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容说”与“形式说”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这个问题潜在性地包含着另一个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在毛泽东那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因素相比，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大致概括一下，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内容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比如第一次论战中“异端说”派费正清先生的几个弟子，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构成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内容”。

施拉姆也许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他承认毛泽东从中国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并且受到了二者的影响。但在施拉姆关于这个问题的早期著作中，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和个性中，中国因素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正如他在1963年指出的那样：我一直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当然在于他品行最深沉的源泉在哪里？……的确可以争论的是，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中思考时，他最深刻的情结仍是中华民族的，而当他的着眼点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进中国社会和经济，使其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民族时——而他认为她是应该在世界强国中立有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确一直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施拉姆形成自己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首先是毛泽东使用的语言风格和出处。他认为，这些事实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范围、对于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认识方法以及交流思想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从这种文化极为浓厚而奇特动人的土壤中吸取营养。对此，尼克·奈特认为，施拉姆的这种做法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中国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它的五彩缤纷的成语和格言，使得部分外国评述者在中国文字的外部形式和内在意义之间感到困惑不解。它还易于产生甚至更为混乱的看法，即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所以他比欧洲人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他的知识偏见的约束。其次，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具体现实，任何一种与当代中国现实没有直接关系的思维模式都要被中国文化所改造并服从中国文化。照施拉姆的看法，这是毛泽东手中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因为其目的是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使其适合于中国国情。

二、“形式说”

我们知道，在第一次论战中，魏特夫便认为毛的思想中很少传统中国的东西，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阴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下香港学者金思恺颇具特色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形式上是中华民族式的。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无关的。金思恺在正面论证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后，以荷罗纳兹（又译霍勒布厄奇，Vsevold Hulubnychy）写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为对象，对认为毛泽东哲学源于中国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认定毛泽东哲学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据有三条：一是根据语言分析学派的说法，强调语言结构的差别导致哲学流派的差异，由于中国语言有独特性，毛泽东文章语言结构是中国式的，因此他的哲学是中国传统范畴内的；二是中国传统哲学无本体论观念，毛泽东也不谈本体论，因而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之内；三是从毛泽东著作中引证的资料统计看，中国古典多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于是，他便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之处，而从源流来说则是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系统，其中还夹杂着毛泽东自己的经验。

金思恺认为以上三条理由都站不住脚。他反驳说：首先，毛泽东引用许多中国传统语言是古为今用的。其次，中国《尚书》中《洪范》的“五行说”，即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宋朝的王安石强调“五行”、汉代王充强调“元气”等都讲本体论。而毛泽东虽不讲本体，但他承认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为世界的本原，他的观点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不一致。金思恺还指出，荷罗纳兹所说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的观点，是根据中国近代哲学家张东荪的论证。他认为，西方哲学追问本体，中国哲学从《易经》开始，不谈本体，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一方面，中国哲学《易经》讲过本体；另一方面，在唯物论者看来，本体论是唯心论范畴的东西，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不讨论本体是正常的。总之，金思恺认为荷罗纳兹的错误在于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界限，在方法上犯了机械论错误，寻章摘句，肢解了它的整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概念，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它与毛泽东关系时尝试从宏观上把握，从微观上论证。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二是继承。中国香港学者金思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著作里，在《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都有零散的反映。中国传统哲学家只是在某个方面具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思想，大多数都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不能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底。墨子、孙子、荀子等人的思想都有唯物论，但总体上看是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王充的唯物论，又有机械论性质，即不是从事物内在矛盾上来说明事物的运动与发展。老子、王安石等人的辩证观点中又渗有强调和否认斗争的倾向。庄子虽然强调矛盾的转化，但又有否认条件性的相对主义倾向。另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主张事物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它们两者是统一的。但在传统哲学中具备这两者的不多，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甚少。老子有辩证的观点，没有唯物观点；墨家有唯物观点，没有辩证观点；孙子既有唯物观点，又有辩证观点，但历史观是唯心的，因此他们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观点都有不彻底性，两者不是有机结合的。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不能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起来。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它们不只解释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传统哲学虽然也强调认识世界，但却没有能转变成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者都是可知论者，认为世界只存在未被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事物。而传统的哲学家，他们或有唯物论思想，或有辩证法思想，但又含有不可知论思想，如庄子、荀子、王充、康有为等。传统哲学唯物论存在不彻底因素，因而在认识论上容易陷入唯心论或先验论，因而，儒家修身养性的内省方法也为一些中国唯物论哲学家所接受。辩证唯物论观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点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传统哲学则是把认识与实践相分离，他们的知行观不是夸大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就是贬低思维对行的指导作用，因而导致唯理论与先验论。从效果来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以对象的自然规律为客观标准，不只单纯强调有用。以有用为标准的认识是“实用主义”，它可能符合自然规律，也可能不符合。传统哲学中在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上，持“有用就是真理”的观点为数不少。

三是从哲学作用的范围来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作用的范围是思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三个领域缺一都是不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与实践的结合，而非仅仅是个人实践。传统哲学虽然有认识要与实际结合的思想，但它们理解的实践都不是社会实践，这一点只有在马克思创造了历史唯物论后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因为社会实践更集中地表现了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传统学说的历史观都是唯心的。

不难看出，香港学者金思恺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展示了毛泽东研究的独到见解，也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深刻的学术分析能力。在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方面之后，他又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语言的继承。金思恺对这个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与分析。他通过对毛泽东大量著作的考察，来说明毛泽东要求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观点，也就是用中国人民熟悉的语言来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金思恺认为，毛泽东不仅主张马克思主义内容要与民族形式相结合，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观点，而且还就如何结合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金思恺在这里列举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这样一段话：“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认为，上述思想说明毛泽东主张吸取外国有意义的语言，“宣传民族化”并不排外，运用古人语言并不复古。毛泽东著作本身就体现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他吸取古人有生命力的语汇甚多，读了他的著作，有民族亲切感，好像并不是在传播外来的思想，确实做到了“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紧密结合。

金思恺还指明，毛泽东思想对传统语汇典故的继承虽与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有区别，但仍是批判的继承。因为传统语汇典故归根到底是受传统思想基础的影响。他着力研究了与传统思想基础和核心有关的语汇和典故。首先，与传统思想基础有关的语汇与典故的引用在毛泽东著作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反证资料引用的，例如《矛盾论》中引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是为了阐明马克思辩证的宇宙观，批判儒家的形而上学宇宙观。这是一种类型的批判的继承；另一种是经过改造引用的语汇和典故，是又一种类型的批判的继承，即把古人有生命力的语汇与典故“加以改造”，用以说明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古代《汉书》中讲的“实事求是”，原意是研究学问应以资料为依据，毛泽东引用是将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的命题——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去研究事物本身的规律。其次，与传统思想核心有关的，是指那些直接反映历史实际的典故，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批判的继承，排除它的唯心主义含义，这种改造的引用主要是作历史主义的评价。如古代“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用山比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生动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族传统中的丰富的、有生命力的语汇和典故，但吸取中有改造，仍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总之，语言与思想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语言、中国人的词汇典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根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语言与思想之间又不是一一对等的。相比较而言，词汇和典故的含义用法具有易变性和流动性，而思想和文化的“内容”则是相对稳定的。中国语言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国的语言在经过改造后完全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围绕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语言学、语用学的研究，这样的做法在国内的毛泽东研究领域是少见的，未能引起广泛的重视。像金思恺这样一些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同样，我们注意到，德国学者李博有一部专著《汉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起源》，也是将语言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这种方法的使用，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深化了研究者的思路，值得国内学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

二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批判的继承。一般而言，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好理解。但说其也是一种继承，就不容易理解。金思恺在这里把这个问题也说清楚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从将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底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提出的思想和追求。但这种继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继承，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本不同：一是他们的思想基础与核心不同，二是他们的思想范畴不同，三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不同，四是他们强调的革命方法不同。

三是对中国传统的农民武装斗争批判的继承。金思恺认为，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它既是对传统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思想与实践批判的继承，又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从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的角度看，与中国传统的农民斗争和农民起义也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同样是以农民做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组织起义的这支军队，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所进行的革命已不是过去历史上单纯的农民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既可以把农民当做同盟军，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又控制其发展趋向。金思恺认为，毛泽东对农民的控制和改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的控制；二是对农民“狭隘性”的改造；三是党指挥枪，即农民的武装斗争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党指挥枪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使之不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在形式上传承了爱国主义传统，但在实质内容上实现了更新。金思恺指出，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然而他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为内容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金思恺认为，毛泽东哲学是民族的形式，它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在《毛泽东思想形式与内容》一书中，金思恺用第六章“民族形式”几乎占全书半数篇幅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从总体上说明毛泽东哲学为什么是民族的形式，为什么对传统思想是批判的继承；二是毛泽东如何批判和继承了传统思想；三是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思想继承了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上述问题出发，金思恺展开了充分思考。首先，他论证说，毛泽东哲学是民族的形式，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产生的，这种“实际”包括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两个方面，因此必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及特殊的“民族形式”。其次，毛泽东哲学批判和继承了传统哲学。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反映，不能把它移植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范畴，要经过限制、改造，使之适合于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条件下的继承。第三，从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角度来看，尽管有些思想家在局部上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的，但从总体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都着眼于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传统哲学思想所讲的历史观大都是唯心主义的。对待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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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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