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谁践踏了条约和法律？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有关问题，指出英国军事行动没有法律依据，是非法的。

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中，马克思较多地说到了法律问题。

马克思说，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学权威——大法官[克兰沃斯——编者注]说过：“如果英国在‘亚罗号’事件上没有充分的根据，那末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在议会辩论中，“得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都证明了英国在这划艇事件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此，马克思把他们的论据在文中做了简略的叙述。

英方为推卸广州屠杀的罪责而硬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罪名是：违背了1843年的善后补充条约第9款。该款规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潜藏于英国军舰或商船上的中国罪犯，中国当局不得自行逮捕，而应通过英国领事提取，由英国领事将罪犯引渡给地方当局。现在中国官员却撇开英国领事，逮捕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划艇亚罗号上的中国海盗。所以也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

对此，中方明确强调，英国的很多议员也都承认：“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

既然如此，这只中国船是怎样变成英国商船的呢？是靠在香港买到了英国船籍登记证或航行执照。这种登记证的法律根据是1855年3月香港地方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命令。

但是，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现有条约，并且还取消了英国自己的法律。因此，它是无效的。这个命令只有依据商船条例才能在英国人眼中取得一点合法的外貌，但商船条例是在香港的命令颁布了两个月后才通过的。况且这个命令与商船条例的条款根本就不一致。因此，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

然而，即使依照这张不值一文的废纸，亚罗号也得不到它的保护，因为这只船已违背它所规定的条件，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这一点，连约翰·包令爵士[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曾写信给巴夏礼领事，说‘亚罗号’无权得到英国的庇护的约翰·包令爵士”——编者注]自己也承认。

可是，有人说，不管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总之，船上挂的是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侮辱。

首先[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但是，首先，‘亚罗号’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约翰·包令爵士本人在10月11日自香港寄给巴夏礼领事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编者注]，如果挂了旗子，那末这面旗子是挂得不合法的。

究竟是不是挂了旗子呢？关于这一点，在英国和中国的声明中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国的声明已经为领事们所转交的、葡萄牙第83号划艇的船长和船员的证词证实了。11月13日的一期《中华之友》援用这些证词说道：“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

马克思引用了这些分析，同意得出结论：“可见，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拘泥于国家荣誉的形式问题也不能成立。”

1859年6月，英国远征舰队强行护送英、法两国公使进京换约，进入白河口，袭击大沽炮台，遭到中国军队还击，英军战败，只得退却。

消息传到伦敦，报刊和政客一片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把中国将军们个个吊在桅杆上示众，借以“教训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

面对这片喧嚣，马克思写了题为《新的对华战争》的一组文章，严词驳斥。

马克思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

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只是挫败入侵”。

马克思还依据有关文件，进一步揭露：“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

在《英国的政治》一文中，马克思还揭露了帕麦斯顿对法律的践踏和破坏以及他的欺骗性。

马克思指出：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按照帕麦斯顿勋爵独断下令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肆无忌惮地违背了英国的宪法程序。他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君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

同时，马克思指出：“帕麦斯顿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有关的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正是这个事实，却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

其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和协定等，总体应该说是不平等的。但是，即使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当作规则，英方也没有严格遵守，而是为己所用，甚至不惜故意违反。

总之，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对其殖民主义侵略性质的分析也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学的剖析，又有道义上的谴责；既有政治上的揭露，又有逻辑上的反驳；既有事实中的材料，又有法律上的推演；既有国内的角度，又有国际的视野。它们综合起来，对鸦片战争原因、性质的分析和对侵略者的揭露批判，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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