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立场与出发点考察

外国人研究中国，外国人研究毛泽东，有其特定的立场和出发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之间，一定是存在差异的。当然，若是从严格的解释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即使是东方人研究自身所处的东方，中国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毛泽东，也必然是不能与其研究对象完全重合的。可是，话又说回来，或者说比较起来，总是每一位研究者都会有自己先在的认知框架，这种先在的框架性质的东西不能不体现到最终的研究成果上。

既然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的阅读，那么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关系是这种阅读的重要认知背景。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表面上看只是地域的不同，相互的观察和阅读中都含有“异域的情调”。但从实质上看，由于东西方国家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的步调并不一致，在现代化的征程上有快有慢，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又穿插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分歧，因此，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不能不包含发达国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偏见和歧视，不能不包含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敌意。

也就是说，东西方之间的比较，不简单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有其先在观察标准与体系。凡是与此体系相一致的就反映了文明和进步，凡与此体系不相一致的，就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这种论调发展到极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巴勒克拉夫（Ge of fery Barraclough）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中心论最先源于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后形成于兰克，止于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此战苏军的胜利迫使欧洲历史必须全部改写。因此，“主要从西欧的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他认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

具体到国外中国学和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取向同样也是以极其鲜明的形式存在的。首先，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同时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他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是“冲击反应”（Impact Response）模式，就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对西方作出的反应。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武器制造，学习西方以自强到科学民主、文学的“文艺复兴”等，费氏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近代的这些变化或多或少都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关。费氏的“冲击反应”模式从战后到60年代末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也成为二战后教科书的核心概念。其后，费的学生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冲击 反应”的研究模式，并将其扩充为“传统现代”模式。

关于“欧洲中心论”，西方人自己无疑也是有深刻思考的。除了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有最近出版的一本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科文献出版社）等等作品，共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和省察。巴勒克拉夫说：“本世纪的历史，一方面是西方对亚洲和非洲产生影响的历史，同时也是亚洲和非洲对西方予以反击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已经改变社会的西方科学和工业成果，开始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对其他大陆的社会产生同样的瓦解性和创造性力量；而反击则是对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达到其顶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反应。”被称做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使用了从整体或全局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

再返回到中国学研究领域，可以看到的是，费正清的另一位弟子柯文（Paul A.Cohen）在他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了与其老师费正清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西方在近代与东方的接触，从现代化理论一般的分析模式看是西方在帮助落后东方加快发展，从帝国主义理论分析模式看是落后东方遭到了西方的“入侵”。这两种分析方法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的立场与“中心”。柯文对指导中国研究的以“西方中心论”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框架的批判，有力地击中了美国中国研究的要害。这一批判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60年代末期左翼批判思潮已经接触但又未完全澄清的“争论的中心问题”，使人们的思考真正转向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方向问题，把中国研究从“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柯文看来，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要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种新角度就是“中国中心观”。

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样一来，既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又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这样的问题。巴勒克拉夫在分析当代史学发展趋势时曾经告诫各国史学家：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要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侯且岸也曾经指出：“单纯强调内部取向优于外部取向，固然适应了学术批判本身的需要，不能否认其中的意义，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很多历史现象不通过外部取向是很难说明的。起码，离开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从这个含义上讲，内部取向也不宜绝对化。”强调中国中心，要注意避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强调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也切不可以为中国就是中心。简言之，“欧洲中心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中心论”，“中国中心论”背后的理论根基则是当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比如西方对“文革”与“毛主义”的高度重视）。在反对欧洲中心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陷入“文化多元主义”或“绝对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陷阱。作为反“欧洲中心论”浪潮中的一种声音，说到底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只有资本主义的物质霸权逻辑才是真正的敌人。

总之，澄清“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景观转换，同时说明构建一种尽可能体现客观与主观相统一、学术中立性与历史真实性统一的研究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重要知识背景，这也为毛泽东思想肖像及其认知图式的勾画和测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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