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道家思想

在强调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影响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强调道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但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同，大多数国外学者在道家思想与毛泽东研究之间，强调毛泽东的辩证法和自然观同道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对事物辩证的认识来自于道家思想的影响。

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的思想，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十分强调事物发展的内部原因，因为毛泽东说过：“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就重申了《易经》中关于事物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论断。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是自生的。《易经》中说，一切事物均包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永无停息。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的论述充分说明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关于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原理可能是列宁提出的，但儒家的“太极图”早已预料到了。阴盛阳衰，阴衰阳盛。毛泽东把这种传统的文化进行了消化，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上述论述。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事物的多重矛盾，虽然他关于多重矛盾的理论观点受到了攻击，但大多数国外学者都一致认为，他引进中介因素，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以理论性解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窦宗仪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解释和新儒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间存在着联系。《太极图说》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理论的原型，“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极。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窦宗仪认为，凡熟悉《易经》的人都不难发现，毛泽东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和宇宙问题，同儒家形而上学的确有相似之处。《易经》上的一些论述足可证明这一点。总之，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大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窦宗仪还指出，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中吸收合理因素为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某些方面的不足作出了以下贡献：第一，毛泽东重申了《易经》中事物具有内在矛盾的论断。第二，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偶性。第三，毛泽东认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第四，毛泽东论证了量变和质变反复相互转化的性质以解决转化中介环节问题。

关于毛泽东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诺曼·莱文认为，毛泽东也有自然哲学，但是他的自然哲学没有系统性，是一种物理学哲学和道家学说的混合物。在诺曼·莱文看来，道学本体论的核心是由变化和过程构成的，在道家的形而上学中，变化与过程又被表述为产生于阴与阳的矛盾力量。毛泽东的自然哲学是一种物理学哲学和道家的阴、阳概念，前者把对立面的统一想象为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而后者则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上看待流动，把它看做形成宇宙的本质。毛泽东的自然哲学是中国化的自然哲学，是古代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近代热力学的融合。他还认为，毛泽东在早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他后期思想的形成留下了某种框架，而且毛泽东的著作中保留着大量的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引述，毛泽东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中国古典文化印迹的。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反叛的态度，反叛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形而上学方面；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学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既有继承又有中断。

诺曼·莱文这里讲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形而上学方面，主要指的是道家哲学；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方面，主要指的是儒家的仁学思想。在形而上学方面，诺曼·莱文认为，毛泽东的《易经》和道家学说的知识使他事先就倾向于把宇宙解释为过程。他在《易经》和道家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上获得流动和过程的思想，并给它以哲学唯物主义的根基。他跟随恩格斯、米丁和列宁的思想动向。在《矛盾论》中，他提到中国的形而上学，并把它们归入唯心主义。他的意思显然指《易经》和道家学说中的“变”的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们是从形而上学上奠基的。在中国的背景下，毛泽东把古代“变”的概念唯物主义化了。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也重点研究了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冲突，道家思想特别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允许和肯定相反之物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相反之物的循环变化。《庄子》中就有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道德经》中阐述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这样一种思想内核影响了毛泽东，使毛泽东认为冲突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中同样存在的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状态。道家思想能够很好地解释变化，其中最有力的解释就是辩证法，《庄子》中说：“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这是一种关于原始辩证法的表述，是道家思想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使毛泽东在吸收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时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

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独具特色的是韩国学者梁再赫。他在其《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摒弃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影响毛泽东的重要因素。从整体上看，这本书描述了在中国古代的《易经》和《道德经》中出现的阴阳论的“自然辩证法”，在儒家被释为王道，在道家被表现为自然之道，以及毛泽东把它完成了矛盾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全过程。从结构上看，这本书大量地融入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的深刻研究，第一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道”的概念，第二章阐述了毛泽东接受传统哲学和西欧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从方法上看，这本书融入了作者精心比较的理论研究方法，第三章对庄子和毛泽东的方法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说明自然和社会实践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梁再赫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与魏斐德是同一的。魏斐德亦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个连续性的整体，其中蕴涵着浓厚的中国意味。不同的是，在梁再赫看来，影响的主要是道家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他指出：“关于毛泽东与古典哲学的关系，西方曾有人论及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De Bary的观点有价值外，大部分只是停留于表面的议论。有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西方有不少著述，但与我们的主题只有间接的关联。而在日本，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革命理论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哲学与古典遗产的关系是由西方有名的权威人士确立过的。当然这些研究也只是限于几个方面。而且这些研究所选择的侧面也没有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及古代经典有系统的联系。此外，这些探讨几乎全部只是把中国共产主义与儒教联系起来，却把道教置之不理。本书的研究是以托马斯的观点为基础。托马斯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道教哲学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远比儒教的影响强烈。所以对于道教的理解会有助于更加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国内的研究之所以不能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不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深入地开展毛泽东思想渊源的研究，是由于中国国内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没有人为了实现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对毛泽东的著作和孔子、老子或者庄子这样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给予系统的比较研究”。在梁再赫看来，“如果找出毛泽东的哲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一致的事实的话，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益处”。基于以上的判断，梁认为自己的目标是阐明毛泽东的理论与儒教的主观伦理学以及道教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

梁再赫研究的主题是毛泽东的自然观念。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观念和毛泽东哲学中的自然观念进行比较，从而阐明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发展的人们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和西方哲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和区别所在。通过古代中国的自然观和毛泽东的自然观进行比较，展示了对自然，哲学的态度由顺应发展转为对抗中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西方也存在着上述相似的现象，从古希腊开始到近代工程技术学上完成的对自然和工程技术的态度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与自然的交流方式已经由不干涉主义发展为干涉主义了。

梁再赫的这个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在于，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今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又有一个更应该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事实，那就是对自然进行高强度干涉的先进技术给予当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不是一方面，而是两个方面，是辩证的两个方面。即使在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有要求复兴类似古代中国的顺应自然观的呼声。从这一点来看，探究中国文化脉络中相互对立的自然观以及附着于它的价值倾向性之间的不协调是如何萌生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历史就是试图把双方的哲学渗透包容的历史，这是毛泽东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宏观性历史大前提。从中国方面看，在试图渗透和包容的努力方面起重要角色的概念是“道”。

第一，孔子：人道　王道　天道。王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思维是第二位的，实践是第一位的。人们为了要达到天道必须通过王道。朱子理学的形而上学思想强调不变的、创造一切的存在，即“天道”是最高的真理与圣界。他们只是追求至高无上，拒绝顾及其他。这样一来，“人道”就被忽视了。在这一点上，庄子与他是不同的，他把人道包容于“通过实践把自己忘却于实践中”。第二，老子：人道天道。老子反对王道，认为民众无须经过王道就可以直接达到自然之道。反对实践。实践是不必要的，王道是不必要的。民众通过内省、无为、静心的过程顺应自然秩序，把实践看成是第二位的。第三，庄子：下道（行动、实践）上道（理论、思维）。庄子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将老子的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质直观”和孔子的“主观伦理学”用辩证法统合起来。这在毛泽东现代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四，毛泽东的矛盾概念：阴与阳的辩证法。梁再赫认为，当毛泽东接受欧洲辩证法的时候，他以此为线索发展了与庄子类似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把天道（理论）包容于人道（实践）。毛泽东把实践的道（下道）与理论的道（上道）这两个道的包容统一称为辩证法。与马克思一样，对毛泽东来说，实践对于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社会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或是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到自己相对于自身以外的自然而言是“历史的”存在。也可以说只有把置于外部的自然（客体）根据人的需要合理地进行改变，都有可能同时把自己（主体）进行改变或者发展。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从宋代开始，关于“道”即阴阳才真正地成为一般的形而上学概念，成为解释万物的道理和原因。万物产生于道并从道那里取得其含义与秩序。这样新的道的概念具有相当广的含义，同时也就成了难以理解和神秘的概念。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特性使人们能够容易地回避那些明显矛盾着的事物。这一特性至今也仍然支配着传统的学者。

梁再赫认为，毛泽东对道家的形而上学、神秘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批判，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科学形成的大障碍，毛泽东不满足于把神秘经验归结于形而上学的思维过程，由此对新儒学进行了批判。例如，新儒学认为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毛泽东认为这完全颠倒了，变化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事物的内部。因为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所以形而上学者与神秘主义者一样不具有任何传达、描述某种思想的说明。形而上学传统的缺陷在于，它否定本质的意识变化，把意识看成是纯粹的且一成不变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忽视了它和作为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个人的关系。历史性地看，个人是不可分地与社会相关联的。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古典思想家有重视实践的方面，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接受他们分离历史的特殊现象和整个历史过程的联系而形成的形而上学理论。例如，毛泽东与道教消极的宇宙观就截然相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重视解释，即对过去的理解，但他的解释是有目的的，是要为现在发生的变化服务的，毛泽东认为解释历史是对由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了的剥削进行斗争的手段。统治阶级的特权，如私有、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等等成了不能追问其根据的永恒的价值或“自然法则”。

梁再赫认为，五四运动、国外新思想的涌入，深深触动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毫无疑问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近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变形而来的，但与这些人仍有不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看起来与古典中国阴阳说的辩证法关系很密切。

欧洲崇尚科学主义态度，欧洲人喜欢追问某一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因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具有倾向于考虑事物之间关系的特点，中国人在问某一事物的生成、作用和消灭是怎样时，往往会把它与所有其他事物的生成、作用和消灭相联系起来。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以语言形式的差异而引起的。差异的存在并没有真正地否定相似性的存在，近十年来潜心研究欧洲哲学的中国学者惊人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论与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使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进程。梁再赫认为，毛泽东是不可能真正地摆脱黑格尔主义传统的，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是不可能从毛泽东那里完全割裂开来的。《哲学笔记》对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就是一部精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翻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可以说是参考了列宁的《唯批》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并发展了马克思《提纲》的中心思想。而相比之下，《矛盾论》则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批判地继承。《哲学笔记》被发展为唯一的中国特有的辩证法理论。”在这一点上，梁再赫同金思恺的观点是一致的。

毛泽东还把辩证法思想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毛泽东还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基础上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些改变明显地体现着西洋化的东西。在泡尔生的教科书上所作的批语就能反映出这一点，在那里，毛泽东把人看做是自然规定的产物，人的本质力量也由自然所规定，人对自然的影响作用微小但客观存在。与强调人对自然顺从的传统的中国哲学倾向相反，毛泽东的批语体现了试图寻找对自然的影响力的思想，这与西方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和承认社会的变迁之间有相类似的地方。他对劳动的热情以及对现代化和效率的关心是他肯定和提倡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历史的运动离不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物质世界不仅包括主体，而且也包括不可调和，劳动的必然性得到确认的事实使物质世界变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自然在毛泽东那里是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首要对象而提出来的，与人的自身紧密相关，在《实践论》中他就强调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

梁再赫认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有原则性的区别。道教的传统以及儒学的传统根据“道”的世界观把天、地、人的构造从世代的形成和家族关系中找到了模式。因而人们受各自传统的影响，或是通过无为，“被动地顺应自然”，或是通过特定形态的“主观道德性”的行为，来为维持自然秩序尽力。毛泽东却与此相反，他所主张的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斗争”和“积极介入”来进行变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中人（主体）是自然（客体）的主人。毛泽东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他的革命意识是受了欧洲哲学，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仍然留有儒学伦理的思维烙印。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革命的意识”世界观相结合的程度比起儒学的“主观伦理”人的意志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相结合的程度强得多，通过人的“主观伦理”的意志去加工事物、去评价事物是理所当然的。以这样的传统思想为背景，毛泽东得以排斥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决定论”的倾向。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维与儒学根本不同。儒学实际上拥护“王道”即一种“具有儒教教养的人的独裁”，而且通过“调和”的世界观去抹杀所有的阶级矛盾并将其解释为自然法则。相反，毛泽东为了有意识地改变所有的状态，进而发展自己，根据“对立统一的法则”，对所有的状态不停地提出疑问。毛泽东回归实践的两条路的思想正从深度与广度上与庄子的“道”的概念相应。庄子把道看做是路，进而又把它看做是万物以及万物的运动所具有的法则。然而在实践的观点上，毛泽东和庄子之间也有区别。对于毛泽东来说，实践是有意识地造就现实，而对庄子来说，实践是忘却现实。

总体上看，梁再赫基本同意“形式说”。也就是说，他认为毛泽东对自然所持有的干涉态度，是有着马克思主义根源的。但是，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全盘否认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梁再赫没有停留于宏观上的泛泛而谈，而是秉承了德国哲学的严谨性与深刻性，非常微观地考察了几个重要概念，比如毛泽东的“自然”、“实践”，借以说明、主要是说明儒、道与马克思主义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在结论部分指出：“毛泽东和庄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指出了进入内部的路。但是为什么两位哲学家所取的方向正好相反呢？”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路是指从静止状态向运动状态的运动。所以，‘自我认识’是必要的。相反，庄子的路则表示从运动状态向静止状态的方向，因此必须是‘自我忘却’”。为什么会这样？儒家只是向内做反省，解释世界，但轻视实践；道家是不立文字，也就是说，“领悟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所以用言语去理解是不可能的”，不作思考，只求顿悟，反对理性和意识，具有神秘性。也就是所谓的不干涉主义；而毛泽东则是以解释为基础，以“改变世界”为目标。道家对毛泽东最大的影响就是神秘主义，而不是反映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庄子具共同性。儒家给毛泽东带来的主要是主观伦理学，片面强调能动性。梁再赫说：“从十分重视主观活动和革命意识的观点中，笔者看到了儒教对毛泽东思想连续不断的影响以及毛泽东思想中传统儒教思想在无意识中的介入。”梁再赫的观点是传统文化、儒学与道家思想毫无疑问是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的，但毛泽东无疑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儒学与道不过是枝节或形式，并没有改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实质。“可以说对具有丰富影响力的西方斗争精神的自觉认识起了成功的作用，也就是说西方的斗争精神对打破儒教最高的道德价值观——服从权威——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以醒着的状态针对庄子的不关心的态度，这一点上明显地区别于庄子。醒着的状态是以西方整个的科学为特征，而睡眠状态则以东方的神秘（印度与中国的神秘）为特征。”

此外，梁再赫也并没有放弃对不干涉主义的迷恋，他援引舍勒的话说：“不能因为是神秘的思想就轻易地加以抛弃”。从闭塞的神话世界向反省和批判的思想的推移，毋庸置疑，是一个新的伟大发展的开端。“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的科学和技术的过分信赖，倒使人们从最近开始认识到，神话中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蕴藏着某种真理。当然神话中的真理没有其合理性和逻辑性为后盾，但是它不仅不与科学的合理进步相矛盾，反而对科学的合理进步还具有发展性地保护和完善的作用。”今天所谓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正体现着“科学”与“神秘主义”的冲突。他这种对于毛泽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同时，如果道学是不干涉主义，是不是说儒学就是干涉主义呢？这是也有待于解释的。

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和道家）关系问题研究上，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存在着区别。传统哲学认为：认识高于实践，而且是超阶级的。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哲学就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之类。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强调实践时忽略了理论，他的长处不在于“发明游泳”，而是“去游泳”。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作出任何个人贡献。还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把实践放在优先地位的做法并非什么长处，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轻视理论上的论证，强调具体，进行“经验主义的概括”，妨碍了“超越现象看到本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否认“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是专制的“唯意志论”。法国学者卢瓦对此给出了批评，她认为这些评价毛泽东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技术至上和经济主义的倾向；他们否认或者是低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即精神向物质的飞跃，因而也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动力”。

在卢瓦看来，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现实存在的一种状况是，“为了证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光明正大的做法就是强调它是‘中国文明’”。“他们宁可强调‘永恒的’中国思想的‘实用主义’或者它的‘天生的’辩证倾向。”具体地说，就是认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可以“归结为中国古典的‘实用主义’，或者现代的、受杜威影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把毛泽东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归结为易经或道德经的辩证法”。而在卢瓦看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在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讨论上已经开始不同于中国传统。她说：“按照毛泽东的见解，原始道家思想同赫拉克里特的相互的辩证唯物论是一样的，既和‘形而上学’不同，也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不同。从这时起，在中国有许多哲学家经常讨论这一点，看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那样，是把原始道教本身以及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区别开来的，他们把后者看作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一种形式。”

卢瓦指出：“事实上，毛拒不接受孔丘的意识形态、他的保守主义、官僚等级制度以及刘少奇重新拾起的认识的先验论和天才论。……他也拒不接受道教，因为道教一代又一代地传播神秘主义、暧昧主义和迷信，像孔教鼓励顺从现有秩序一样地鼓励消极被动。……如果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经常引用一些出自强调事物和人类情感的辩证运动的古老民间智慧的谚语的话，这并不能‘证明’他在思想上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旧中国的遗产。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他认为是好的东西拿过来，把他认为是正确的、人民的常识也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作为依据。……我们也可以像努莫夫谈到《实践论》的螺旋体那样对这个问题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概念充分发展的最合乎逻辑的社会就是中国……不是由于不断地适应传统的方式，而是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恒地转化的概念化的过程的结果，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创造性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场所。”也正如韩素音所指出的：“由于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文化遗产，矛盾这个观念一出现，中国人就比西方人对它更为熟悉，对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从日常生活到思想又从思想到日常生活的运用也更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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