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阶段划分

针对国外毛泽东研究这一领域进行阶段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一种方法是重点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辅之以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另一种方法是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逻辑取向和深层方法论之变迁为重点，辅之以时间的顺序和事件的发生发展。这样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其长处。但是，一般而言，前一方法主要出现在研究的基础和准备阶段，做一些综述，提供一些资料、史实，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后一种方法虽建基于前一种方法，但要比前一种方法走得更远一些，更深入一些。本书专门用三章的篇幅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并在最后一章中尝试对后一种方法做一些新的概括和总结，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认识。因此，在这里，作者只介绍国内学者依据第一种方法进行阶段划分的基本情况。至于作者本人的“前史＋三阶段”划分方法，是建立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一种尝试性推进，详情见正文有关章节。

从历史编年的角度考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可以帮助读者形成一个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印象，帮助读者了解这一研究展开的宏观粗线条的历史脉络。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处把国内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思路有选择地加以介绍。至于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等人的划分方法，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有专门的对比性论述，也不在此处展开。

1．“四阶段说”

国内学者曾长秋认为，可以将国外毛泽东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后期的介绍和初评阶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厄尔·利夫分别将在陕北苏区的访问写成《西行漫记》和《毛泽东的生平》，为欧美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史沫特莱等相继来到中国，写下了一系列作品，使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得以扩大。第二阶段：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高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和东欧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由肯定转为批判，出了不少攻击性论著。但中苏论战和“文革”期间，海外更多的人钦佩毛曾泽东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亚、非、拉各国，“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第三阶段：六七十年代的高涨阶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中苏论战、“大跃进”以及“文革”进一步刺激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第四阶段：80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国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形式上看已经降温，但从实质上看，应该说正在深化，研究更加切合实际。

国内学者杨世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西方毛泽东研究评析》中提供了另外一种“四阶段说”。作者通过对西方毛泽东研究各个阶段历史背景的具体分析，论证西方毛泽东研究起步、发展、高涨、降温的内在动因，阐述不同阶段的研究状况及突出特点。作者首先概要介绍了50年代前西方关于毛泽东的宣传与报道，指出其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先声和前奏。接下来，作者在第一章“缘起与滞缓”中通过对50年代初期至50年代中期国外毛泽东研究起步的背景分析，揭示出国外毛泽东研究起步的根本动因，阐述了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概况及其明显的官方色彩和特点。在第二章“发展与变奏”中，作者通过对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国外毛泽东研究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及加强措施的分析，揭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指出这个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范围被拓宽、毛泽东研究专题被西方各国研究机构列入议事日程，新一代中国学者成长起来，开始发挥作用。在第三章“高涨与转轨”中，作者通过对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国外毛泽东研究高涨阶段的历史背景、代表著作及基本特点的分析，揭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高涨的原因。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特点是：“新左派”崛起；研究队伍扩大；观点纷繁、学术色彩增强；由于受到中国大陆“左”倾思潮影响，在西方青年中出现了盲目崇拜毛泽东的现象。在第四章“降温与反思”中，作者通过对8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降温（或称回落）阶段的历史背景、代表著作及研究特点的分析，着重揭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降温的根本原因，从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深入系统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并将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特点概括为：根据新资料，修改旧作，消除“文革”影响，侧重于毛泽东的全面评价及方法论研究，通过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加强了中西学者的学术交流。研究中心逐步由美国向澳大利亚转移。

2．“五阶段说”

国内学者叶卫平认为，可以将国外毛泽东研究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外学者为数不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更是“寥若晨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国内而言，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匪党”的封锁；就国外而言，资产阶级学者奉行实用主义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左翼学者同情中共，同情毛泽东，但是研究的资料缺少来源，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条件。只有一个例外，西方的左翼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成为西方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批人。西方最早研究毛泽东的左翼记者是埃德加·斯诺。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西行漫记》），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毛泽东研究领域学者们的主要参考书。而且，对中国学者来说该书中的很多材料也是有价值的。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对毛泽东的分析和评价也比较独到，她不仅把毛泽东比喻为“中国的列宁”，而且初步揭叶示了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性质。

第二阶段：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以后，西方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学者，开始重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叶卫平认为，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毛泽东学”著作是1950年罗伯特·佩恩的大部头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但国外学者一般认为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史华慈（又译施瓦茨）在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是国外“毛泽东学”的奠基作。之后，在史料编纂、传记创作和思想研究三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作品，标志着国外“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第三阶段：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外“毛泽东学”获得了很快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1960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费正清的弟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担任该刊主编。这一刊物为毛泽东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四次论战的“第一次论战”就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论战双方魏特夫和史华慈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认为毛泽东是苏联阴谋的复制品；一个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在这一时期，奉史华慈为师的施拉姆也开始在学术圈中活跃起来，出了两本书：《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

第四阶段：进入1968年，左翼学派开始形成。法国于1968年爆发了以学生占领学校和工人罢工为主体的五月风暴，美国同一时期掀起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学生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日本也发生了以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为主体的新左翼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校园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武器。这些又给国外“毛泽东学”带来了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左翼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国外“毛泽东学”的左翼学派主要由那些不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着意寻找新的道路的中青年学者构成。他们不一定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力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同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相对立的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们的研究结论不但同反共学派针锋相对，而且同自由主义学派也有很大的区别。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近代中国》杂志组织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与毛泽东”的讨论，从中即可看出左翼学派同自由主义学派之间的原则分歧。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论战”。自由派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分歧；“新左派”则反对把毛泽东同马克思分开，把他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

第五阶段：70年代至80年代国外毛泽东学进一步发展，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著的出版比60年代有了较大的增加。这一时期，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有了较大进展。70年代末至80年代，欧美学者也继续就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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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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