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毛主义”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角度看，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到当代，既经历了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岁月，也经历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在这些已然过去的岁月与时代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在全球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影响并改变了地球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生产与生活；也遭遇过巨大的挫折与失败，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面前，有些运动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有些运动则在成功之后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却”、“撤离”。当前的状况是，社会主义的阵营在缩小，对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却在现实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出了“最强音”。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处在“蓬勃发展”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世界革命论”的有力支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宣布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标志着在现实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尽管此后不久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裂和争论，但是，由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扮演了一个分量不断加重的助手角色的话，那么从改革开放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角色就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开始从配角向主角转换。到9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垮台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彻底地东移到中国。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位巨人，毛泽东的身影不但覆盖了中国的20世纪，而且其影响定将伸延至21世纪。毛泽东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的影响，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拟的。他的思想之深刻以及他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推进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我们这个国家的结构以及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性的把握，重新与毛泽东‘对话’，从他的著作和思想中间吸收正面和负面的营养，都是很重要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是跨越时空的。国外学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方面，在关于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与影响问题上，许多国外学者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此处仅选择其中部分人的观点加以介绍。

总体来讲，毛泽东前半生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国外学者那里没有引来很大争议，他的后半生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国外学者那里则成为讨论的焦点，出现了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的第四次论战。毛泽东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对当代中国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国外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断反思。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中也指出，不是毛泽东生前的活动，而是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其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泽东在历史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中国的研究，把毛泽东置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里进行研究，既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又从中国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在这里，我们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看国外学者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

在大多数国外学者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具有理想浪漫主义情结的人物，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尤其是在建国后经济发展问题上。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这种发展付出了一种代价，即中国真正现代化进程脚步放慢了，实现更艰难了。正如拉曼·迈尔斯在《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中所说：“在很多方面，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但这些成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毛泽东时期，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是很明显的，它的不足也是值得人们不断反思的，是中国重新开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反面教材，邓小平就很好地总结和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出于他个人简单的考虑，这种经济模式在国外学者看来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条件，是各种条件碰撞和选择的结果。国外学者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在《中国的经济革命》中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反映了稀缺、思想意识和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困以及缺乏耕地、资本和技术上训练有素的人力的严酷现实，是由中国的资源因素造成的。对一个强大、自力更生、平等的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追求，则产生于中国的现代历史和当代的意识形态之中。系统地大量利用劳动力并以此代替土地和资本的做法可以证明这些资源的缺乏。而劳动力的动员和推动方法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功能。”这种认为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模式掺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国外学者那里是一种很普遍的观点，美国学者佩内洛普·普赖姆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措施，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受意识形态影响很严重，“在中国，可供选择的积累方法还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限制”。

除了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重点研究外，国外学者还对毛泽东及毛泽东以后的社会政治进行了重点考察，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走出的一条与毛泽东不同方向的道路。正如卢西恩·派伊（白鲁恂）在《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在西方人看来，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中国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白天黑夜。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同一社会、同一代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呢？”在国外学者看来，导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方向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方向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不一样的，强调的主题也是发生变化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政治任务，不是将旧的国家机器的碎片重新粘合起来，而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机构。毛泽东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原因就在于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内部形成了一个极为有效的组织工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也建立了一种成功的政治体制，使中央决策与中央权力所涉及的范围和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征伴随着另一个特征，那就是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动员政治。此外，官僚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特征，毛泽东与党的关系变得复杂化，脱离党组织依靠最基层群众进行中国政治生活变得不难理解。这些特征在国外学者看来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方向的基础，蕴涵着极大的潜在危机，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是引发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源头。

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两大历史性大悲剧是毛泽东晚年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失误，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说：“用最广义的名称说，从1949年到1985年这35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挛，即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又讲：“1958年，毛泽东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大跃进’时期，胜利与他失之交臂，于是，他在60年代初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并且参与揭露他们的活动。接着，到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毛泽东暴露出来的这些政治特征，在国外学者看来，是邓小平及其以后中国发展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对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从这样一种前提出发的，是维持和加强现政权的合法性，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的需要；是对20多年中国所经历的政治经济事件的惨痛教训的总结；是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愿望。在谋求中国经济发展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启了这条道路，而真正把这条道路进行完善的却是邓小平。鲍大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说：“自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首次明确地把经济发展放在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之上，并且认识到，为了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基本的改革，经济改革必须是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广泛的现代化的一部分。”但在国外学者看来，邓小平的改革与毛泽东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哈里·哈丁在《邓小平思想与后邓时期中国将面临的问题》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较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离开中国的历史语境。国外学者之所以能够把毛泽东和邓小平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就在于他们处于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异同之处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不管是作为个人所具有的性格、才识和智慧等方面，还是作为领导者开创的政治实践活动方面。在大多数国外学者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敢为人先的人物，但也不缺乏理性思考客观实际的维度。这种理性思考在有些国外学者那里演变成了一种“包袱”，是毛泽东区别于传统理性思考路径的标志，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身上。他那种包含中国特点的学说也被冠以“毛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理性思考的体系。

毛泽东有着一种敢走“极端”的性格，这往往导致国外学者把毛泽东的学说看成是一种“异端邪说”。他的这种性格也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毛泽东时代的重要原因。不管怎么样，建国后，毛泽东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如何强大，中国如何立于世界的前列？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现实无法回避的问题，也许没有这样一种“极端”的性格，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在国外学者看来，这种“极端”就包含着一种浪漫主义风格的展示，在向自然宣战以后，居然敢向人的本性发起挑战。不是通过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完成，而是通过发动最基层的群众隔绝正式的组织机构以运动的方式来完成。社会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被政治上的这样一种主题给同化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途径似乎也被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取代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一主题的根源来自于哪里？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的这一主题是很好理解的，毛泽东晚年具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善良愿望，追求人的美好真实的本性，追求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美好理想社会。用道德的力量来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成了很合理的做法，而实际上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展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果是十分惨重的。

邓小平毫无疑问是同毛泽东有所区别的。不过，在国外学者看来，邓小平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至少他没有真正地摆脱掉同毛泽东一样面临的问题，即，中国需要发展的问题。只是在具体的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他与毛泽东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中国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积极回应。邓小平从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在国外学者看来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具有更加务实的实践态度。邓小平进行的改革就是现实主义态度的反映。从中国现实出发，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他还强调要抓好经济层面的工作，提出要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变革，结合中国特色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经济发展状况走向了人民生活相对温饱的状况；在保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要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历史时期的发展，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国家发展的基本要求的。此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了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能够抵制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提出改革开放，这种胆识和魄力是非常人所有的。

就邓小平而言，在国外学者看来，他有刚柔并济的领导风范。他能够抵制住“三起三落”政治大风波。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他的认识是客观的，他的思想是前卫的，他的政策是坚决的，在人民还没有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失去信心的时候，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尽管毛泽东晚年具有强烈的愿望，想带领中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但他出生于中国内陆农村，身上有许多前现代化和非现代化文化基因。这样一种包袱，使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变得捉摸不定，难以把握。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从现实层面展开，有明确方向性和内容的现代化模式。毛泽东试图追求在所有的层面上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邓小平是从局部的方面出发，谋求中国社会全面的现代化。因此，在国外学者看来，毛泽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邓小平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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