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源起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48年，费正清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尽管此书重在描述中国内政，但也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50年，美国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一书，这也是一部国外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但并无突出鲜明的观点。1951年，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史华慈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受到舆论界的广泛重视，成为“国外毛泽东学”的奠基之作。该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一说法，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这一观点引发持续争论，促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工作的迅速开展。

1952年，费正清同史华慈等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年》一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以上作品的出版，标志着“国外毛泽东学”作为一项研究已经初具雏形。

一、费正清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源起

费正清是推动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向“学术研究”转换的第一人。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是《美国与中国》（1948年第1版）以及《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年》（1952）。虽然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是美国现代中国学领域的一部奠基性作品，但其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却只是初步涉及。该书前后再版、修订、扩充共五版，这五个版本中，第一个版本最为真实地反映了费正清本人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初步认识，其后的修订过程中，费正清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其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很难反映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水平了。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译第4版，已经变成已有学术成果的一个综述。但是，反过来看，以费正清的大师级学术地位，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认真阅读、消化并吸收其弟子们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大力推介他们的观点，客观上对深化和推动国外毛泽东研究是十分有益的。该书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并且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朦朦胧胧地涉及了西方自由派学者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费正清本人无意成为一个局限于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指向十分明确，就是服务国家和政治决策，为美国政府提供快餐式的中国问题入门读物。相比较而言，他同史华慈等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年》更具资料参考价值。

讨论费正清与国外毛泽东研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从他的“冲击回应”模式谈起。在20世纪50—60年代，“冲击　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并由此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有批评者指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研究的主要是官方史，使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笔者认为，他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归根到底是以“传统现代”模式挑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研究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费正清在其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形成的“冲击回应”模式，不可避免地贯彻到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中去。我们知道，如何认识中共与苏共关系，如何认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对华政策问题。针对一些西方分析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的看法，费正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中国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20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得出如下结论：“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具体到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和认识上，费正清指出：“他是个朝气蓬勃的领导人，但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未出过国门，也未接受过苏联学说的灌输。他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气味很浓的人。”“毛不懂外语。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史华慈后来就是将费正清的以上观点明确表述为“毛主义”。不过，费正清与史华慈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经验性的直观判断，而后者则是建立在相对比较系统的分析基础上的。当然，若是相比较斯诺而言，费正清的研究性的成分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对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而言，费正清不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使国外毛泽东研究得以深入推进并展开的一个学术组织者。除了募集资金在哈佛大学创建东亚研究中心这一早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基地外，费正清还培养造就了一个优秀的毛泽东研究群体。学科的成长和学术的进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费正清在这一方面也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早在50年代他就与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合作开设了《东亚文明史》课程，他还为研究生开设讨论班，对学生进行鼓励和多方指导。费氏一生培养和指导的学生无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和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其中，本杰明·史华慈、斯图尔特·施拉姆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而这两位又各自培养了一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专家。

二、奠基之作：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一）史华慈：其人其事

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学家，国外毛泽东学中“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东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1938年他在哈佛大学本科主修南欧文学。他的第一篇论著就和中国有关，研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问题。1940年，他又进哈佛大学深造，在费正清主持的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地区研究班攻读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他开始注意中国当代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政治动态，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陆续写出了大量的讨论中国现实政治的时论。1946年他从日本退役回国后再度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转向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1950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以下简称“《崛起》”）。1951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修改出版了同名论著。

在这本专著中，史华慈在费正清等人观点基础之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一后来为西方学者通用的名词，因此在毛泽东学领域一举成名，同时这本书也成为毛泽东学从“新闻传记”到“学术研究”转变的主要标志和国外毛泽东学的奠基之作。本杰明·史华慈可以说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居费正清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史华慈本人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影响甚大。但由于50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十分匮乏，他后来也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谦逊的无知论者”。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外毛泽东研究主要局限于对毛泽东革命活动及著作的介绍宣传，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现。这些介绍和传播工作主要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报道和在华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和作家们写的新闻和传记。这些著作资料大多是以与毛泽东及其领导群体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收集而成的，大大推动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并为以后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史料，具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史华慈看来，新闻与学术的“最后分水岭”不在话题的不同，而在于前者只提出当前局势中大家都关注的议题，后者则同时还能提出更加广阔深远的重大思想议题，探究一系列与人有关联的广泛而富有意义的议题，并且为这些议题打开新的丰富的探索领域。另外，学术研究者不像新闻从业人员那样只满足于报道事实真相，而必须深切意识到当他分析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并测试自己所具有的，已明言或未明言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哲学的预设。因此，即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所有冲突明天全部得到解决，当代中国研究依然极具思想上的吸引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扶蒋反共”是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主流。美国政府出于对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局动向，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随之提上日程。在这方面起步最早的当然是史华慈的老师费正清，费正清坦言：“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美国保守派学者魏特夫在他的《“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中也指出：

“1947年，费正清已首先概括地阐明了‘毛主义’的观点的要旨”，“他曾经是本杰明·史华慈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的《美国和中国》（1948）中提出，“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差异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那么，它特殊在哪里？费正清接着说道，“中国共产主义者被迫……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在这方面，它遵循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费正清并没有具体展开这个话题。这个展开的任务由他的学生史华慈率先完成。

史华慈的“毛主义”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提出的。这时美国对华态度非常微妙复杂。在对待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策上，最初是在敌视的同时又存在着幻想和观望。在中苏结盟，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方针后，特别是苏联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空前壮大，才使美国逐步抛弃幻想，采取完全敌视的政策，美国也因此彻底“丢失了中国”。在一向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持拒斥态度的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战略在全球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成功被他们描述成是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也是受莫斯科完全操纵的。史华慈的《崛起》一书的出版，就是为了使西方特别是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革命及其理论背景有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认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出现的变局，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从而引导美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提醒美国统治集团，重新认识毛泽东和新中国，不要盲目反华，而要对中国实行类似于“和平演变”的新政策。其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毛泽东的成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环境与权力斗争的结果，不是莫斯科任何决定的结果。“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迫使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

（二）史华慈：“毛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毛主义”是哈佛大学的中国领域派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后来广为国外学者接受和使用，它主要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史华慈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史华慈关于“毛主义”的论点主要体现在他的成名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中，后来，在《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史华慈和费正清、布兰特合编，1952年出版）和史华慈的《论毛泽东的独创性》（1955）和《共产主义与中国》（1968）中都有重申和阐述。

在《崛起》一书中，他运用纵向比较研究方法，把1927—1934年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加以比较。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并没有完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背离。比如，他们的理想和目标都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对未来的社会充满着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本身是历史性拯救的唯一力量，哪怕是党置身于农民的环境中，也会领导国家和民众走上工业化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都在政治上推行集权主义统治，即强调共产党作为历史性进程的唯一力量，必须在人民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成为最终决定者；都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激发群众革命精神的一个因素。

但是，史华慈并不是想停留在对两者的连续性的揭示上，他更强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或核心原理——共产党与它的阶级基础的关系问题上。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强调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应当是现代大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或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而“毛主义”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它的主要阶级基础建立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之上。因为从1933年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后，共产党就失去了它的工业无产阶级基础，同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失去了任何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与城市工人阶级不发生任何重大联系的情况下，存在了大约20年时间，其间城市工人阶级在完成革命过程中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同时，共产党在1927年底以后，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山区和农村，积极依靠农村和农民，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建立农村根据地，吸收以贫农为主的农民群众入伍、入党以扩大红军和党的队伍，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由此，史华慈勾勒出了“毛主义”战略的如下内涵和本质：“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这是毛泽东主义战略的核心”。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概念，是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言的，它突出地勾画出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中共产党和农民的紧密关联。并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阶级基础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同时，史华慈把“毛主义”只是称做一个“战略”，认为它只存在于实践层面，并没有在理论上被公开地宣扬。因为他看到，“毛主义”的主要依靠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战略，虽然在实践上符合中国的革命形势需要，并已卓有成效地取得了革命胜利，但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

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史华慈持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他指出：“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东进的过程中——进入它最初假设所没有预料的环境——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伴随列宁本人已经走出一段距离，并且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这个过程可能走的距离更远。在最初的学说中，有机联系的不可分离的内容伴随着列宁已经被分离并且被彼此孤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斯大林走得更远，并且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这个过程如何由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再推进了一步。”他的这种悲观态度，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确切地说是“误读”）是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固定不变的教条，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做对照，自然就不难形成悲观的结论。

当然，史华慈在肯定“毛主义”战略对农民的高度注重和依赖时，并没有由此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党”。一般学者在界定“农民政党”时，通常都涵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政党的革命目标往往是要建立一个农民所追求的小农社会，并向往纯朴自然的中世纪般的田园生活，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表现出天然的反感和厌恶。而“毛主义”战略虽然也把农民的利益要求作为革命的目的之一，但它始终强调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社会。

史华慈还指出，“毛主义”战略的核心和基本特征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如果从时间上划分的话，虽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秋收起义都代表着毛和其他人使‘毛主义’战略具体化的不同探索阶段”，但是，“‘毛主义’战略只是指1927年以后的时期”，而“‘异端行动’一语与1933—1934年期间这些策略的充分发展有关，当时党几乎已完全与它的城市基础相隔绝”。江西苏维埃政权、《新民主主义论》、“整风运动”、“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社理论、“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样的一个个里程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主义”概念的指称范围不断扩展，从最初的指向主要依靠农民发动革命的战略到后来的“整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泛指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而且，在史华慈看来，“毛主义”是“异端”的观点也不断得到了强化，因为，“毛主义”战略的这些基本特征和表现都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原则和信条相去日渐甚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史华慈才说“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是一种“异端”，而绝非是“丰富”和“发展”。

三、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与毛泽东研究的暂时低迷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是一个至今仍令美国人一谈起就感到恐惧的词汇。它是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

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不是美国历史一个偶然的插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遏制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对外推行“冷战”政策。与此相适应，美国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成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陆续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诚调查”的美国公民，累计有1300多万人。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盛行一时的。

在麦卡锡主义反共、反民主的活动中，麦卡锡疯狂地反对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与麦克阿瑟一起建议美国政府封锁中国海岸，并进攻中国大陆，极力反对结束侵朝战争，反对承认人民中国，甚至还对英国同新中国保持外交和贸易商务关系进行攻击。在此期间，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外交官由于同情新中国而蒙受不白之冤，如史迪威在华时的幕僚戴维斯、谢伟思，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柯乐布等。他们或受清洗，或遭解雇，或被指控为间谍。直到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前后，他们的名誉才得以恢复。一些文化界人士，如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等，也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了麦卡锡的迫害。连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也因1941年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而难逃厄运。由于麦卡锡政治迫害活动愈演愈烈，开始危及美国政府的稳定，终于激化了其内部的矛盾。1954年12月2日美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从此一蹶不振。

在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毛泽东研究也不例外，同样陷入了低迷状态。费正清认为，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私立大学开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1954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到1955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鉴于麦卡锡时代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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