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

一、研究概况

相对于美国、苏联和日本而言，法国的毛泽东研究在学术层面的探索比较少。不过，早在50年代法国便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法国对毛泽东研究主要侧重于毛泽东传记作品的撰写，代表作有K.S.卡罗尔的《毛泽东的中国》（中文版1988）等。部分学者针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和研究。1966年，阿尔都塞在其《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重点对毛泽东《矛盾论》一文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一点已经在前面有详细介绍，故不展开。1973年，阿尔都塞的学生米歇尔·卢瓦教授在为法文版《实践论》撰写的前言中，循着阿尔都塞的研究理路对毛泽东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毛泽东实践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新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研究毛泽东的队伍和研究成果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部分组成。原民主德国的毛泽东及中国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中国政府将前德国驻中国使团的一批档案转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动了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的毛泽东及中国革命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原联邦德国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初，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在东方学研究的带动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进展较快。在一些大学里设立了汉学、东方学和中国或东亚研究机构，有的开设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史课程。德国研究毛泽东的主要人物和著作有：彼得·奥匹茨教授著有《毛主义》（1972）、《龙之子：从孔夫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道路》（1974），J.多梅斯教授著有《毛泽东时代：中国20年的国内政策》（1971）、《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两个党代会时期的政策》（1975），赫尔穆德·马丁教授著有《毛泽东著作选集》（1979）、《崇拜与教规——国家毛主义的起源和发展》（1982），卡尔·施米特著有《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等。

相比较法德的毛泽东研究，澳大利亚的毛泽东研究起步比较晚。

1972年中澳两国建交之后，随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开展和深入，中国史的研究日益受到澳大利亚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被列入课程表，并招收中国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一直到现在都较有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东亚史》和《中国研究》。其中《中国研究》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毛泽东研究达到了高潮，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中心从欧美渐移到了澳大利亚。特别是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论战（第一次是在《东亚史》上开展的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心理因素的论战，第二次是在《中国研究》开展的如何区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的争论），澳大利亚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C.P.菲茨杰拉德、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和尼克·奈特等脱颖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学者依然保持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尼克·奈特、保罗·黑利（Paul Healy）等人不断有新著推出。

二、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内容

（一）法国

第一，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著作。法国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传记作品较多，主要的著作有：M.夏森写的《毛泽东征服中国》（1952）、罗兰·洛伍的《毛泽东夺取政权》（1980）、胡志锡的《红军和毛的崛起》（1982）、K. S.卡罗尔的《毛泽东的中国》（中文版198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K.S.卡罗尔写的《毛泽东的中国》一书。K.S.卡罗尔是一位法国记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60年代中期他访问中国，到过18个省、市、自治区。他出版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书，曾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较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困惑不解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记录了诸多的历史史实。如在“延安精神——一个女战士的自述”等章节中，记录了对当年在延安革命老人的真实访问，对抗战期间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中国革命由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部分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者。除了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专家以外，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和福柯等都与毛泽东有某种联系，“后来那些令人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以及福柯，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派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

法国著名理论家萨特是一位“毛派”分子，如贝乐登·菲尔兹所说的，“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在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中，萨特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学生运动，并作为思想导师号召和组织“毛派”分子进行斗争。在“五月风暴”以后，在“毛派”分子的活动转入地下以后，萨特还继续领导、参加“毛派”分子的活动，其中他担任《宇宙》的名誉编辑和《人民之友》的名誉指导。

阿尔都塞是法国“毛派”分子中较有影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尽管他没有公开支持“毛派”分子，但从他作品中涉及到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看，显然他是同情“毛派”分子并认同他们的观点的。他的理论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其著作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迪和激发，如阿尔都塞赞同毛泽东关于“矛盾”的论述，认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很显然，这与毛泽东的论点是一致的。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他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即使在病魔和罪悔缠身的痛苦晚年，阿尔都塞还念念不忘对毛泽东的怀念，公开承认自己当年强烈的“毛主义”倾向：“毛甚至曾经保证给我一次接见的机会，但出于‘法国政治’的种种原因，我犯了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而没有去见他，害怕党对我的反对性反应。即使我和毛会面的消息真的以正式的、公开的联合公报方式为人所知，党又能怎么样呢？”

亨利·勒费弗尔对毛泽东怀有好感，并对毛泽东的国家问题进行了研究。1990年所著的《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国家理论》一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著作。作者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国家理论等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作了阐述和对比分析。在该书的第十五章，作者分析了毛泽东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其中既有比较客观的分析，也有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一本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国家观点分析阐释比较完整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法国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著作不多，但是，法国的一些大师级的理论家都或多或少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形成某种关联，特别在法国“毛派”分子的运动中充当组织者或参与其中，把他们所认为的“毛主义”（后文将讲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用到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去（“五月风暴”是典型的例子），它所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二）德国

第一，毛泽东的传记著作。德国研究毛泽东的传记著作较多，比较著名的是奥托·布莱恩（即李德）为自己和王明路线辩护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现已出版了德、俄、英、中几种文字的版本，内容涉及到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段内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札奇写的《毛泽东》（1969）、蒂勒曼·格林的《毛泽东传》（1968）、托马斯·沙尔平的《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资料集》（1976）、海因茨·扬森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向超级大国迈进》（1976）、彼得·孔策的《毛泽东》（1977），以及在1977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

第二，毛泽东著作的编译与研究。赫尔穆德·马丁是德国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之一。他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毛泽东思想，创作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在1979年开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共7卷本，收录毛泽东1949年至1976年间的文章、讲话、谈话和电文，且采取中、德文对照的形式出版。该书被认为是收集解放后毛泽东发表的文献较全的德文版毛泽东文稿集。据阿克赛·施奈德介绍，这部译著包括中文原稿、年表和索引。另外，马丁还撰写了关于毛泽东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的学术著作。如他在1982年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崇拜与教规——国家毛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对所谓“国家毛主义”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它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分析和评述了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历史，进而对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透视。该书对国外的所谓“毛主义”进行深入探究，是一本值得国内学者参考的作品。

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德国有一部分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感兴趣。他们中有的人把毛泽东称为20世纪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德国哲学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一文中系统分析了游击战的特点，并且详细研究了列宁、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认为他们在对游击战的理解上有不谋而合之处。游击队理论是施米特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将“游击队理论”称为“‘政治的概念’的附识”。按照施米特的观点，政治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制度，而是一种使政治成为政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区分敌友。而战争，正是这种政治的显现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施米特认为，真正的游击队员必须具备四个特征：第一是“非正规性”；第二是“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第三是灵活积极的战斗态度；第四是紧密依托大地的品质。所谓的“非正规性”指的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不公开出示武器，能够充分利用黑夜和地下，扰乱正常社会结构的时空边界。他们偶尔也会穿军装、带武器，白天公开到地上活动，但那是为了深入敌后的化装行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是指他们的游击行动属于政治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攻击行为和经济掠夺行为，或者是为了更多人的解放而从事游击战。“灵活积极的战斗态度”，是区别于正规军阵地战的作战方式，也超越了抽象法律法规给定的所谓“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并将敌人规定的法、法规、名誉的一切概念，视为意识形态的欺骗。“紧密依托大地的品质”，也就是贴近乡土大地，保持自己在空间上的守护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施密特指出，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员常常被拖进“不可抵御的‘技术——工业进步’的引力场”，现代化武器使得他们面临“脱离当地依托的危险”，使他们蜕变为一个现代的破坏者、特工、技术人员，成了一个“流动且可更替的工具”。显然，施米特对游击理论的理解与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彼此相通之处。

另外，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撰写的《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或第三世界战略》，详细介绍、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采用的游击战的作战方略，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是20世纪最高水平、最有影响的军事著作，并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及其他欧洲军事理论加以比较，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实践同托洛茨基的军事实践加以比较。

（三）澳大利亚

第一，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澳大利亚的毛泽东研究较美、英、日等国起步晚，但发展很快。80年代以后，国外毛泽东研究者或是离开此领域，或是处于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反思之中，整个毛泽东研究处于低潮状态。与此相反，澳大利亚却出现了“毛泽东热”，涌现了一大批较为活跃的学者，如格雷厄姆·扬、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等。

尼克·奈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1995年与格里菲思大学近代亚洲学院的科林·麦克罗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亚洲》，1997年与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哈里（Paul Healy）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1996年出版的《李达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05年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瞿秋白到毛泽东》、2007年出版的《毛再思考：毛泽东思想考察》等专著，以及《毛泽东研究：分析与评价》、《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叙述方法》、《论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观》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文章。尼克·奈特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毛泽东是如何做到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情况下，把它运用到落后的中国的，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他在《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中，收入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中颇具争议的观点，是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合集。该书涉及许多前沿性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新方向，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尼克·奈特也被视为当代严肃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在1983年由美国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领导、合法性和冲突：从富有感召力的毛到接班的策略》一书，以及英国的《研究与学习》1995年第10期的文章中，分析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领导权的形成。泰韦斯的研究特点是强调权力论观点，他所著的《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到七大的召开》（1994），是利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享有最高威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党内制度如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事实上共产国际的行动和影响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作者指出，精明的毛泽东知道从列宁主义向具有个人魅力领导人领导的党的转变，要得到已经存在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和程序的支持，要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要得到莫斯科的重要支持。

第二，研究方法和特点。在尼克·奈特的两篇论文《毛泽东研究：分析与评价》（《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2、3、4期）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叙述方法》（《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6年7月第16期）中，尼克·奈特从方法论反思了“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读者的作用”这样三种关于毛泽东文本的阅读模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三、法国与德国的“毛主义”运动

在震惊世界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法国的“毛派分子”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法国“毛派分子”对毛泽东的理解以及他们所制定的革命思想和纲领是不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意义呢？从总体上来看，法国“毛派分子”所理解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和本来意义上的毛泽东及其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仅仅把毛泽东在晚年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口号当做毛泽东思想，在很多地方误读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

（一）法国“毛派分子”误读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思想是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法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无论从产生“毛主义”过程来说，还是从“毛派分子”对原本意义上毛泽东及其思想误读来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原因。

关于法国“毛主义”产生的原因，根据法国学者高达乐（Claude Cadart）的说法，即，“第一种根源是法国民族复兴后的新亲华潮，它是从1944年开始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出现的，直到60年代中期发扬壮大；第二种根源是法国式的斯大林主义，它从1944年就渐渐冒起，50年代初期更是众望所归，一直到1956年后才渐次衰退；第三种根源是法国式的第三世界主义，它从40年代末发生，然后与法国式斯大林主义平行发展，并从1955—19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义；第四种根源是1949—1966年，尤其1958—1966年间在法国左派和极左派中间出现的亲中国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义，更明显的是反赫鲁晓夫主义的内容”。同时，有利于这种现象发展还有的四种土壤是，“有两类是纯法国的，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传统和法国土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其他两类是中法混合性的：旧汉学家或更早期仰慕中华文明的法国人士对中国理想美化的传统，以及法国人由国家自我中心观念产生的对中国活生生现实的无知”。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达乐所强调的法国“毛主义”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法国“毛主义”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法国政治文化现象相结合的产物，并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法国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为“毛主义”的孕育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法国“毛派分子”误读毛泽东及其思想最重要原因也基于此。具体来说，首先，1956至1962年法国再次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激起了学生强烈的反战情绪。法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虽然在其党内得到了贯彻执行，但它也损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其次，法国素来具有广泛而浓厚的左派思想，而“毛派分子”就是一个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的左派工人阶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思想适合于当时法国的政治传统。法国“毛派分子”借鉴他们所认为的毛泽东思想，并与他们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当时的“毛派分子”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或许恰好符合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念。

法国的“毛派分子”如何误读了毛泽东及其思想，或者说，法国人在毛泽东那里究竟掘取了哪些理念和灵感？许多学者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比如，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反对等级制度”可能是法国“毛派分子”实践斗争的思想来源。贝乐登·菲尔兹把法国的“毛主义”指称为“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他在《法国毛主义》一文中指出，法国的“毛主义”根植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根植于法国的政治现象。法国“毛派分子”还借鉴了“要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思想，这主要体现在“1968年以后法国毛派分子主要运用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争取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再比如，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也非常符合法国的激进传统，为“毛派分子”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二）法国“毛主义”运动的历史及意义

法国“毛主义”公开的政治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亲身经历的“毛派”学者朱莉安·博格（Julian Bourg）认为，“毛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是在中法建交以后开始的，也就是1964年，从那以后，法国毛派分子的政治运动在法国持续十五年”。从1968年“五月风暴”到1972年2、3月期间，这四年是法国“毛主义”高潮时期，有组织的“毛主义”战士同无组织的“毛派”理论家、知识分子并肩作战，在社会的许多领域进行了革新。直到1973年，以“毛主义”领导者放弃出版他们的机关刊物《人民事业》为标志，法国“毛主义”运动才走入了低潮。

不管后人对于法国“毛主义”运动怎样评价，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法国社会的传统思想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从“毛派分子”斗争前和斗争后的社会相比较看来，很明显，在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领域推进了一系列的变革，如在文化、种族、性、妇女等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从客观上促进了法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对全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毛主义”运动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国的影响。就如贝乐登·菲尔兹说：“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自治论者’、‘自动还原论者’，甚至对意大利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启发作用”。毛泽东思想在德国“左派”学生的影响就是受到法国的“毛主义”运动的影响。现任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的东亚部主任南特威希说：“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当年联邦德国（西德）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谢弗尔博士说：“毛泽东在六七十年代在德国的影响很大。毛反对权威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左派’学生。德国在七八十年代流行‘左派’学生运动。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想从中国的‘文革’运动中获得借鉴。作为完全不同于东德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形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当时德国左派青年学生的特别关注。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德国的政治家、教师或投身其他重要职业，他们无疑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痕迹。”德国绿党联邦主席赖因哈德·比蒂科费尔在年轻时读过很多毛泽东的著作，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实践论》等等。和那个狂热年代的许多德国青年人一样，比蒂科费尔也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思想对他的政治理念产生了影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大学生中有一股“左派”风潮，这就是著名的“68年运动”。当时比蒂科费尔读书的海德堡是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当时的苏联在德国“左派”青年学生中留下的是消极的印象，因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像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比蒂科费尔自然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比蒂科费尔认为，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战略家。他让受压迫100多年的中国重新找到自尊，他给中国带来希望，让中国人民知道以自己的力量决定自己的未来。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很多进步的和革新的东西，比如农民和妇女的解放。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在五大洲都有拥护者，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一个简短的评价

法国和德国的毛泽东研究由于受政府的限制，缺少资金和资料，总体上不如欧美其他一些国家。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和德国，特别是法国人对毛泽东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了解最多的。特别在60、70年代的法国更是如此，从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泽东的法国人，就像知道拿破仑的中国人一样普遍。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及思想，或者说所谓的“毛主义”，与本来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毛主义”者在法国的实践还是取得相当大成绩的，特别在1968年以后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在其《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雷尔（George Sorel）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毛泽东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比较滞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需加强。在实践方面，从1973年法国无产阶级左派运动走入低潮以后，法国的“毛派分子”至今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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