民粹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说，民粹主义是否定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而毛泽东主张要好好发展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比如说，毛泽东晚年也并不是国外学者所说的“敌视知识分子”，而断定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观点一样。很明显的例子，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导力量“红卫兵”，主要是知识青年。

3．关于国外“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的研究的意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在他的青年时期受西方各种思潮影响，不自觉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民粹主义思想可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来自于俄国式民粹主义。但是，自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终其一生，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思想是缺乏理论思考的，有着明显的缺陷。

但是，在得出国外学者论述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理解片面的同时，我们还要分析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发意义。

应该指出，国外学者提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是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迈斯纳等国外学者而言，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新问题，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但用马克思主义又很难解释中国这场革命，这又引起他们的困惑。这种文化心理在当时的国外学者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而在迈斯纳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迈斯纳认为，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试图变换研究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域中产生的新问题。所以，我们在他专门谈论民粹主义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把民粹主义视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多现象的思想源头，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问题、相信和鼓励群众的自发性、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穷过渡”思想等等。此外，国外学者特殊的思维方式，也是促使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外去解释毛泽东思想。国外学者喜欢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来考察在传统的理解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也是基于这一因素。

虽然迈斯纳等国外学者的观点确实存在明显的狭隘之处，但是，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的研究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国外学者对民粹主义的讨论带给我们理解民粹主义的新的视角，对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富有启发性的，不过也要避免国外学者以民粹主义视角定性地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民粹主义框架之外得到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二、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

国外对毛泽东和无政府主义学说之间关系的关注最先是从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开始的，毛泽东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的确，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当时思想比较激进，同时受很多外来思想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本杰明·史华慈在《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通过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来源，指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无政府主义只是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力量，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毛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只是到了后来，“列宁关于先锋队的思想，校正了毛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早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这一判断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国外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表明毛泽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认为，从《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文字：“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于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这一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这个时候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已经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而布兰特利·沃马克则果断地论证说：“由这段文字中派生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当时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论如何，更倾向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讲道，1918年他待在北京时曾讨论过无政府主义。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属于很温和的一类。”接着他又批评了理查德·所罗门的“毛泽东本人在学生时代，不曾认真地对待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暴力而赞颂暴力的行为”的观点。沃马克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涉及从对等级制有敌意的善良的人们，到激烈的虚无主义者的全部范围。“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赞成为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建立组织，但是反对用暴力来实现这些目标。”最后，沃马克断言，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怀有敌意，因为“这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原则，比如群众路线、国际主义以及善待改造后的反动派，都大致与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无政府主义的美德相符”。不过，毛泽东等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赞赏它对现存社会的拒斥和它的公社理想，但是又认为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正如毛泽东1921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到毛泽东在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渐渐脱离无政府主义，他说，与毛泽东五四时期的著作相比，可以说，由于不满于早期更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期待，再加上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早年的时候是否受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么对毛泽东影响是否很大？毛泽东受哪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外学者从这些方面对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考察，有些观点是合理的，有的则有故意夸大之嫌。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此后它几经演变，产生了各种流派。虽然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废除国家，反对专政，要求绝对的自由等等，但各派也有其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施蒂纳、普鲁东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二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三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输入中国之后，和中国古代的老庄思想等糅合掺杂，其学说既有变异，同样也有不同的流派存在。就其思想倾向而言，大致也可分为以上所说的三种流派。如早期有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报》派，有以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法国《新世纪》派，此后有以江亢虎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派，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派等。至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内部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若具体就北京大学而言，则主要可区分为两派：一是以“实社”、“进化社”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也被称为正统派；一则是以“奋斗社”朱谦之、易家钺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也被称为新虚无主义派。

要想知道毛泽东受哪派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首先要对五四前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流，这里有必要对两派的宗旨作一简要的论析。辛亥革命以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其思想体系是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信仰中心的。区声白和黄凌霜作为刘师复的追随者，在1915年刘师复逝世后，相继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他们组织实社与进化社，可以说是第二代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继承了刘师复的衣钵，信奉的是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核心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以“互助论”作为其理论依据，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其理想的无政府共产社会是“没有强权”，自发建立起来的以完全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在经济上实行共产制度，提倡一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区声白在《平民革命》一文中称，其目的在铲除资本制度及全球所有之政府，“以造成一真平等、真自由、真博爱之无政府共产社会。斯时也，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从而做到“天下一家”。相比较而言，朱谦之、易家钺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则兴起比较晚。此派以朱谦之最为典型，自称为“新虚无主义”，也被称为无政府虚无主义派。朱氏认为，“虚无主义的方法，可说是全从‘否定’出来”，他又最喜“发人所不敢发的疑问”，于是遂将流行思潮一一批评，1920年1月出版了《现代思潮批评》一书。在书中他批判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新庶民主义、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等流行思潮，提出了更彻底的虚无主义。同月，又与易家钺、郭梦良等合办了《奋斗》旬刊。他们以“奋斗主义”作旗号，以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施蒂纳的哲学当做奋斗的哲学，而且崇尚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以及中国老庄的“虚无主义”。这一派的理论，以自我为中心，鼓吹极端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我们的极端的主张，是要把现社会一切的旧制度、旧风俗，都把他完全破坏，完全推翻。”他们中朱氏称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虚空平沉，大地破碎”，毁灭了宇宙，人类灭种，才恢复真情的本体，达到绝对真善美的境界，从而将无政府革命推至虚无革命的极致。在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中，最激进的莫过于此派。此后，这两派无政府主义相互之间还展开了辩论。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受到区声白一派的“温和”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此时朱谦之一派的新虚无主义尚未形成。从其后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胡适就评论此文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文章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体现。在文中最能体现毛泽东当时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一段话是：“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并将其与克鲁泡特金作比较，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较为温和，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优点是从人民大众着手，因而这派人的意思更深远。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针对“打倒强权”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指出：“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在他看来，应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因此，他主张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由此可见，在激烈的方法与温和的方法比较之间，毛泽东所主张、选择的显然是后者。与马克思的“激烈的方法”相比，他更赞同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方法”，主张联合民众，对强权者进行“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使他们“回心向善”。此时他并不赞成搞激进的暴力革命，也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倾向于“温和”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态度是很明确的。毛泽东的这番议论与主张，显然与朱谦之一派所提倡的“新虚无主义”不同。朱谦之等提出要在中国进行彻底的革命，要求通过激烈的社会行动来达到其理想状态。他们的所谓革命便是破坏，破坏便是一切，破坏便是目的。如他在《革命的目的与手段》中说：“真正的革命，只是抵抗，只是暴动，抗税哪！罢工哪！暴烈弹哪！暴力的威吓哪！这都是革命的福音，这都是革命家唯一的能事。”在《破坏与感情冲动》中说：“我们因不忍看现代制度的不公平，不幸福，所以主张完全推翻，要用热烈暴力的手段，去根本解决，——就是破坏。我们觉得现在改良派说的，什么妥协，什么调和，什么杜威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这种躇踌，顾忌，似是而非的学说，真不值得一笑，休了罢！”“那么我就破坏去罢！破坏——破坏——一旦把旧制度，旧风俗，都放在暴烈弹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二）对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研究的评析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且有启发意义。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同毛泽东与民粹主义一样，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一直得不到令人满意解答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不自觉地犯了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倾向。不过，毛泽东在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对党的威胁时，他还是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1967年2月，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首长”，毛泽东评论道：“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首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有些学者不仅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分析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根源，而且汲取了无政府主义本身所隐藏的价值，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

另外，有些国外学者，如德里克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一文中夸大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此外，莫里斯·迈斯纳等人也把毛泽东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过分夸大，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还有些学者把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混淆起来，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渗透着民粹主义的因素，这些观点都是缺乏根据而又不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在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由于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因此，其思想也难免有某些不够确当或错误之处，毛泽东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自然是很有限的；他正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在谈到“如何打倒强权”的问题时，在《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中，确实存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传到中国，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在五四时期自属新思潮之一，许多先进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受过影响。毛泽东当然不能例外。他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光芒。不过，在1920年秋冬之交，毛泽东正式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告别了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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