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国外地区研究中的“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中国学又可以分为经典汉学（也称传统汉学）和现当代的“中国问题研究”。毛泽东研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体。此外，国外毛泽东研究还可理解为是国外领袖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1．经典汉学

所谓经典汉学，一般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外经典汉学，不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一般的感性认知，而主要是一种思想史层面的研究，研究重点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从实质内容上看，海外汉学不同于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场不同、认识框架不同、方法论背景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与从中国本土的立场反思自我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尽管在总体上不可能都迥然相异，但总的来说，“异”的层面的东西是显见的。

西方研究中国由来已久，它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逐渐发展起来。17、18世纪是国外中国学的初创时期，19世纪是形成时期，这时一批职业化的专家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西方中国学的视角仍然是集中于了解和总结中国古代文明和社会的特征。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汉学的研究才在中国学界引起人们的关注。“汉学”（Sinology）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经济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汉学的研究具有三大地域特征，可划分为“美国汉学（中国学）”、“欧洲汉学（中国学）”、“东亚中国学”。

在西方，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开路人。传教士所做的汉学研究集中于中国语言文字、文物、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主要是给西方人做一些资料性质的介绍。他们的研究既缺乏学术性，又缺少思想性，但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法国促进了汉学研究向近代的转变，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掌握着近代汉学发展的方向。相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世纪30—40年代。由于时代的关系，美国的汉学研究同美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对华策略是分不开的，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是不同的。费正清在回顾美国的汉学史时曾经说过：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美国东方学会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经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即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要服务于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这显然是与欧洲等国纯粹的文明与文化交流式研究是不同的。在欧洲汉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和对中国较为真实的介绍。美国的汉学研究者，通常习惯于用现代化的标准和尺度来度量东方文化和文明，习惯于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是愚昧和落后的象征，毫无可取之处。也正是因此，他们研究中国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如何征服中国，用现代文明改造中国，使其与西方的价值观对接。

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1928）和中国学图书馆。学社成立以后，不仅培养了一批美国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同时，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

2．“中国问题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外中国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传统汉学研究为特征，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步向以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演变；在研究方法上，也改变了重视传统、轻视现实的汉学研究传统，开启了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变中，西方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费正清教授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主张将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把中国古代文明只作背景介绍，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在中国研究上富有现实感。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变化成为西方中国学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从“汉学”中衍生出来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ese Studies）逐渐成为与传统汉学研究相并列的一个分支学科。今天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欧洲，尤指法国是传统汉学的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则是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也是“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只注重古代汉语的研究的模式，重点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指的是近代以来围绕西方对华政策咨询所生成的一种中国问题研究。这种研究，是经典汉学的一种局部性突变，造成突变的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说经典汉学的一批学者还沉浸在“玩味”东方异域的文明，那么政府直接的对华政策咨询则对汉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费正清先生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同时也是海外经典汉学与“中国问题研究”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中国问题研究”与海外经典汉学研究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经典汉学主要是一种思想史的背景性考察，过于深奥、晦涩，与直接的政策层面有比较远的距离。然而，倘若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离不开经典汉学研究的。但就“中国问题研究”而言，则是政策咨询的产物。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基金会投入经费，成立研究机构，并组织学者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了解中国的领袖与普通群众的状况，其目的是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向地区研究逐步转变，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分化，最终使“中国问题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经典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这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汉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该学会致力于培养亚洲现实问题研究专家，资助东方学家和汉学家深入远东、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取真实的印象和丰富的资料。30年代中期，学会负责人菲尔德和拉铁摩尔就曾经为魏特夫所从事的中国研究计划寻求资助。费正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重指出：“我们国家面对着亚洲的阴影，美国人将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对日本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加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便登上了史坛。

如果把太平洋学会作为向地区研究转变的过程的起点，那么，远东协会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的终点。1941年，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对于美国东方学会着重古典研究的方针不满，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组织建立了远东协会，出版刊物《远东季刊》。后该学会改名为“亚洲研究协会”，刊物易名为《亚洲研究季刊》。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地区研究迅速发展，并且在战后直接进入了学院式研究时代。1947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开始全面实施地区研究规划。自此，地区研究作为一项“教学研究活动”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开展起来。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镇。“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群，最初主要是由汉学家构成的。后来，这一研究逐步独立出来，专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在美国这个重镇中的重镇就是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哈佛费正清中心”。中国学从汉学向中国研究的转换，在哈佛大学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斯诺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是这一转换的重要契机。当然，这一转换，与费正清本人的学术和人生经历更是分不开的。因此，考察早期西方的毛泽东研究，重点就要考察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这两个人。

3．国外毛泽东研究或“国外毛泽东学”

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实质上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毛泽东学围绕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比较集中的研究区域，是国外对华政策咨询直接催生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进入了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视野。海外中国研究与毛泽东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在经历了经典汉学、传统汉学向“中国问题研究”的转变之后，毛泽东研究实质上充当了早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体。

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与毛泽东研究贯通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的战时中国研究。为了能够给美国政府提供对华政策决策的服务，美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远东地区研究发展起来。当时的中国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汉学家们既无力回答现实中国所发生的很多问题，又囿于学术的严肃而不愿意过多地接触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非学术问题。这样一来，太平洋学会的进步学者们发出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呼声。从属于太平洋学会的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左翼进步新闻记者成为最早的战时中国研究的实践者，开辟了一条新的中国研究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就是现代中国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研究的拓荒者。

就战时“中国问题研究”来说，毛泽东是一个重要的个案。斯诺本人曾经说过，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这个判断表明：现代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与当时的毛泽东研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对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研究不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当然要以对国民党的研究为重点，然而，毛泽东研究的价值恰恰就在于缺少研究、缺乏了解。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对于新闻宣传的封锁和控制，导致外界对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少之又少，而且不实。再加上后来的中国革命历史的“书写”更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因此，缺少了毛泽东研究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是非常孤立和片面的。今天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围绕的对象不能不是毛泽东。

可以说，毛泽东研究既连接了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又连接了中国本土和海外国家。对于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话以及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来讲，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说毛泽东连接了中国传统与当代中国，因为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的一个桥梁。毛泽东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生活在中国由传统、由近代向现当代转换的时期，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理解当代中国，要理解古代和近代中国，就不能不研究毛泽东这样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东方与西方，中国人与外国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虽然共同关注过毛泽东及其思想，但在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毛泽东研究的展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对毛泽东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身上积淀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同时，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状况的，除了东方的传统外，还有西方的一些东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广泛，鸦片战争后，列强进入中国，不仅在物质层面冲击了中国，而且也在精神层面使中国这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思潮进入中国后，或直接或间接都对毛泽东的思想构成了影响。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研究就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汇合的一种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魅力，正在于东西方思想都在其身上有所体现。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的所从事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中又浓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这种色彩又使得“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等同，甚至不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由毛泽东所塑造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坚持和发展”，还是一种“背离和异端”？在这些问题上，引起后来的东西方研究者们广泛的争论。

国内有学者已经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海外汉学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之间、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与国外毛泽东研究之间的关系。侯且岸在总结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史时，把西方的毛泽东研究也有意识地当做一个重要部分加以考察，在1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做法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侯的这部著作并不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引用其著作的人也不多。这也反映了毛泽东研究在国内国际的现状，说明这一研究已经冷却下来。实际上，今天看来，侯且岸先生的这一考察是相当具有学术深度的。中国国内向来不太注重学术研究史的考察，学术史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炒人家冷饭，殊不知，学术史的研究恰恰正是循着规范方法论反思走向深入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

本书专门考察国外毛泽东研究，间或会涉及一些国内的研究，但也只是在简单比较的层面上，不会详细展开。同时，与国内其他作品的宏观考察不同，本书的时段考察不一样，主要考察内容更为微观，更为思辨。相比较侯且岸的《毛泽东研究史论》，由于他是治美国中国学史出身，因此，他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关注，主要是对美国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关注，而对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毛泽东研究则关注较少。本书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考察，显然超出了美国一国的范围。本书是在国内学者先期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对于国内毛泽东研究史，偶尔也会涉及，但不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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