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外毛泽东学的意义与价值

就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言，毛泽东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当代，毛泽东研究既是一个历史课题，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课题。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针。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察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毛泽东这一段是绕不过去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他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直到今天，无论是在整个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人民群众微观的伦理取向、日常习俗、惯性思维领域，都还或多或少地留有毛泽东时代的印痕。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阐发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独特内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中国问题，是因为中国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从全球范围内而言，中国问题既与“第一世界”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近似性，又与第三世界问题具有深层同质性。因此，学习借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已有成果，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及其思想。这样做，也是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时，正如侯且岸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学术领域对异国历史、政治、思想的研究，异国情调发生着一定作用。作为“局外人”，国外学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也许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许多未知领域和新的研究课题，校正我们这些“局内人”认识上的偏差。

1．何谓“国外毛泽东学”？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国外毛泽东学”，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国外”，二是“毛泽东学”。这里的“国外”指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地区虽属中国的组成部分，但因其毛泽东研究颇具独特性，故笔者在本书附录中也进行了介绍。关于“国外”这个概念，也不同于“西方”这个说法。“西方”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东方而言的，最初这种划分只是在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进行的。但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西方”这个概念逐渐就与“资本主义阵营”密切联系起来，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笔者之所以使用“国外毛泽东学”这个说法，目的是区别于“西方毛泽东学”和“西方毛泽东研究”。比如说，苏联和俄罗斯的毛泽东研究，自然也应当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联不是西方，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组成部分。再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毛泽东学”概念，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如果从宽泛一点的角度看，国外学者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中对于所谓“毛主义”的解读，也可以容纳到国外毛泽东学的概念中来。

那么，国内是否也存在一个“毛泽东学”问题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前些年，有个别学者使用过这一概念，有些学者（比如王立胜等）就曾经专门讨论了“毛泽东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笔者以为，从这样的角度讨论问题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明确使用一个概念、一个说法需要十分严谨的逻辑论证，需要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而且，凡是称得上“学”的东西，往往都偏重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将其在“学”的层面上任意拔高，的确可能会引起由于过分强化学术而致淡化政治、远离现实、流于抽象的现象出现。因此，从目前情况看，“毛泽东学”的说法在国内还未能在学界广泛使用。而在国外，这种对于“淡化政治”的担心就无须存在了。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国外毛泽东学”，也并不被国外学者全部认可，“毛泽东学”在国外也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在国外，即使在政策咨询色彩很重的时期，也没有形成一门完整意义上的毛泽东学。不过，随着政策咨询性研究的弱化，随着毛泽东的逝世，特别是国内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围绕毛泽东展开的研究更具学术客观性，倒是从某种意义更接近于成为一门“学问”。

2．为什么要研究“国外毛泽东学”？

一种研究的展开，总要有个目的和动机。对于国外毛泽东学加以关注，展开研究，同样也有一个出发点和动机的考察问题。为什么要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或者说，关注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要从国内毛泽东研究的现状说起。

当前，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量与质的角度看，国内毛泽东研究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天，毛泽东研究在数量上已不如当年，不仅不如“文革”前后那么多，也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多。而且，从总体的研究质量上看，从研究的学术深刻性和理论系统性角度看，也不能令人满意。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比较多，高层次的创新性成果比较少。就很多研究成果而言，无论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是赞成还是批评，都不免流于肤浅，缺乏严肃而又认真的思考。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一切。作者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成果、一批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机构、刊物和学者群正面临着或解体或艰难运行或转向的命运。从转向的角度看，这是合理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实践创新带动理论的创新，理论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去概括提炼实践经验，进而把实践创新升华成为理论创新。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转向发生的同时，在一些机构、刊物和学者那里，也出现了一定程度弱化、虚无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状况。顺带说一句，这种转向和弱化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国外，随着政策咨询性研究的淡化，今天的国外毛泽东研究弱化程度更为严重。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今天去关注他们已有的毛泽东研究成果。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也许毛泽东研究在国外还算不上是一个专业化领域，但不能否认的是，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个重要任务。在毛泽东生前，研究毛泽东具有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因此对毛泽东的一生与著作的分析曾一度在中国和西方流行；毛泽东去世后，情形有些变化，他已经不再是西方青年崇敬的领袖。这一情形意味着对毛泽东的研究将日益成为少数专家的事。他们的兴趣由于研究对象政治意义的减弱而日益具有学术性。我想，尼克·奈特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国内目前研究的现状。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无论国内国外，毛泽东研究已经不再是一门“显学”。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能是深入推进对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客观上使我们有了可以给出毛泽东学术思想肖像的一个较好时机。如果再加一种补充解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距离产生美”？对当代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时间维度）；对国外毛泽东研究来说，中国的毛泽东是一种异域（空间维度）的“审美对象”。相比较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旁观者虽不能说一定就清醒，但是研究、反思和审美的确是需要时空距离的。

而且，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全世界都可以研究毛泽东，但作为毛泽东故乡人的中国学者，不能不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中担负更多的责任。有人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是令人痛心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在毛泽东研究领域重现。如果将来有一天还有人说“毛泽东在中国，毛泽东学在国外”，我们这些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者的心情一定是十分沉重的。

那么，读者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这一不景气的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为什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很难找到新的生长点呢？我想，大致可以从以下文献文本（材料）、立场和方法等几个方面来找一找原因。

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角度看，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性，国内研究在文献搜集、版本考证方面，特别是在许多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很难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与之相比较，国外研究则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在文献资料与版本考证方面关注较多。近年来，国内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出版工作有重大进展，但正式版本与第一手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展开不够。从研究立场角度看，由于东西方的国情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也不同，因而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读上就形成了差异与不同。全方位、多视角地观察毛泽东、研究毛泽东，可以起到开拓研究思路，使研究不断深化展开的作用。从研究方法角度看，我们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宏观与微观领域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外学术研究的许多成熟范式不为我们所熟悉。对于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我们要持“批判”的态度，但是，“批判”在规范的学术研究意义上是包含了肯定性评价在内的，“批判”决不是“否定一切”。

现在看来，对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的重视是不够的。不够重视的原因大概有两种：一是认为西方人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合适照抄照搬到中国来；二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外国人研究中国要么是猎奇，要么就是具有意识形态偏见，再加上文献资料方面的缺乏、历史线索的模糊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不免经常会出现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判断。

我们意在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引导研究者开拓理论视野，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目的不是解决全部问题，而是提出毛泽东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真问题”，引发思考与争论。笔者以为，在当前的毛泽东研究领域，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研究不努力，不在于已有的成果在数量上不足，而在于文献材料不足、视野不够、方法有待完善。因此，这就迫切地需要我们提出“真问题”，回答并解决“真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多重张力中实现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当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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