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状况植根于经济结构

如果说，中国市场的特点是一种外在表现的话，那么，它的内容、它的底蕴、它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和描述，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已做了研究和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但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与市场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摘录两段马克思引用米契尔报告书对这种状况所做的描述：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其实，这种消费习惯应该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虽然它对西方人扩大在中国的市场是个障碍。

马克思继续引用米契尔的材料：

“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

“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这里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正是这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阻碍了对华贸易的增长。这是马克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当然，这不是阻碍对华贸易增长的唯一原因。马克思通过对鸦片贸易与中国市场的研究，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因此说，鸦片贸易是阻碍对华贸易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对华的鸦片贸易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42年至184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39000箱。1850年至1854年间，增加到平均每年53500箱。1855年至1859年间，更激增为平均每年68500箱。

鸦片走私激增，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致使中国没有多少白银能用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工业品，结果造成了中国白银外流与对外贸易出超并存的奇怪现象。“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

马克思还引用了英国下院一个委员会的报告来说明这种矛盾：

“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

一位旅华美国商人的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停止哪一种贸易——鸦片贸易还是美英产品的出口贸易？”

蒙哥马利·马丁介绍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鸦片贸易——这块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恰恰从根本上损害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中国市场的扩大赶不上西方工业的增长，这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特点和西方掠夺中国的政策所造成的一个尖锐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做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事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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