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的考察与反思

1981年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对毛泽东功与过的这一历史评价引起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的非议，他们提出要对毛泽东进行重新评价，并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围绕这一讨论主题，他们各自展开了对毛泽东一生“正确”与“错误”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理论观点。由于他们在毛泽东功与过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上存在着争议，结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争论，被称为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的第四次论战。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对这次论战的反思，对于构建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整体方法论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的回顾

这次论战在前三次论战基础上把毛泽东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不仅仅因为这次论战的主题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整体研究，而且因为这次论战包含着对前三次论战特点和不足的总结和批判，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文章就认为，以前的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存在着经验主义和论述成分。从这次论战的人员组成上看，这次论战是由新一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组成的，包括约翰·斯塔尔、尼克·奈特、格雷姆·扬、厄洛尔·迪特默、布兰特利·沃马克等。他们各自带着反思的眼光展开对毛泽东功与过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观点存在着差别，但都坚持认为不能机械地把毛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毛，毛泽东是“百分之七十正确和百分之三十错误”，而且在其百分之七十的生涯中百分之百正确，余下的百分之三十的生涯百分之百错误。他们没有“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他们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使我们有机会从不同角度和程度领略到毛泽东具体的历史肖像，他们对毛泽东功过是非进行重新评价时涉及的相关专题研究，展示了他们广阔的理论视野，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对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他们都肯定毛泽东的错误是由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是在分析错误的过程中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并试图从各种角度解释这种联系。他们在论战中过于强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过去正确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对于这样一种分析，我们需要进行重新思考。

这场论战主题的展开是从探寻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开始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1957年以后的“错误”，从一种理论观点看，是他整个思想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而毛泽东的著述在1957年以后数量上减少的状况，似乎为他们兴趣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场论战中，美国学者斯塔尔对参加论战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评价，从宏观上刻画和描述了这场论战。针对尼克·奈特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倡导用“理论上的自我意识方法”去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的观点（这是斯塔尔所认为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它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读者都是带着一种抽象的“理论框架”、“方法论程序”和“论据草案”去阅读毛泽东的著作的，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潜在的唯我论气氛，是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的界划依赖于观察者的视角，这样产生的后果是毛泽东历史的功过问题就成了任人“戏说”、“解构”的玩偶。对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分析毛泽东功与过的观点，他指出，沃马克存在着把毛泽东解读为既是一位值得赞许的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位应受谴责的教条主义者倾向，斯塔尔认为，这样一种解读产生的观点容易产生逻辑上的悖论，沃马克想极力回避关于衡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理论问题，而倾心向往在经验层面研究毛泽东引出的结论和在这些结论基础上的政策的后果。针对沃马克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斯塔尔指出，他的研究所产生的观点是被人怀疑的，奈特就曾认为他的“领导的根本标准”是“群众的利益”的观点并不比正统性标准更“外在”或客观。针对格雷姆·扬认为毛泽东晚年实践上的失误在于晚年理论概念上的失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本身不成熟”，斯塔尔指出，格雷姆·扬据以衡量毛泽东理论概念上存在失误的参照理论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应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原因，格雷姆·扬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三个观点可以进行简化合并。针对弗里德里克·泰维斯认为毛泽东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个人所具有的顽固的报复气质，斯塔尔不仅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反对意见，而且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肯定和赞赏。不难看出，斯塔尔对各位学者观点的分析点评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奈特提出的方法的反思，对沃马克逻辑悖论的发现，对格雷姆·扬理论前提的批判，对泰维斯研究方法的赞赏，使人们领略到斯塔尔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深厚理论功底，但他所点评的学者观点是否如他所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在对各位学者观点进行点评和分析的过程中，也流露出了他潜在的理论立场，在他看来，“材料”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材料”远比“方法”重视，反复强调“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为此，他还创造出一套在收集材料方面的方法。而在毛泽东功与过的问题上，他坚持“正确”的毛的形象，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认为前人在毛泽东“正确”与“错误”的分析上存在着误解。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是这场论战的急先锋，锋芒直指以前毛泽东研究方法的深层。他认为，以前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经验主义认识论，这种经验主义忽略了这样一点，即它对某些它认为其推论性假设是不能接受的对立解释所进行的批评也是无效的。经验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运用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理论的贫乏，二是独断论（独断地维护自己的解释，独断地抨击与自己对立的解释）。在他看来，以前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的大部分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益的和独断的推理冲突，这些推理都是各种经验主义者依据“对事实的客观考察”作出，这些推理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对作为推理前提的假设的认识和探讨。他提醒争论者们必须静下心来从理论的高度对推理的假设前提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经验主义认识论逻辑的不足才能被意识到，理论上的空白才能被填补，毛泽东研究领域才能达到理论上的成熟。由于奈特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对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肯定，因此，面对中共对毛泽东功与过评价形成的观点，从思维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得知，他对毛泽东功与过的界划存在着模糊的特征，毛泽东功与过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一种联系。

格雷姆·扬从毛泽东晚年实践中主要错误表现“文化大革命”出发探寻毛泽东错误根源。他认为，毛泽东在实践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由于理论反思和现实感受所形成的理论指导的，这种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形式，即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而到60年代末，由于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上存在着困难，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发展成“继续革命理论”，导致时代悲剧“文化大革命”。在格雷姆·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存在是合理的，毛泽东只是没有正确地形成这种学说，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还有残余势力存在，他分析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有阶级“残余”存在，但不是作为阶级整体存在，而是以个体成员的方式存在，这种阶级残余还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彻底或倒退，最后阶级斗争的根据还表现在被推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上。格雷姆·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没有把这些集团同阶级斗争的观点相联系，而是把它置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构想之中，而这一构想促成了不断革命的提出。格雷姆·扬关注客观感性事实，参照感性事实形成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阶级斗争理论体系，然后，从这种理论体系出发指出毛泽东在理论上存在着不足与混乱，这种不足与混乱造成了毛泽东实践中的错误。而在毛泽东功与过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推断出，由于他对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强调，因此，在他看来，毛泽东的功与过存在一条可以贯穿的逻辑线索，功与过只是这条逻辑线索上的不同表现而已。

这场论战中从多重层次展开毛泽东“错误”分析的学者是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他从政策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角度展开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在1957年以前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坚持了经验主义倾向和务实主义态度，而1957年以后毛的政策错误不在于他的“毛主义”，就认识论层面在于他的“左倾”主义，就意识形态层面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教条地信奉一种客观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他的这种理论框架在1949年以后逐渐代替了毛泽东注重政治发展实效的做法。“左倾”主义不是导致毛泽东全部错误的解释方式，沃马克认为1957年以后毛的主要政策上的创新都未能实现他的意图，而这些创新所带来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又迫使毛泽东采取进一步的，即使按他的“左倾”价值观也未必愿意采取的行动。同时，沃马克认为，毛的政策中还存在着第二层次的连续性，1957年前后的政策都包含着以下信念：动员群众力量是最根本的政治力量，行动、调查和实验，阶级斗争。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去追求一种其结果他本人也未必赞成的引发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沃马克的分析，从整体和多重维度上考察了毛泽东思想观念，从政策层面分析毛泽东的功与过，体现了他从客观感性经验事实研究毛泽东功与过问题的学术路径。在毛泽东功与过问题分析中，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由革命经历的一些长期因素所导致的，而这些因素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就已经存在了。

综上所述，这次论战的学者围绕毛泽东功与过问题展开争论，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的功与过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毛泽东功与过的分析存在着不足，关于毛泽东正确与错误的地方应该放到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理解，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这方面考虑，因此，在毛泽东功与过的相关性主张上值得人们怀疑，但是他们的分析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对毛泽东功与过、正确与错误进行解读时，融入了前人和其他社会科学专业领域里的成果和见解，例如，奈特就引用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解读观点。这场论战创造的理论资源，展示出的研究方法和实质内容，使我们不得不“用一种细齿钉耙反复耕耘”，尤其是在研究方法这片“田野”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为国内毛泽东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二、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的方法论反思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留给人们的一道永恒难题，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功与过、正确与错误似乎已经成为约定俗成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有效的二重维度，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可以放在功与过的历史天平上进行衡量。毛泽东作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也不应该脱离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二重维度。这次论战从表面上看是关于毛泽东功与过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不同方法论的争论，更进一步从深层面讲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不同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的争论。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历史主义方法；一种是结构主义方法。毛泽东研究领域自身“理论生产”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以下两大问题的解决：一是“材料”，二是“方法”。国外学者在“方法”问题上这两种形态，体现了他们在“理论生产”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两种方法概括得来，很明显是离不开对国外学者整体学术研究路径分析的。笔者以为，在对国外学者整体学术研究路径分析之外，还存在一个部分分析层面，即关于方法论的认识论层面，方法论是纵向地贯穿于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的研究中，认识论是横向地贯穿于其中；方法论需要从学者整个研究思路中分析得出，而认识论往往可以通过学者的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次争论等形式反映出来。方法论的研究离不开认识论基础，这次论战反映出了各位学者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具体的认识论。虽然方法论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可是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对应关系，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认识论。笔者认为，认识论相对于方法论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的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国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之后，需要继续展开对作为方法论基础的认识论研究。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认识论：一种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它强调感觉材料和观察事实在毛泽东研究中的作用，如施拉姆提议把“对事实的客观考察”作为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一种是唯理主义认识论，它强调对毛泽东分析指南的理论前提和观点进行阐释和考察。这次论战的参加者，绝大多数坚持唯理主义认识论，持有唯理主义认识论的学者有奈特、格雷姆·扬，持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学者有斯塔尔、沃马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泰维斯，他们的争论在很大程度就是关于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的争论。

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的主体经验是实现思想与其对象相吻合的有效媒介。对感性经验的强调成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研究的特色，它在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的作用和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它基本上能够研究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用历史事实讲话”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精要所在，虽然它的研究带有机械的反映论色彩，但是从人类认识发生学意义上讲，它是最基本的起始阶段，不可超越。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由于过分重视感性经验的作用，往往形成对作为经验载体的人的肯定，经验的主体属性导致独断论，对经验客体表现形式（事实、行为、观察材料）的强调往往使认识对象仅仅局限于现实对象的圈域里，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全部认识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认识始终表现为认识的现实对象的内在的关系，这一现实对象的各个实际上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方法注重材料的收集，强调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而且是经验主义阅读。阿尔都塞曾经批判过经验主义阅读方法，他认为，经验主义阅读只是想从字面上阅读著作从而揭示作者的本意，看不到著作的潜在含义，此外，它有时倾向于把复杂的著作简化为一种“本质”，表现为从感性经验的层面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观点。唯理主义认识论是从理性（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实现思想与其对象的符合，它强调人类主体的理性思考作用，追求“以理服人”。从人类认识发生学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这种方法从分析毛泽东研究的理论前提和观点开始，从理论的层面解说毛泽东思想肖像，这种方法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刻的毛泽东形象，但这种方法往往脱离历史语境，使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带有“虚幻”的色彩。

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都是研究毛泽东的有效方法，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两种研究方法哪一种方法更符合毛泽东真实形象呢？笔者以为，经验主义更有它的可取之处，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家，社会现实是他展开实践和思考的前提，理解毛泽东就不能把毛泽东当做一位整天呆在书房里拍着脑袋想问题的理论家，经院式学理式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是很难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通过经验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得到一个具体的毛泽东更符合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经验主义认识论解读更能贴近真实的毛泽东，在毛泽东功与过的历史问题上也是如此，1981年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分析评价虽然简练，但却反映出经验主义认识论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价值。如果局限于学理上的评价，不从毛泽东感性经验层面展开，那就很难说明毛泽东的功与过、正确与错误所指向的内容，无法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毛泽东。唯理主义认识论是科学模式的体现，它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而且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僵化统治地位越发明显，研究面临着饱和无法打开新局面的困境，唯理主义认识论的存在和发展似乎成为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必然趋势，在对毛泽东思想观念深层考察上更有发挥空间，对待毛泽东功与过的问题上，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上，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错误”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体系。众所周知，毛泽东不是一位跟着感觉走的人物，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任何阶段表演，都包含着他所担当的历史角色对他所表演活动的理论反思；他也不是一位单纯地被经验所奴役的人物，他的理论思考常常伴随着实践活动展开并深化。因此，唯理主义认识论是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的有效手段，虽然它研究的成果值得讨论。

国外学者遵循这样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各自观点和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值得讨论的地方。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背景，即使毛泽东是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多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有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往往是带着先在的“理论框架”去研究毛泽东的，他们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正如施拉姆所指出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分都在毛泽东的思维模式及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最深厚的感情纽带仍是中华民族”。

三、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的方法论超越

通过上面的分析，结合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资源，我们可以从整体上勾画出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框架，用图式表示如下：

图中的箭头线并不全部代表决定作用，而只是一种关系的表达，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转换发展的必然性关系表达（横向的箭头线）。实线箭头表示的关系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能够体现出来的。笔者以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着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从研究的认识基础上看，前者主要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后者主要以唯理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前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常识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唯理主义的科学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代表毛泽东研究领域从经验层面向理论层面转换的客观必然性。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研究出的是“具体的毛泽东”，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研究出的是“抽象的毛泽东”，而“抽象的毛泽东”还需要上升到思维当中具体的毛泽东。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里作为方法论基础的两种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笔者以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需要上升的关系，经验主义认识论需要上升到唯理主义认识论，不管是经验主义认识论，还是唯理主义认识论，它们都统一于毛泽东研究领域中。

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自由组合。从认识的发生学意义上看，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都是人类整个认识中的重要阶段，正如毛泽东对人类认识所作的哲学论述那样，人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是科学认识的完成。毛泽东研究方法中包含着认识过程的展开，因此，无论哪种研究方法如果只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经验主义认识论或唯理主义认识论）都不是科学的认识，要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必须从科学认识开始，因此，笔者以为，唯理主义认识论也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中坚持唯理主义认识论可以弥补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着两个局限性：一、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之间曾经发生过革命性的“认识论断裂”。二、容易忽视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共性和连续性。如果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加上唯理主义认识论基础，就可以有效避免产生像“旅馆论”这样的观点从而导致全盘否定晚年的毛泽东。同时，坚持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唯理主义认识论基础，对于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概括出最本质、最核心内容也是有所裨益的，而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内容，比如说，实事求是原则、意识能动性原则、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则等等，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就考虑到了毛泽东思想观念中不同时期之间的共性和连续性了。

由此类推，笔者以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同样需要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以唯理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对毛泽东研究往往表现出用一条先在的理论逻辑来统摄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例如，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斯塔尔就认为，构成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变化，然后就展开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了，至于作为它理论逻辑的生长点的核心概念是否成立，是否是毛泽东真实具有的，则往往不去证明，当然这样一种研究有效地弥补了编年史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笔者以为，如果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加入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的理论困境，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就可以很容易地对上述理论逻辑生长点的真伪作出回答，同时可以避免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理论对实践的统摄的错误。因此，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都应成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就毛泽东的功与过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仅仅坚持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或者坚持以唯理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毛泽东的功与过问题。坚持前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往往认为毛泽东的功与过是不相连的，坚持后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往往认为毛泽东的功与过之间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前者的观点十分准确，而往往忽视概括出毛泽东错误的深层理论根源；后者往往用一种整体理论逻辑来贯穿毛泽东的功与过，从而认为功与过相连，为了寻找这种联系，有的学者用“智慧的猫头鹰只会在黄昏时起飞”的反溯式学理性研究思路来解读毛泽东，忽视毛泽东作为一名理论家是从实践角度出发谋求理论突破性发展的特色，这样一种做法和观点都存在问题，但不可否认它从理论层面探寻毛泽东“错误”的根源的积极努力，它的价值与意义也是很明显的。笔者以为，避免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不足的做法是，把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唯理主义认识论统一于这两种研究方法中，从科学认识出发研究毛泽东的功与过问题。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以为，毛泽东的功与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的功与过之间基本上是不相连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发展。1957年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固守这些理论经验，对它进行了发展，只不过就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来看，它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断裂和倒退。他的正确思想体系与错误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1957年以后的思想包含着被后人继承和批判的正确因素，它对早期思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发展，虽然从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倒退。从科学认识的研究角度出发，功与过在感性经验层面存在区别，他的过不能解释为仅仅是他的理论本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些在他早期思想逻辑中就已经存在了。关于毛泽东过的根源，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变化的角度思考，从毛泽东犯错误的实践过程来看，他的错误更像是经验主义错误，是对早期经验的一种指认。但是，也不能认为，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毛泽东错误的根源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毛泽东实践活动过程出发，上升到理论上的自觉研究，也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从这次论战中不难看出，在对毛泽东功与过的阐释上存在着多元化状态，我们需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取舍。毛泽东的过失是中国实践活动历史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朵浪花，是毛泽东理论和实践展开的涌动的历史过程，对他功与过应该放入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比较、鉴别他的历史过失，批判、继承和吸收他的历史贡献，避免把毛泽东的功与过当做稻草人看待。对那种从毛泽东的过失出发反溯式研究毛泽东的方法，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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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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