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文明的冲突和碰撞

中西双方侵略与被侵略的斗争，还只是近代中西矛盾性质的一个方面。

做进一步的理性分析，中西矛盾的性质还有更加深刻的一个层面，即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说，它又是一种文明类型的冲突，是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已经回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现在我们还要更加直接地探讨一下，到了19世纪，人类文明的脚步又跨到了哪个方位？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关系当中？

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领域内兴起了一场以人文主义为主旨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它最初发源于意大利，后扩展到欧洲各地。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欧洲的文学艺术首先繁荣起来。长期受中世纪宗教束缚的人得到极大的解放，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珍品和思想、科学成就，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拉伯雷、莎士比亚、马基雅弗利、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文艺复兴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将文艺复兴称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市场迅速扩大，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市场已无法满足对工业品急剧增长的需求。18世纪中期的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1782年瓦特联动式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解决了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使工厂制度逐步确立，人类从此进入了“蒸汽时代”。机器得到广泛应用。到19世纪上半期，在英国，大机器生产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也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到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它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工业化的需要，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成为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期，被誉为“科学的世纪”。重要的科技成就有：电能的开发和广泛应用、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炼钢技术的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也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发展。牛顿力学定律、电磁效应、热力学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迈尔和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孟德尔的遗传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相对照，地处东方的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但到近代，却没有赶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曾经出现过所谓“盛世”，经济较快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巩固了满蒙汉统治阶级的联盟，经济力量和社会发展水平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一船又一船运往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的瓷器、丝绸、漆器、茶叶等中国商品，向西方展示出一个光彩炫目、缤纷绮丽的中国。

但是，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统治严重窒息了社会创造的活力。虽然已经孕育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毕竟数量很少，质量也低，尚不足以引导中国进入新的社会形态。一次次人为制造的“文字狱”见于记载的就有百起之多，社会精英终被打压改造成了不能有任何自己思想的犬儒。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受到严重的限制。时开时关的国门更多地倾向于关上。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开放与封闭、文明与愚昧相碰撞的故事很多。

康熙七年（1668年），荷兰、葡萄牙遣使要求开放通商，但只获准在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两次派遣使团来访，提出外交和通商要求，但均被拒绝。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献给康熙帝，并加以刊行流传。但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康熙起居注》中这样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帝的愚昧，没有能得到流传。

中国在盛世喧闹的余音中逐渐衰落。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滞留在长期封建社会的门槛里。政治上的集权、专制，经济上的分散、落后，对外部世界的封闭、排斥，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乾隆朝结束后的45年，即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

统治集团对外部世界所知寥寥。虽然多位清朝皇帝曾请外国人当过教师，但并没有把学到的一些西方文明转化为治国的理念和政策，更不愿传播给民众了解和使用。以天朝为中心的理念仍牢牢束缚着整个朝廷的思维和对与外部关系的处理，以致使一些迂腐的礼仪问题，匪夷所思地成为中西矛盾的导火索甚至中心环节。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代表义律曾递交林则徐一封书信，内有“使两国彼此平安”字样，连当时较为开通的林则徐都对“两国”一词严厉驳斥，“如两国二字，不知何解，我天朝臣服万邦，大皇帝如天之仁……想是英吉利、米利坚合称两国，而文意殊显不明。”

西方国家希望开拓与中国的商务贸易，因此派代表来华，希望觐见中国皇帝，或能常驻北京。但都一次次在礼仪上被卡住。咸丰皇帝坚持只有向中国称臣纳贡者，才可获准进京，且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才能觐见皇帝。英法等国当然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于是，该沟通的情况没法沟通，该交换的意见没法交换，该解决的问题没法解决。小事变成大事，矛盾变成冲突，火星变成炸弹。

《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按照规定英法公使要进京换约，这再次触及清廷的天朝理念和礼仪问题，英法公使要求以鞠躬礼觐见皇帝，并且亲自递交国书给皇帝。咸丰皇帝坚决反对，最终双方撕破脸皮。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中国惨败后，为了避免公使觐见，咸丰皇帝又滞留热河不归。

西方列强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有的是无理的、侵犯中国主权的，有的，其实只是一种世界各国从事贸易和外交往来的正常行为，如公使驻京、开放某些城市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来往。如果适当接受和允许，至少可以防止矛盾的扩大，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国朝野，以为天下只有一个中国，其他国家都要像奴才一样对中国皇上唯唯诺诺，一点不知道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也不知道国与国应该怎样交往、有什么规则。结果被人家打痛了，再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既无奈，又屈辱。

还有一些中国式的思维和谋略，与世界文明的观念没法兼容，也造成了某种文明的冲突。比如，在谈判中将对方代表拘留，居然还定个中国式的“叛逆罪”，施以酷刑，甚至折磨至死。这在中国是常事，小菜一碟。但与世界文明的规则和理念一接触，便真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像个活化石和木乃伊，迂腐、野蛮到可笑程度了。

所以，一度兴盛的清王朝，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对先进文明的极力抗拒，成为一系列矛盾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从文明类型的角度来说，中国与西方之间乃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比较、对立和冲突。两种文明的对抗，必然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ozedong/20221193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