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第一次论战的考察与反思

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其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魏特夫（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史华慈等，“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

1960年1月，费正清的学生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季刊》。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国外毛泽东学”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文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史华慈1951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史华慈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之后不久，在这一刊物上，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论战。要回答这次论战提出的问题，既应当对马克思主义——从经典到列宁、斯大林——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又应当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确切的把握。事实上，在事后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一切时，我们发现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完整占有以上的基本要素。因此，争论本身就存在着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当然，也必须承认，尽管这一场论战的背后有其意识形态背景支撑，但仍不失为是一场有相当高质量的学术论争。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才推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不断进展。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客观上对国外“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一、“毛主义的传说”：魏特夫的攻击

（一）魏特夫其人其事

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全名卡尔·奥古斯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德国犹太人。早年在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经济学，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左右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3年进过纳粹集中营，30年代中期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对以斯大林为首的社会主义苏联持敌视态度，1935年来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与历史，1939年移居美国并以难民的身份取得美国籍，并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研究，曾经是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但到了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代，魏特夫为了自我保护而彻底改变立场，加入了美国“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委员会”，充当了美国中国研究领域政治保守派的代言人。客观地说，作为一名中国学专家，魏特夫的研究是有些成就的，他先后著有《觉醒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及当前的概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分期》、《中国社会新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查》、《农业——理解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的钥匙》、《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残者》等作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影响很大，尽管其基本观点存在严重错误，但无论如何，其作品至今仍为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征引。当然，这主要是作为批判的对象。

魏特夫不仅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来美国之前，他已经有着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这一知识背景十分重要，正是因为魏特夫的这一背景，他才具备傲慢而又自信地攻击所谓哈佛“自由派”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这一背景对于他的“自由派”对手来讲确实是相当头痛的。当然，魏特夫对于“毛主义”的攻击不仅仅是一种学理论争和学术分歧，还有其他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因素，促成了魏特夫的攻击。这些因素中，一是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需要，二是魏特夫谋生和自我保护的需要。离德来美之后，魏特夫即投身中国问题研究。他最初的中国研究计划得到了美国太平洋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他也是从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问题研究过渡阶段的重要成员之一。

针对哈佛学派所谓“毛主义”的界定，魏特夫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关于毛主义的“传说”（Legend of Maoism）而已。在英文中“Legend”一词是“传说”或“传奇”的意思，同时也有“不真实”的含义。在这里，他主要是用后一种意义来指认“毛主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毛主义”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作为保守派的重要代言人，魏特夫对哈佛学派，即所谓的“自由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二）魏特夫对史华慈的攻击

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问世后的几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国际范围内反共、反苏、反华思想的浪潮，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就认为中国革命是“莫斯科在远东的阴谋”，毛泽东思想完全照抄照搬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鼓吹社会主义中国只不过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全球扩张战略的一枚棋子，完全处于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控制之下。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作为保守派代言人的魏特夫更是“推波助澜”，率先从学理上向史华慈等“自由派”阵营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强调，史华慈与费正清作为西方自由派的一个整体所提出的“毛主义”的“异端说”，已给美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此外，魏特夫对史华慈的攻击既与他的反共反华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贯学术观点相关。他在自己的一系列学术著述中，特别强调中苏之间利害的一致性和两国共产党都采取极权主义的革命学说和策略的相似性。史华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他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理论’所赋予他的——并不适合于我们其他人——理解共产主义的某种特殊方式”。

1960年，在《中国季刊》的第1、2、3期上，分别刊载了魏特夫驳斥史华慈的有关文章：《“毛主义”的传说》、《魏特夫复本杰明·史华慈、史华慈教授的评述》和《魏特夫教授的评述》。在这些文章中，魏特夫反复强调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毛泽东的战略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实施的，并无任何独创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种“主义”。他认为，史华慈关于“毛主义”的说法，完全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理论及其政治背景的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同时，他还驳斥了史华慈的一些具体观点。

第一，在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农民苏维埃问题上，魏特夫强调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完全一致的，他在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批判了史华慈的“异端说”。他指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农民没有能力组织和领导现代社会的政治斗争，但是，他们都相信，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都能够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的十分重要的战斗力量。而且，“他们相信农民在西方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和在像沙皇俄国那样过渡中的中亚细亚国家的反对君主专制（东方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革命作用”。魏特夫还指出，列宁在总结1905—1917年的革命经验后，也曾说过，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战略中，农民应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可以作为革命的主要战斗力量。列宁还坚持认为共产国际应在所有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这样的苏维埃，因为，“这种方式在前沙皇殖民地取得了成功”。1920年9月的巴库会议就曾向整个东方的劳动者号召，要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少与会者都表达了应该建立落后国家农民苏维埃的意见。因此，在魏特夫看来，毛泽东关于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工农苏维埃的思想，直接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毛泽东的独创。

第二，魏特夫指出了史华慈在分析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以下简称《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时所犯的两个错误，并得出这两篇文章都体现出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似性。首先，魏特夫指出，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52）中提到，毛泽东在《报告》中已经强调了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并认为这些思想构成了“毛主义”战略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完全不是事实。魏特夫认为《报告》实际上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相一致的。因为，一方面，在1951年前的《报告》版本中，确实没有提到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的字眼，只是由于政治需要才在1951年的官方版本中作了增补。另一方面，《报告》曾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关注和称赞，被称为是“一个出色而有趣的报告”，是“至今用英文发表的最能体现中国农村情况的报告”。其次，魏特夫指出，《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源于列宁和斯大林，也不能体现毛泽东的任何独创性。他说，早在1905年列宁就提出了这一思想，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在十月革命后又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毛泽东从来没有声称自己在此理论上有独创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毛泽东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两段话作佐证。此外，魏特夫还批评史华慈等人在论证毛泽东的独创性时，任意删除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他们不利的章节，严重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则，而且也歪曲了历史。

二、“传说的传说”：史华慈的回应

魏特夫的文章还没发表结束，史华慈就以《“毛主义”的传说的传说》为题撰写回应文章，为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的观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辩护：

首先，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农民苏维埃问题，史华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但从未给予他们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毛泽东不但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放在了农村。另外，毛泽东的农民苏维埃思想与列宁也是不同的。史华慈承认，列宁确实提出过“俄国中亚地区农民苏维埃的经验可能适用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区”的观点。但是，史华慈指出，列宁所说的“经验”强调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苏维埃只是在理论上而非在实践上坚持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民苏维埃在1933年以后到1947年的很长时间都是脱离工业无产阶级的。所以，魏特夫不承认他们之间差异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说“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一致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对于魏特夫把《报告》作为全部论战的一个关键性文件，史华慈予以了反驳。他称，《报告》并不包括“毛主义”的全部战略，只能被看做毛泽东在探索策略和战略过程中的一个最初的里程碑。“毛主义”战略只是到1927年底才具有了完备的形式。而“异端行动”一词只有到1933—1934年这些策略有了充分发展时才有意义。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论》问题，史华慈仍然坚持了他们一贯的主张，采用诘问的方式，一一驳斥了魏特夫的两个论据：首先，毛泽东不曾在任何地方说过他是一位革新家，其次，他的所有著述都是以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引文为依据的。史华慈指出，尽管这些理论家没有一个会自己承认他们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但是，事实上确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资料证据却非常之多。同时，史华慈还指出，列宁、斯大林一向被看做是丰富、发展了现存的真理，并把现存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新形势的人，但他们在阐述自己理论时，并没有谁自称已作出了与传统背道而驰的贡献，而是“每个人都在原著中寻找各种文字的根据”。“斯大林每走一步，都必然要引证列宁的话，都要尽量设法减少对他本人理论独创性的崇拜。同样，毛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引证也是如此。”除此以外，史华慈还批评了魏特夫对托洛茨基的错误定性、对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评价等。最后，他把魏特夫作出错误观点的原因归结为他的研究视角与保守派政治立场。

三、对于此次论战的基本评价

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他的批判和攻击，虽然离我们已有较远的一段距离，但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确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史华慈写《崛起》时，虽然最初是在整个政策研究的框架中启动的，但却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他最出彩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清楚地指出了所谓“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开启了国外毛泽东学从新闻报道、政策咨询向学术规范性研究转变的一条新路，使国外毛泽东学第一次具有了学术深度。

从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影响来看，虽然史华慈遭受了来自右派的攻击，但他的研究却促进和拓展了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史华慈的“异端说”，一方面是构建在对历史文献大量掌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论预设之上的。后来这两方面受到了魏特夫的质疑和批判。既引发了国外毛泽东学领域对经验主义文本阅读方式的怀疑和对文本价值和可信度的思考和讨论，又促进了对“‘毛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变化的，还是静止的”等问题的广泛研究。这些国外学者的一些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国内的毛泽东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争论的过程中，史华慈的见解也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比如，他提到的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地位的强调与马克思、列宁等不同，这在我们国内也已经得到了认可；他提出的应该把毛泽东研究放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和比马克思更久远的西方思想体系中去的想法，就很有启发性，《德性统治》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很好的尝试。而且，今天许多国内外学者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研究虽然不可能摆脱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但仍可能达到较为客观公正评论，这个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具体到这次学术交锋，双方在论述“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从阅读原著文本的模式来看。和魏特夫一样，史华慈在论证自己观点时，大量引用了有关毛泽东的直接和间接的文献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仅仅依赖文本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客观上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以及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理。但是，它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他和魏特夫的结论都是来自原著、语录等客观的历史文献，这似乎让读者也无法判定谁对谁错。事实上，文本本身往往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对它的正确解释也可能有多种，而且对文本的解释结果也会受到解释者自己的解读视角、解读方法、特别是解读立场的影响。所以，他的论证总的来说就显得缺乏经典依据，理论分析不足，不能从根本上驳倒魏特夫。

其次，从论证逻辑来看，相对于魏特夫片面夸大“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共性而根本无视客观存在的差异来讲，史华慈既看到了两者的不同，又肯定了两者的共同之处，这无疑更容易被接受（虽然史华慈也存在着试图割裂两者的倾向）。

第三，从研究目的来看，通过研究毛泽东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战略，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咨询，或寻求解决国内社会危机的新途径，是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共同现实落点。从史华慈到魏特夫，他们的学术观点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在史华慈与魏特夫的论战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对对方的政治意图进行了指责。这种渗透着较强政治意味的学术争鸣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评价的有效性，因为各方往往会为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任意裁剪原著和文本，“对文献的利用与解释存在着主观性，甚至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针对魏特夫的攻击，史华慈并没有回避他们研究中带有的不可避免的价值倾向。但是，他指出，这并不代表着在对待毛泽东和中国的态度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远离，要么皈依。他认为，他们恪守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和评论毛泽东和中国的，正如他曾经说过：“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国。我尊敬她”。

第四，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之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继承发展关系，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比较扎实的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也值得研究。此外，对于托洛茨基、布哈林、德波林等的思想也要有比较准确的定位和判断。由此出发，自然而然可以推导得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之间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再进一步得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最为不变的本质性内容？在坚持继承与创新发展之间，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张力？这些问题不单纯是毛泽东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对于毛泽东研究而言，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对于史华慈来说，他不太清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主要情况，特别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列宁和斯大林这一段中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是铁板一块，不存在发展与变化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要确切地了解毛泽东，必须把握毛泽东著作的第一手文本。弄清毛泽东思想，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文献和文本。这一点要特别“感谢”魏特夫。应当说，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文献的文本学研究即使不是由魏特夫最先开启，但至少也是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得到了魏特夫无意识和非自觉的推动。魏特夫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本学研究，就是他攻击史华慈的重要依据。此外，通过文本的比较研究，发现官方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文章与原始文本之间的修改十分重要。在这项工作上，与史华慈等人相对照，“保守派”做得更为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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